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我流亡了三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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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聂华苓（作家、“爱荷华国际写作计画”创办人）
编按：“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
从1925至2011年的86年间，这一个大时代的重重叠影和繁复图像，从中国大陆的故园、到
青年时期暂寓的台湾，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国，聂华苓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疆界，凌驾
了政治与历史的分野，以一贯细腻优美的笔触，记述自己曲折动人的一生，写下三个人生
阶段、三个年代和三个活动空间中的记忆（ * 本文摘自聂华苓《三辈子》）
我流亡了三辈子。军伐内战，抗日战争，中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
台湾。逃到爱荷华。
小时候，因为父亲的桂系关系，逃避蒋系的暗杀，躲在汉口的日租界。我们就在那儿住下
了。1936年，父亲在贵州专员任内被红军杀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十四岁，就成
了流亡学生，当时我们中学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离家〉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这样逃，逃，逃，逃了敌人，逃不了国民党，逃不了共产党。1949年我二十四岁带着家人
从大陆逃到台湾，立刻参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适先生创办的《自由中国》。逐渐地，因为《
自由中国》对台湾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尖锐批评，锋利的驳析，十一年以后，在1960
年被政府封闭，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被捕，《自由中国》被封。
雷震等被捕后，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
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当时我
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
名字。没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写的
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
文章。1960年九月，最后一期《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就是殷海光写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
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1964年我终于到了爱荷华大学作驻校作家，已在台湾出版七本书了。当时，作为一个作家
，我还是困在自己的处境中：中国人，中国人，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自由中国》创刊号。相片来源：转自台史博线上博物馆
那岂不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处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结婚呢？还是不结婚？甚至不知道是
回波兰呢？还是不回去？
爱荷华大学1967年创办“国际写作计画”（IWP），我开始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
当时的世界正是冷战时期，东欧的国家在苏联控制下，中国大陆已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
革命。台湾那个时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严时期。1968年，陈映真接到我们邀请，却被当
局逮捕了，捷克发动人权运动的哈维尔Vaclav Havel，接到我们的邀请，苏联坦克车冲进
布拉格，哈维尔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终于在1989年，被选为捷克总统。
从1945到1991年，欧洲被铁幕分隔成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样的世界局面下，
吸收了一些很优秀的东欧作家。
我和东欧的作家特别接近。他们对我诉苦，我懂。例如，波兰小说家Julian Stryjkowski
。IWP一再邀请，他终于在1969年到了爱荷华。那时候，作家在IWP八个月，他们在爱荷华
度过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纷纷，只见Julian捧著一束鲜花，走进我办公室，一面说
： 我可以和你谈谈吗？我说：当然可以。他说：可不可以关上门。我说可以。预感他有
重要的话要谈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兰驻罗马的新闻社长，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说，
写意大利没有田地的农民，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他在一份现代文学的杂志工
作。他本强烈拥护共产主义，1966年，他退出波兰联合工人党，和其他一些当年有名作家
，抗议共产党政府对文学、艺术、文化的迫害。从那以后，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
发表，但必须通过检查单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谈谈，也正是他在波兰受压制的时候。他关上我办公室的门，给我一束鲜花
，坐下后，对我谈到他当时困难的处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几年了，她有个儿子，
母子都对他很好。他们想结婚，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会影响他们，尤其会影响儿子的未
来。他不知如何是好。那岂不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处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结婚呢？还是
不结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兰呢？还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为那个原因，那母子俩
也不可能从波兰出境到美国。
其实，他知道我也没办法。但他要找个人，吐吐苦水。他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一再要
他回去后，告诉我他们是否结婚了。好久以后，我才接到他一张明信卡。只有一句话：我
回来了。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
人的命运。 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扩大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创作。
伊朗的诗人台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爱荷华，正是伊朗巴拉维国王专政
的时代，对异议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爱荷华又留了一年，最后，不得不
回国了。我和Paul送她上飞机，她上了飞机，又跑下来，抱着我大哭。她在爱荷华写了一
首诗：
我的表骗我
啄木鸟知道
我住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何必在印满足迹的壁上
展现我不尽的语言
我必须走了
我的表永远骗我
交通指标也是
停止─等待─不转弯─左转─右转
有个永远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谎
总是缺点儿什么
我总是和当时有点儿什么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马路上闲逛
我不该穿缎子鞋，也许
（聂华苓／译自英文翻译）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东南部平原上一个小村里犹太家族，后
随新闻记者的父亲移居山峦地带。她庆幸从小就浸润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
参加轴心国，纳粹被苏联袭败。她父亲在战俘营中死于伤寒。1944年纳粹占领匈牙利，迫
害犹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达佩斯狱中。1945年一月战争一结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
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纸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瘫
痪，两腿必须锯掉，但一位年老农妇用肥肉按摩她两腿，三个月后，她终于又能行走。战
争结束，苏联进入匈牙利。
她挣扎多年，终于在1953年进入布达佩斯文理大学，后来教过中学，任文学杂志、出版社
编辑、电台工作，1975年开始在赛格德大学教美国诗历史，年近六十，还在布达佩斯大学
研究并得博士学位，专长叶慈（W. B. Yeats）的诗和诗的翻译。从1963年起，出版几本
诗集，四部小说，乔艾思以及汤玛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
作品翻译。所写的诗和小说，涉及甚广──欧洲、美国、亚洲、非洲。三部小说在瑞典和
德国出版，得过匈牙利文学大奖，被选为匈牙利国家院士。1961年结婚，次年离婚。后与
一位美国文学翻译家相爱，他1984年心脏病突发而死。1988年，相依为命的母亲逝世。
她说：我到今天，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了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
何活下去。
Agnes Gegely。相片来源：维基共享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岁，大年初三，满屋红艳艳的喜气，母亲突然看到《武汉日
报》头条新闻：贵州平越专员聂怒夫殉难。他被红军杀害。1951年，大弟汉仲在台空军飞
行失事。我忍着泪瞒着母亲六个月，她终于自己察觉了。1962年，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癌，
我又瞒着她，告诉她是气管炎。五个月以后，在儿女围绕的幻觉中，在我紧握的手中闭了
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尔和我去波兰领国际文化贡献奖，他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下
。现在，我仍然在这爱荷华河上，写，写，写……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
一次的丧失感。
传记家
而我没有鞋子。
我父亲是搬运工人，
他也没有鞋子
我父亲的父亲是牧羊人
赶着羊从一个谷场到另一个谷场，
在睡梦中，他也没有鞋子；
我爱的一个有肺痨的歌唱队女孩，
啊，吟唱死亡！战争；
复兴；当然，我犯过错误；
然而，在一个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从此
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没有鞋子”
此外，我隐藏过几个犹太人
而且大诗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几个场合。
为什么吗，我甚至借给他我的鞋子。
（诗／戈艾姬　聂华苓／译自英文翻译）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
人的命运。
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扩大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