这一篇文章我会很快地处理代表性的问题,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军公教人员会成
为本省籍占绝大多数的历史因素。至于前一章谈到的“男女合校问题”我会留到下一
次再来讨论。
代表性的问题是这这样的:在母体占有一定比例的特定群体,也必须要在某个项目
上占据相似(最好是相同)的比例。在前一部份里我提到这是一种“相对比例”下的
思考方式,我还强调这种理解几乎是完全搞错状况。在这里我要进一步解释一下这背
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事实:这里群体的分类几乎是无限的:你既可以依照族
群或省籍去划分,也可以依照性别、年龄、居住区域、教育程度、父母收入、宗教信
仰等任何方式去划分。这导致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社会里基本上不大可能有一个次
群体可以完美呈现母体的实际分配,特别是该群体不去在意某些特定分配逻辑的时候
尤其如此。
前面我所说错误的相对比例概念,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当军公教人员
的省籍比例、与台湾总人口省籍比例不符合时,炒作省籍议题的人,就会说这是在搞
“省籍歧视”。但是这是有明显问题的推论。照此逻辑来说,我可以很轻易指控国家
有性别歧视……搞不好也有宗教“歧视”的问题在。
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很多现象产生的后果可能包含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素,特
别是“因果炼”关系很可能并不这么直接。我在后面会找机会对此作为一个解释。不
过在这里我们需要进入代表性的问题,因为这是可以进一步证实台湾省籍不平等的重
要理由。代表性的问题在这里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为了达到前述“特定群体必须在某
个次级社会群体上也占据相似的比例”这个理念,有时候社会、国家会人为地采取一
些制度手段来制造出他们期待的特定比例。在军公教人员的省籍比例上,国民党政权
过去确实也这么做了,这是我们要谈省籍问题时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
这里我们牵涉到了国民党统治时的“法统”概念。这个概念在许多意义上,其实和
前面的想法并没有两样。所谓“本土”的观念认为台湾的军公教省籍比例、应该要和
台湾人口的省籍比例一样,因为这是“台湾”的政府单位;而法统的说法则是,为了
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代表性,因此中央民意代表、军公教公职单位的比例,应该与
中华民国三十五省、两个地方、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比例”维持一致。是的,这两种
立场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核心的部分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而已。
这种省籍比例决定中央民意代表、公务人员录取的方式,对中华民国来说是为了维
持代表性不得不为的手段(对台湾意识来说,这就是不平等的作法)。但是这种作法
的效果,在实际上却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台湾十年之内,就开始出现严
重的问题。
国民党面对的问题,总归来说就是一个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加以镇压、对抗的对手
:时间。就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上,当国民党被迫撤退来台、而不可能在大陆办理选举
的时候,国民党采取非常手段、借由大法官释宪和修法,冻结了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
,造就了所谓的“万年国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拖长,这些代表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
、同时也越来越老,国民党也不得不已“增补选”的方式来替国会增添新血。--这
些增添的新血也就不可能兼顾什么省籍比例了,只可能是大量的本省人。
同样困境也出现在公务人员的招考上。最简单地说:如果要能维持省籍录取比例,
那么至少各省籍报考、合格的人数,绝对不能少于预计录取的名额数。--但是当外
省人口数只占了全台湾的13%到15%,根本不可能长年满足此一条件。这样说吧,假
使云南预计录取5个名额,但是只有2人达到录取标准,怎么办呢?这时可供选择的作
法相当有限,例如“缺额不录取任何人”、“下修录取标准”以及“采用其他达到录
取标准的人”。
对于政府来说,早期可以采用第一种方式来维持“公平”。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
不断产生的缺额最终迫使政府必须采用第三种方法,来补充政府各单位人力的不足。
--这时我们要问,那些被录取的“其他人”是谁呢?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本省
人,这也造成本省人开始大量超额录取的情况。
http://homepage.ntu.edu.tw/~luohm/selection.pdf
这次我们引用骆明庆的研究: 骆明庆 (2003), 〈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与特种考
试的省籍筛选效果〉,《经济论文丛刊》,31:1, 87-106。骆明庆这篇文章很详细地描
述了高普考的这种趋势,在这里我引用几段来说明如此的现象。
这个依照省籍比例来录取政府人员的制度,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了麻烦:
以1950年全国性公务人员高考为例,录取者中台湾省者有7人,其他省籍者
虽然有少数省区因无人应考而缺额,仍然录取了179人,……(页90)
国民党政权1949年搬来台湾,隔年的高考就已出现无人应考导致缺额的问题。我们
可以看到此时是以前面所说的缺额方式来处理。但是这问题没办法因此获得解决。这
道理很简单,今年都没人来考了,还能指望明年有足够的人冒出来考、同时还能及格
获得录取吗?因此最后只能从另外两种方式来进行了。
1962年的《考试法》修正,尝试兼顾第二种“下修录取标准”和第三种方式“录用
其他达到标准的人”的作法。这就出现了著名的“降低录取标准10分来录取一人”的
作法,也往往被攻击省籍不平等的重要证据。这条条文确实明显有着省籍不平等的意
涵在。不过骆明庆的研究却发现,现实上这修正反而让本省人士获得更进一步的大量
超额录。--问题还是一样的,根本没有足够达到标准的外省考生让国家录取。骆明
庆用1978年高考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在达到录取标准的台籍考生全部录取的情况下
,就算再降低10分标准录取额外一名外省生,最终录取的人数比例,还是172对606,
本省籍录取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原本省籍名额设计上,可是要求有570名外省籍考生
录取呢!(页92-93)
这篇论文93页有张简单的图,说明那次被认为是“省籍歧视”的修法,反而导致省
籍平等的后果。这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出讽刺剧,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外省族群在进入公务人员体系占有特别优势的情况,在距今50年前的1962年时便已
经获得了相当的解决;那么,政治人物为什么到了1987年、甚至是现在还在炒作军公
教、省籍议题呢?我再下一篇降进一步地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