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国闻周报》发表一篇题为《知识阶级与革命》的文章，颇值一引：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
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
，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
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
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
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员，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得枵腹从公，等于坐毙。
至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
学生，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
故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
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试问
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
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之失业青年，
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
，勿宁谓为生计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