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2.记者署名:
文字：张镇宏
摄影：陈晓威
核稿：李雪莉
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
关于“台湾有事”的修辞──专访许仁硕：台日公民社会如何解决反战分歧？
4.完整新闻内文:
https://imgur.com/JxhM8Uj
2015年8月30日，抗议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全保障有关法案（安保法案）”的民
众，在东京国会外举著反战标语牌高喊口号。20天后，日本参议院通过安保法案，解禁集
体自卫权，在二战后结束70年后首次允许派兵海外，支援美国及其他盟友。（摄影／
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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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派出护卫舰“涟号”穿越台湾海峡，行使航行自由
权。同时，曾于今夏访台并多次谈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两位日本政治人物──石破
茂当上了新一任首相，而前首相野田佳彦则重新成为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党魁。
一时间，台湾再次成为日本国防战略的核心议题。
但除了军事与国际政治，日本也非常关注台湾人权与公民社会发展，像是日本大报《朝日
新闻》就特别为台湾的的死刑释宪案发出社论，感叹日本也应“效仿台湾，深入讨论死刑
制度的合理性与存废问题”。
长年在台日学界、媒体、跨国公民运动与人权倡议中跨界搭桥的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助
理教授许仁硕认为，台湾的国际沟通管道愈多元、愈进步，台湾的国际空间与生存安全性
就愈高。但当日本逐渐对等看待台湾之际，我们又该如何从人权与公民社会的角度，扩大
和日本社会──尤其是与对“台湾有事”存疑的日本反战运动──对台海安全与历史和解
进行关键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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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时期，日本的反安保抗争曾与国际反战运动结合，他们曾在羽田机场与警方大规模冲
突，让出访南越的首相佐藤荣作难堪、瘫痪新宿车站，干扰越战物资调度，更多次示威包
围美军基地，并在机场外焚烧轮胎、施放风筝与气球，试图阻止美军轰炸机起飞。
1972年8月，位于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后勤重镇──相模补给总库，这座越战期间负责维
修美军和南越战车的基地，更遭数千名日本反战示威者包围超过100天。这场被称为“战
车斗争”的大规模反战行动，成功号召了反安保抗争、反战运动、学运青年、环保团体与
一般市民群起响应，他们不仅组成“人链”封锁基地联外交通，更以肉身拦截运载战车的
拖板车，劝说日本司机们不要再替美军将杀人机器送往越南。
虽然战车斗争的结局，是日本政府出动镇暴警察与水砲车强行清场，不过相模补给总库恢
复战车运送的两个月后，美国和北越就签署了《巴黎和平协约》，让美军在1973年3月从
越南战场撤军。但越战的军事冲突并未因此停止，直到1975年4月30日，北越大军南下攻
陷西贡，南越政权灭亡，越战才自此结束。
在日本的反越战示威中，曾经有一句响亮的抗争口号：“我们绝不成为美国战争的共谋者
。”这句话不仅浓缩了日本战后左翼的意识形态原则，也是日本和平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
反战标语之一。然而，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升温，这句反战口号如今却经常出现在日本对
“台湾有事”的辩论里。
对于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任教的台湾学者许仁硕来说，日本的反战运动与“台湾
有事”辩论，不仅与自己的学术专业重叠，也是他与日本公民团体与社会运动交流10年以
来的亲身经验。
37岁的许仁硕，在台湾与日本媒体之间是很特别的“跨界学者”。他主要参与人权运动，
曾是2008年野草莓运动的发言人，目前则担任台湾人权促进会的执行委员。自2013年负笈
北海道大学以来，许仁硕开始研究日本的社会运动与治安体系，博士论文更锁定了日本警
政系统内，专门负责政治侦防任务、应对国安威胁──包括外国间谍活动及国内社会运动
监控的“公安警察”。而1960年代的日本反战与反安保抗争，正是日本警察与学运世代在
街头冲突与舆论斗争的最高峰时期。
在专业研究之外，许仁硕还拥有同世代人中不多见的台日媒体经验。许仁硕目前在北海道
大学教授公共新闻学，他曾经担任过日本《北海道新闻》的驻台采访助理，自2014年太阳
花运动掀起的公民记者与公共书写浪潮开始，就稳定在台湾媒体发表评论，并受邀在日本
大报《朝日新闻》旗下的数位论坛“论座”撰文，是少数能就台日公民社会与政治时事，
为两国媒体间担当“认识桥梁”的枢纽。
除了研究与媒体写作以外，许仁硕也一直参与着台日之间的公民社会交流，从北海道强制
劳动的遗骨挖掘、访问白色恐怖时期日本人权团体对台湾在白恐时期的海外救援、东亚各
国的历史课纲讨论、跨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对话交流，乃至和日台学者共同推动的认识台湾
计画，许仁硕也参与其中──但正因积极于公民社会的交流互动，许仁硕才会对当前台日
双方的“台湾有事”认知落差、特别是日本反战论述和台湾社会的相互误解感到忧虑。
随着东亚局势日益紧张，许仁硕不断思索：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对台湾发动战争，拥有深
厚反战传统的日本舆论会如何解释与回应台湾的处境？日本公民社会是否会像冷战期间救
援台湾政治犯一样，将台湾的安全危机视为守护亚洲民主的道德义务？还是会将“台湾有
事”视作另一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展开反战抗争？
https://imgur.com/JB4t5Bq
任教于日本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的台湾学者许仁硕，从媒体写作到公民社会的推动，10
年间一直积极促成台日双方互动，但他也发现台日之间在“台湾有事”认知的严重落差。
（摄影／陈晓威）
以下是《报导者》与许仁硕的访谈，他分享了与日本公民社会的交流经验，并从日本媒体
、公民社会、学术研究与人权支援的角度，观察台湾在日本舆论中的形象变化，并说明我
们可以采取怎么样的沟通策略，日本在苦于应对中国威权主义和“台湾有事”讨论时，能
参考并理解台湾人的经验。
主词是美国，动词是煽动──日本反战派扭曲的“台湾有事”修辞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你最常遇到怎么样的反战运动论述？
许仁硕（以下简称许）：对于当前的台海局势，日本的反战运动经常以“美国煽动的‘台
湾有事’”为论述起手式──在他们的理解中，“台湾有事”的主词是美国，动词是煽动
，意指日美同盟与中国即将在“台湾这个地方”展开对抗。
在这种框架下，台湾仅仅是一个背景地名，台湾的政治主体性并未被看见，台湾人真正的
想法与愿望也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内。另外也有些人虽然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
领导人、军队和人民，但认为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缺乏能动性，不过是一枚棋子，没有能力
主宰自己的命运，只会随大国起舞。于是，台海紧张局势都被简化为“美国在背后煽动”
的结果，讨论也总是回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传统路线。
但这种说法不仅存在于日本的反战团体，在国际反战论述中也是常见的主流观点。对于日
本的反战团体来说，他们对日美关系及日本右翼的论述路线已经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日本
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持续至今的内政矛盾。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威胁的理解相对较少，
毕竟连在2021年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安倍晋三，在2020年首相任内，都还预
计邀请习近平以国宾身分访日。因此，对台湾人来说，中国的文攻武吓已经是几十年的老
问题，但在日本社会的讨论中，这个议题却像是这两、三年突然从天而降，双方对于中国
威胁的“现实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就台湾人的立场而言，听到这些说法当然令人不舒服，但日本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在日
本，左翼与传统反战运动依然拥有相当重要的舆论影响力。如果台湾不希望被误解、被错
误代言，甚至让中共见缝插针抢走话语权，我们就有必要理解这种“没有台湾人为主体的
‘台湾有事’”论述背后的脉络，才有机会建立信任、破解彼此的误解，毕竟这直接关系
到台湾的生存与安全。
从“被北京边缘化”转为“值得学习对象”──日本媒体的台湾再发现
https://imgur.com/TXI8CFn
2024年2月14日，台积电旗下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JASM）位于熊本县菊地区菊代的
新半导体工厂全景。台积电熊本厂开幕，对日本社会带来“黑船来航”般巨大冲击。（摄
影／Philip FONG／AFP）
报：你在北海道大学的传播媒体研究院任教，且长期与台湾和日本媒体互动，你会如何解
释日本对台湾的陌生感？
许：长期以来，台湾在日本人的世界观中仿佛是一个真空地带。虽然日本人可能经常来台
湾观光、做生意，或者在生活中遇到台湾游客与同事，但对“台湾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
家”的认识却相当模糊。
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台湾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日
本国内对台湾的关注确实很少。例如，日本的历史课本会提及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但
对于日本统治台湾这段历史──尽管时间更长──通常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没教，更
遑论战后台湾。因此，大部分日本人并没有机会透过教育建立对台湾的理解。
日本媒体对台湾的报导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对日本媒
体设下“一个中国”的采访条件──日本媒体若要派驻记者到中国，就必须在北京设立总
局并关闭在台北的支局。当时，日本还没与中华民国断交，但包括《NHK》、《朝日新闻
》和《读卖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都接受了中国的要求，撤收台北分部。只有立场偏向保
守右翼的《产经新闻》不配合，所以在1967年被中国驱逐出境。
矛盾的是，冷战期间唯一保留台北支局的《产经新闻》，虽然与台湾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
，至今也是报导台湾最频繁的日本媒体之一；然而，在日本主流媒体中，《产经新闻》的
立场最为右翼，透过其政治观点所描绘的台湾，也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长此以往，反而
使冷战期间的日本舆论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以为“台湾就是和《产经新闻》一样保守的
右翼国家”。
尽管中国已在1998年取消了对日媒开设台北支局的禁令，但“有北京就没台北”的后遗症
至今仍影响着日本新闻界。长期下来，日本媒体对台湾的报导仍习惯从北京视角出发，许
多记者也只有在台湾总统大选时，才有办法从中国或香港快闪来台，例如我在台湾为《北
海道新闻》工作时，名片上印的还是“北海道新闻北京支局”，即便我一次也没去过北京
支局。这不仅难以形成对台湾的长期观察与深入见解，报导角度也容易陷入“唯有两岸关
系”的窠臼，将台湾视为中国议题的附属角色。如果台湾有与中国政府立场不同之处，就
算中国官方没开口，许多日本媒体都会加一句“中国势必反弹”，代表他们报导台湾时，
仍总是时时想着中国官方会怎么看。
虽然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日本媒体，美国及其他国际媒体也有类似的问题，但对于与台湾历
史渊源深厚、且在亚洲各区域报导上投入大量心力的日本来说，这段新闻关注相对空白的
时期，无疑是相当可惜的。以《每日新闻》东亚线资深记者铃木英生为例，近年来他对台
湾议题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但他也曾在记者专栏中感叹：自己书柜里有数百本关于韩国
、冲绳的专书，关于台湾的书籍却寥寥可数，常光顾的书店也是如此。这让他感到震惊与
惭愧，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对东亚非常熟悉，却未曾意识到日本的新闻视角长期忽略了台
湾。
不过自2011年以来，日本新闻看待台湾社会的方式已出现很大的变化，主要有4个关键转
折点。首先是2011年三一一东日本大震灾后，台湾的大力赈灾让日本看见了一个“亲日的
台湾”。其次是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让世界发现了台湾的政治主体性。第三是2020年
COVID-19疫情爆发，台湾的防疫成效与数位化成果，成为日本舆论对比自家政府混乱应对
的典范，使台湾从“亲日的后进国家”变成“值得日本学习的对象”。最后，则是2024年
台积电熊本厂开幕，对日本政府、社会、产业界和舆论更带来如同“黑船来航”般的巨大
冲击。
近年来，不少日本书店开始增加与台湾有关的书籍。书架上的分类包括“台湾─历史”、
“台湾─政治”，甚至还有“台湾─唐凤”──没错，唐凤自己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分
类。这不仅是因为她的专业背景和经历投射了日本在数位转型上的焦虑，更显示出台湾的
国际形象和能见度，在日本舆论中确实正发生显著改变。
原是人权避风港的日本学界，怎么回应中国威权迫害的进逼？
https://imgur.com/gXZNUCe
1989年6月4日当天，日本东京街头上群众聚集声援北京学生，高举旗帜标语：“邓小平，
学全斗焕（韩国军事强人，1980～1988年统治韩国）回乡下去吧！”（摄影／Junji
KUROKAWA／AFP）
报：中国政府的威权主义日益恶化，从香港反送中、新疆再教育营，到日本任教的教授“
在中国失踪”的消息，这些事件对日本反战团体的“台湾有事”讨论有否影响？日本学界
和公民社会又作何反应？
许：有一个前提必须事先说明：日本学界与公民社会中，仍然有人很努力在救援中国、香
港与新疆的政治受害者。但整体而言，他们属于少数派。不过许多日本学者确实会因安全
考量而不再进入中国做研究。
面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和新疆再教育营等事件，按理说，日本左翼作为国际主义者，应该积
极回应，并将这些问题纳入全球反威权主义的框架中。但仍有不少人选择保持沉默，甚至
提出“不能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回避中国人权迫害的事实。
这背后的原因涉及几个层次。首先，这些事件无法融入“反美帝”的政治框架。日本的战
后经验与左翼的意识形态传统，使他们过度聚焦反美议题，至于不符合这一框架的问题，
他们则选择排除回避。特别是在维吾尔问题上，不少老一辈的日本意见领袖仍为中国辩护
，声称新疆再教育营是“美国煽动”的反中叙事──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学界和媒体圈时
常出现，套路化的论述句型，更常被沿用在“台湾有事”的讨论中。
但在过去，日本的社会运动与公民组织曾是整个亚洲人权倡议的枢纽与庇护所。经历过反
安保、反越战抗争的日本战后学运世代，不仅对日本政治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
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思想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此外，日本作为冷战期间亚洲极少数的
民主社会，在台湾、韩国仍处于威权统治时，两国的政治异见者常将日本视为避风港。日
本更曾是东亚政治犯救援的行动中心，像韩国的金大中绑架案、台湾的美丽岛事件等重大
事件，都曾有日本公民团体冒着极大的个人安全风险，大力支援台韩的民主运动。
在当年的这些公民力量中，日本学界的行动力尤其突出。过去，日本的大学普遍认为：学
校应负起责任保护那些被迫害的学生或老师，至少要设法帮助他们获得合法身分，让他们
能继续留在日本，或保留一个让日本公民社会展开救援行动的理由。
例如，台独运动的领袖许世楷，早年在东京大学攻读博士时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差
点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台湾入狱。当时，许世楷向他的指导教授我妻荣告别：“老师，我的
论文只能写到这里，因为明天我可能就要被遣返了。”我妻荣却又惊又怒地回应：“开什
么玩笑！”立刻动用所有人脉救援许世楷，帮助他渡过政治迫害的危机。
但2023年，一名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女学生，因被举报旅日期间在网上发表港独标语，返回
香港探亲时被香港警察以《港版国安法》控罪逮捕。然而，她就读的大学却表示“涉及刑
事犯罪的学生可能被退学”，不愿处理其中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未见该校系的教师有所表
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教师身上。北海道教育大学的中国籍教授袁克勤旅居日本超过30年，
但在2019年5月回中国奔丧时失踪，后来传出被中国政府以间谍罪名入狱。他的同事和北
海道学界的朋友四处奔走救援，但袁克勤任职20多年的北海道教育大学，却在其失踪期间
“代为”办理届龄退休手续，并表示“退休教授的去向与学校无关”。
如今，一旦有老师或学生被捕，校方的反应往往是迅速切割，撇清所有关系──这不仅显
示出日本学界早已失去昔日的风骨，也反映了日本公民社会力量的衰退。
历史伤痛不应成为对话障碍，而是促进对话的基础
https://imgur.com/cpKGBCg
2022年6月23日，冲绳岛战役结束77周年，人们参观冲绳丝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纪念碑。
纪念碑上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美军队在战斗时牺牲的20万多人的名字。（摄影／
Kyodo News via Getty Images）
报：日本的反战运动有其现实背景，尤其是冲绳，承受着战争创伤和美军基地的压力。在
双方生存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你会如何开启或面对与冲绳立场的“台湾有事”对话？
许：我首先想到已故的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2018年在任内病逝的翁长雄志，是冲绳反基
地运动中非常具有号召力和代表性的政治领袖。他原本是自民党议员，与台湾的关系也一
直非常密切。后来，当他因为基地问题退党时，曾反问昔日的保守派同志：
守护安全固然重要，但恣意践踏基地所在地的民意，让日美同盟在冲绳失去民心，真的能
发挥大家期待的国防效果吗？
随着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姿态日益加剧，相关各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在台湾
、日本、韩国或冲绳──都显现出日益急躁的迹象。台湾自然因中国的军事威胁而感到压
力，而冲绳的公民团体则因日本和美国的军事政策愈发紧张，甚至只要政策涉及台湾，反
战人士便容易焦虑地联想到：“这是否又与‘台湾有事’的作战计画有关？”
但要在日本推动台湾议题，就必须面对其独特的本地政治环境，而我们所选择的论述路线
，也将决定这个倡议能否在日本社会获得共鸣。更何况日本是一个稳定且相对保守、封闭
的社会，因此任何对话都必须以“建立沟通信任感”为起点，不可能一步登天或立刻取得
共识。
在日本讨论台湾议题时，我的第一个沟通策略是“尊重彼此的伤痛”，历史的伤痛不应成
为对话障碍，而应是促进对话的基础。台湾人常说：“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伤痛，我们长期
承受压迫。”而冲绳人则说：“美国和日美同盟带给我们极大伤痛，冲绳战争的牺牲至今
未止。”但双方表达伤痛后，最直观的结论却经常陷入对立──一方希望“联美抗中”，
另一方则至少是“抗美”。
尤其是冲绳，他们的伤痛极为深重。无论是四分之一人口死于冲绳战役，还是近80年来美
军基地的持续压迫，这些伤痛让他们极力主张战争不应该发生，美国和军队都是不可信的
。但这样的论点有时会无意中否定台湾所感受到的中国威胁。
包括我在内，不少想法相同的朋友在众多场合，例如我所参与的国际和平运动网络“和平
之海”，常有机会与冲绳、济州岛等地的和平运动者对话。我们经常会提到中国在人权问
题上的纪录，如天安门事件、新疆再教育营和香港，并说明台湾人经历了白色恐怖和二二
八事件的伤痛，绝不愿再回到威权统治的心情。这样的对话，往往成为开启反思的契机，
有许多朋友因此开始阅读有关台湾的书籍，或是到台湾来参观人权博物馆、二二八纪念馆
，试图多认识台湾。但随着台海情势日渐紧张，也会出现一些“那你知道有多少平民死在
冲绳战吗？再痛苦也不会比战争更悲惨”、“战争的责任还是在美国帝国主义”、“被占
领至少不会有战争”之类的反驳。
这种“比惨”反映了战争对人们心态的影响。在战争心态下，人们容易陷入二元对立，从
而失去对彼此伤痛的理解与共感能力。若反战运动者把自己定位为“反美帝战争”的一员
，认定倾听台湾的历史伤痛，可能会有利于“美帝”时，那就会捂上耳朵。另一方面，也
可以看到许多人在“抗中”逻辑下，将冲绳人对日美政府的不满，视为“亲中”、“中国
渗透”的产物，这也是对冲绳的历史伤痛视而不见。双方看似立场迥异，内在的战争心态
却是共通的。
然而，台湾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集结可能的盟友，而非制造更多的敌人。因此，面对矛盾
或经验挑战时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建立信任，让对方相信我们是真心交流，从历史伤痛中找
到共通点。
第二个策略是“说明不得已”。以台湾的统独民调为例，台湾人面对的两种民调问法：一
种是“你希望台湾统一、独立还是维持现状？”这隐含了中国可能攻打台湾的前提，所以
每次结果都是压倒性的维持现状；但如果提问设定是“中国不会对台湾动武”，认同独立
的民意则显著多数，这反映出台湾人最典型的“不得已”现实。
但外国观点通常只看到民调数字，却不理解背后的无奈和压力。就像冲绳人无奈于美军基
地问题无解，只能多向中央争取补助；或者是与那国岛的居民虽不情愿美军基地建设，却
还是因为人口与经济问题不得不妥协。若我们能清楚解释这些“不得已”，并探讨如何减
少无奈的选择，就有机会进一步打开国际的对话空间，因为它能让对方更容易理解我们面
对的现实压力，也能促进更深层的交流和讨论。
国际反战运动者容易站在“完美受害者”的立场抗议美军基地，但许多人也会忽略自己是
在各自主权国家的保护下，并不像台湾正面临更加直接且无援的生存威胁。然而台湾的现
状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在东亚很强的军事存在感，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平衡，台湾可能
早已失去主权，这也是台湾不得已的现实。
从一箱人骨开始的公民交流：北海道经验能给台湾哪些启示？
https://imgur.com/xObugbi
2018年暑假，“东亚公民网络”在屏东的礼纳里部落举办东亚共同工作坊，营队成员来自
台日韩三国。（照片提供／许仁硕）
报：你所在的北海道是离台湾最远的日本。在你的公民交流经验中，曾遇到哪些困难？台
湾在推动与日本的公民对话时，可以具体采取哪些行动？
许：2013年10月，我第一次参与北海道的公民团体活动。当时我对日本的社运、公民社会
，甚至北海道都还不太了解，只是因为在台湾参与社运，想认识不同地方的人权议题，便
被辗转介绍过去。他们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抱来一整箱无名死者的骨头，让我和他们
一起进行分类整理。
这批无名的遗骨，来自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期间，日本政府在北海道推行殖民政策时，数
万名因强制劳动而死亡的底层工人。他们有的是囚犯，但更多是从日本各地，甚至是从中
国和朝鲜殖民地被拐骗来的劳工。在极度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下，他们被迫劳动至死，甚至
遭到虐待致死，遗体被草草埋在机场、矿坑、水利工程旁的乱葬岗里。于是从1970年代开
始，这些遗骨才慢慢因北海道公民团体的努力被挖掘出来。
最初，只有少数地方文史工作者参与这项遗骨挖掘行动，但随着遗骨数量增加和资料比对
，发现其中有不少来自朝鲜的劳工；他们与在日韩国人社团联系，找到韩国公民团体合作
，比对资料后确认了一部分遗骨的亲属身分。这促使各方将国际交流进一步常态化，并在
北海道成立了“东亚公民网络”（东アジア市民ネットワーク），定期在日本、韩国──
在我加入之后，加上了台湾──之间举办跨国工作坊。于是，这样一个最初看似边缘的公
民议题，最终引发了连锁效应，发展成为一个让各国都有共鸣且愿意合作的国际平台，更
在2015年左右促成日韩跨国合作，将这些遗骨带回韩国安葬。
只是，公民社会的跨国交流，并不是有心意就够了。在与许多不同组织往来的经验当中，
也遇过因为中国代表的施压，要求主办方禁止台湾代表团接受媒体采访、禁止在活动中“
主张台独”、甚至应把台湾交流团纳入“中国”的一部分；或是日韩公民团体因为陌生，
而对于赴台交流意兴阑珊。这些经历当下都让我觉得很痛苦，但也是很俗套地──你必须
从挫折与碰撞中才能找到与别人产生共鸣的方式。
https://imgur.com/dBggAqv
2020年10月24日，许仁硕参加北海道笹之墓标展示馆的秋季追悼仪式，展示馆前两侧的纪
念碑上刻着牺牲者的姓名。（照片提供／许仁硕）
而北海道虽然和台湾距离遥远，当地对台海局势的危机感并不强，但北海道的爱努人原住
民权利议题，与台湾的经验有很强的连结性。再加上送返遗骨时与韩国建立的人脉，以及
日本对战争历史与和平教育的讨论经常与冲绳经验相关，这些人权议题的交织反而能突破
地理限制，将台湾经验融入其中。
这几年，日本公民社会在观察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青鸟运动时，经常对台湾公民社会的活
力和行动经验充满羡慕；这促进了新一波的台日交流，也增强了日本对理解台湾的兴趣。
台湾有潜力成为亚洲公民社会的连结枢纽，正如日本曾经是东亚人权救援的灯塔一样──
因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能只依赖“台湾有事”的危机感来推动，而是展现更
应该受世界尊重的关键价值。
像是2024年3月，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左翼律师组织“自由法曹团”就特别来台湾参访。
这个老牌人权律师团一向捍卫日本和平宪法，强烈反对扩张军备和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放弃
战争条款。此次访台的目的，是了解台湾社会对“台湾有事”议题的看法，包括对军事扩
张、民主人权、中国威胁及日本应对台海局势的立场。
成立于1921年的自由法曹团，和台湾原本颇有渊源。日治时期，该组织曾多次从日本本土
派遣义务律师来台，为被总督府压迫的台湾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及社会请愿运动等辩护。
但战后这种联系中断，他们自此与台湾的司法、人权和政治长期脱节。
出发前，自由法曹团特别邀我作行前演讲，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台湾。起初，这些人权律
师或许带着一种自负，认为日本是亚洲人权运动的领导者，并对台湾抱持某种怀疑态度。
他们原本希望确认日本左翼的反战论述的正确性──即“台湾有事”是美国和日本右翼煽
动的结果──但在通过访问台湾人权团体、学者，以及参观威权历史与转型正义进展之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台湾的人权运动比他们想像中更为活跃，有些方面甚至领先日本。这
也动摇了他们对“台湾有事”的看法。
在参访报告中，自由法曹团的代表强调，这次深入交流让他们开始理解台湾所面临的国际
困难，并意识到日本传统的和平论述，很难套用在台湾的现实处境，因此迫切需要反思并
与时俱进。他们特别记录了一句在台湾深有感触的心得：
`
“要实现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需要大家的合作──但这个‘大家’，不应只考虑大国
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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