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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能与川普政府达成贸易协议后，台湾上周五遭遇了大幅提高的关税冲击：大多数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关税被调升至20%，从原本的10%翻倍，且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及欧洲这些已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国家的税率。
在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随着其推动“MAGA-美国再次伟大”政策，许多国家的处境因此恶化，而台湾名列前茅。台湾政府可说是一个如何错误应对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典型案例。
此次关税上调，紧接着台湾总统赖清德访美行程被羞辱性取消之后发生——据报导，这一决定出自川普本人。赖清德原计划以“过境访问”名义，经停达拉斯与纽约，前往台湾在拉丁美洲仅存的少数邦交国之一。
传闻取消行程的原因是川普全力与中国进行交易谈判，而中国一向将实际独立运作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由于美国已基本完成与富裕及能源出口型中东国家的协议，并接近完成与日本、韩国及欧洲的协定，一旦与中国达成交易，就能涵盖大部分对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份额。（加拿大和墨西哥最终也会接受对川普有利的条件。）
台湾政府私下将此次行程取消及未能在8月1日截止日前敲定贸易协议，归咎于川普为追求中美交易的努力。但这一说法遭到美方内部人士否认。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如果赖清德愿意取消纽约行程，只访问达拉斯，川普会批准该行程。他们也质疑台湾的贸易谈判策略，并将其与日本等更成功的案例作比较。
问题不仅是川普目前专注于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及今年稍晚预期举行的川习高峰会，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台北多年来的错误策略，导致如今难以逆转的困境。
这一错误策略的征兆，在去年川普成功连任当天就已显露：赖清德没有尝试打电话祝贺川普胜选。前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时曾致电祝贺，而川普也意外接听了电话，这在当时因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而引发轰动。
考虑到2016年通话曾引发争议，川普这次也可能为避免激怒中国而拒绝再次接听。但也有可能他会接下电话，延续美台领导人直接通话的先例，释放双方关系良好的信号。
有些台北人士表示，赖清德曾受到与川普有交情的朋友建议，不要尝试打电话祝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些顾问可能因为并没有真正接触川普的管道，给出了错误的建议。赖清德本应该有判断力，让川普自己决定是否接这通贺电。结果，他只是透过发言人发出一份形式化的声明。
这个举动在一些长期关注台湾的华府人士看来，与四年前台湾官员在拜登就职时表现出的兴奋形成了强烈反差。拜登曾在欧巴马政府担任八年副总统，当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对自由世界的威胁急遽扩张，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却走下坡，政策软弱，对台湾保持距离。拜登同时也是长年参议院资深成员的产物，深受一种失败的外交体系影响，而该体系最根深蒂固的假设是：中国崛起称霸是必然的，但只要美国不做出类似“自我防卫”这样挑衅举动，过程会是和平的。2011年担任副总统时，拜登甚至在《纽约时报》上以近乎荒谬的语气安抚性评论中国的寄生式经济
政策：“但我仍深信，一个成功的中国能让我们国家更繁荣，而不是更糟。”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被允许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她与同僚将此事视为重大的外交突破来庆祝。萧自称采取“猫咪战争”的外交形式（不要问我什么是Cat war….)，并在典礼现场的远方座位上录制影片，宣称“自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她虽然身处户外，却仍戴着口罩发言，这也象征了台湾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可惜政策，导致多数美国人多年无法造访台湾。
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外交官在拜登政府期间自称拥有良好布局，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拜登确实打破美国刻意保持模糊的惯例，声称若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将会防卫。然而，他的幕僚几乎每次都在他刚离开麦克风后立刻撤回这些言论，如今看来，这只是控制一位实际上无法掌握自己政府决策的老人。许多美国选民支持川普，就是为了终结他们眼中拜登政府在对中态度上的软弱。
台湾选民在2024年将萧美琴推上副总统之位。华府多数关注台湾事务的分析人士认为，赖清德在对美政策上多半听从她的意见。这是一个问题。自1979年美国终止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以来，所有驻美台湾代表都因无法像真正大使般行事而受限，但这不是唯一问题：萧美琴明显属于讨厌川普及其政策的那个派系。
她在华府任内最得心应手的是与所谓“人权联盟”往来——这是一个由国际共和研究所、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成的华府网络，表面上横跨民主、共和两党，但实际上是华府这个烂摊中全球主义“单一政党”的一部分，视川普为民主的最大威胁。川普则曾试图切断这些全球主义组织的联邦资金。
2022年，萧美琴在左派媒体《华盛顿邮报》撰文，实质上站在拜登政府一边，支持其为乌克兰出手干预，写道：“乌克兰战争让世界清楚认识到，民主国家肩并肩对抗威权侵略有多么重要。”当时这或许看似政治安全之举，但对于理解川普基本盘的人来说，这是毫无意义且有风险的表态，因为川普支持者普遍认为拜登的介入是昂贵又危险的全球主义延伸计画。
萧美琴在华府的存在，在民主党同时掌控白宫及国会两院的那两年间，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她对拜登政府的热情态度疏远了共和党人，而共和党才是能真正为台湾提供军售支持、推动对中强硬政策的关键力量。台湾总统府曾声称萧美琴被“国际媒体评为华府最具影响力大使之一”，这种说法显然荒谬。
如今，共和党全面掌控华府，由川普主导白宫，让像萧美琴这样思维路线的人继续引导台美关系、塑造台湾形象，更显得毫无道理。她虽未曾直接谴责或疏远川普，但毫无疑问，她本会更希望拜登连任第二任期，且在政治与私人层面都缺乏与川普或其核心幕僚建立关系的途径。与她同一派系的人一样，她属于全球主义左派阵营。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华府政局已大幅变化，台北方面仍延续萧美琴式的路线。7月29日，赖清德在总统府热情接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主席Damon Wilson。川普曾试图撤销这个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基金会，因为该组织不仅抹黑他，甚至有一名董事曾公开把他比作“希特勒、史达林和墨索里尼”。此外，该基金会还曾卷入一桩名为“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诉讼。赖为何要见此人，还大肆公开？这是萧美琴建议的吗？
不幸的是，这些错误发生在台湾在美国形象日益恶化之际。
如今，台湾不仅没有被视为对抗中国的资产，多数关注外交政策的美国人反而视之为负担。他们担心台湾会把美国拖进一场不想要的对中战争，且美国民众对台湾并没有深厚的文化连结，让他们觉得“必须保护台湾”。台湾政府自己也没有把国家定位成一个为自由资本主义奋战到底的堡垒，反而只是对外宣传自己是个“芯片工厂”。
川普虽以将外交细节交由副手处理著称，但他对台湾有一件事记得非常清楚：上届奥运，台湾派出一位检测显示带有男性染色体的拳击选手林郁婷参赛，结果她击败一名女性夺得金牌。台湾政府甚至派出美制F-16战机迎接她凯旋。川普当时与另一位同样击败女性选手的跨性别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一并表示谴责。
川普也深信台湾半导体产业盗取了美国技术。他去年曾说过：“你知道吗，台湾偷了我们的芯片产业……现在他们还想要我们保护。”当时台湾组织和反川普媒体立刻跳出来“查核”这句惊人且被指为错误的言论。然而，这并非完全错误，像川普许多令人震惊的言论一样，进一步调查至少部分属实。美国司法部在2008年和2018年都曾起诉台湾公民窃取半导体商业机密。而我在2010年代初亲自听过一位台湾半导体业资深人士含糊承认，他在1990年代的工作就是“逆向工程”美国芯片——也就是透过拆解成品来推测设计与制程，进而窃取技术。（讽刺的是，那次我正好参加由台
湾政府赞助的访问行程，而如今他们对这类指控极力否认。）
熟悉川普的人也知道，他很在意各国政府的国防开支。川普或许知道赖清德曾承诺要把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但他更可能清楚台湾实际花费不到这个比例，甚至一度计画今年缩减军费。
台湾的年度国防预算仅约200亿美元。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但其国防开支却是台湾的两倍以上。川普与国防部高层政策官员布里奇·柯比（Bridge Colby）都曾表示，台湾应将军费提升至GDP的10%，接近以色列的历史水准。然而，关于是否该达到这个比例的讨论在台湾几乎不存在。从华府的角度来看，台北总是口头宣称会小幅增加军费，但连这点 modest 的目标都未能达成。
川普阵营中专注台湾政治的人士也许理解，甚至同情赖清德面临国会由在野党掌控的困境。但任何对赖改善局势的期望，近期都以惨烈失败收场。民进党在7月试图罢免12名国民党立委，结果全部失败，这在台湾政治史上前所未见。虽然民进党官员将此归咎于基层发动，但这场行动部分是由当时的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与党团总召柯建铭推动和操盘。
这场挫败加深外界对赖及民进党的观感：他们在选民支持度上陷入困境，无法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只能寄望于打“抗中”牌，以及放大国民党与中国之间可疑的商业往来与亲中形象来维系支持。
民进党内部缺乏对商业关键议题的实质辩论，例如：外籍短期居民移民政策松绑、对银行及保险业的过度监管、能源成本过高等问题。台湾对美国农产品设有高额关税及非关税障碍，也限制中国资金投资，即使部分资金并无附带政治条件。自2020年北京终结香港法治后，大量资本外逃，台湾几乎未能吸引任何流入，主要受惠者反而是新加坡。
至于美国人想在台湾生活或经商，也常面临许多不便。尽管没有官方禁令，外籍人士普遍反映，在没有台湾配偶的情况下，要开户极为困难，即便有配偶也要经历冗长繁琐的程序。就算信用纪录良好，美国人仍很难取得信贷。
为了取悦环保人士，民进党关闭了国内核电厂，被迫用补贴来应对日益高涨的电价。台湾的国营电力公司去年亏损高达130亿美元。部分民进党官员认为，这种去核化后对外能源进口的依赖有其“好处”：他们相信，进口美国生产的天然气能缩小台湾与美国之间高达740亿美元的货品贸易逆差，这是华府第六大双边逆差。然而，天然气进口实际上无法明显改善问题。在川普阵营眼中，民进党政府只是被左派文化议题牵着走——例如非核家园、跨性别政策——对美国商业利益漠不关心，对国防不够认真，也没有诚意缩小贸易逆差。
台北当局并非不知道自己与川普关系紧绷，但就算有心改变局势，努力也显得无力。5月，台湾驻美代表处以每月6万美元聘请Ballard Partners进行“战略倡议及政府关系”游说。表面看来，找一家与川普关系密切、曾雇用前佛州检察长Pam
Bondi等川普圈内人士的公司似乎聪明。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许多长期协助台湾的华府人士看来有点冒犯。民进党长期与奥巴马、拜登阵营的左派打交道，并视共和党支持为理所当然。等到发现美国新右派崛起、对台湾漠不关心时，才仓促丢点钱给一些据说在川普圈吃得开的游说公司。（甚至有不少传言，Ballard在部分川普核心圈里已失去部分影响力。）
这正是台湾“失去川普”的核心问题，也说明了即使未来达成贸易协议，双边关系仍将残破不堪。问题不只是外交怠慢川普、防务不足又夸大承诺、外界怀疑台湾是否真会战斗、窃取美国智慧财产、为类似“奥运金牌家暴”事件欢呼、沉迷于左派文化议题、反商政策等。更致命的是，台湾根本没有认真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无法理解、连结美国新右派。花钱请个可能对川普有影响力、也可能早就失宠的游说公司，或邀请几位不再举足轻重的前官员来台受礼、发表总是过度乐观的美台关系谈话，根本无法补救这种缺失。
川普实质上宣告了全球化、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几乎没有任何精英级外交政策与经济专家能够预测或真正理解它。这个新格局遍及全球，拥有许多行动者和动态因素，但核心是美国的新右派力量。这股势力不见得每次选举都能胜出，但已经崛起，并将在未来多年内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不仅影响川普的剩余任期及任何可能的共和党继任者，也将长期塑造美国政治走向。台湾必须面对这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并且很可能需要发展出一种尚未成形的修正版政治路线，才能适应未来局势。
Christian Whiton曾在小布什政府和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负责向国务卿及其他高层官员提供公共事务及东亚事务方面的建议。他现为“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以及公共事务与政府关系公司Rockies Aria LLC的合伙人。
在此之前，他曾任职于KPMG LLP、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及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 & Co.）。
他是《Smart Power: Between Diplomacy and War》一书的作者，并在Substack上主编“Capitalist Notes”。他曾多次受邀出现在Fox Business、Fox News、BBC、CNBC、Newsmax、日本NHK、澳洲Sky News等多家媒体节目中。
Whiton拥有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学士学位，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