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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18世代的公共参与、社运能量如何变化？ 报导者 林雨佑
10多年前，学运、社运一波接一波，在2014年318运动（又称太阳花学运）达到巅峰，卷
动全台大量学生关心公共议题，并且掀起一波青年参政热潮。10年后的今天，“后318世
代”的学生们的公共关怀与抗争动能在何处？
《报导者》访问多位大学学生会干部、异议性社团干部、青年议题NGO工作者和学者专家
后发现，不论是在学生自治、社运社团等面向，近年都陷入参与率降低、频频倒社倒会的
低潮，许多大学生一下课就离开学校，根本无法培养同侪间的革命情感；而比起过往学运
强调抽象的价值理念，现在学生们更重视立即可见的改变，这也让NGO倡议的议题有所调
整。
每个世代的年轻人，都会面临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于“后318世代”而言，当前属于他们
的挑战与课题又是什么？
刚从历史系毕业的李芊和她的战友陈沁贤相约，在周六下午回到成功大学的社团办公室盘
点物品，准备不久后要把空间还给学校──他们待了5年的成大“零贰”社，目前正在走
废社程序中。
这整栋大楼都是学生社团办公室，但因位置较偏远，使用率不高，大多被学生拿来当仓库
。他们两人边整理边感到惊奇，挖出了很多陈年文物，有2013年成大“南榕广场”争议的
立牌、2014年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反核布条，还有不同年分不同议题的NGO跟社团文宣品
。
成大零贰社成立于2008年，创办人之一就是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林飞帆，因“零贰”的
台语发音接近“抗议”而得名。除了在太阳花学运时是相当活跃的大学异议性社团，在
2019年台南铁路地下化拆迁争议中，零贰社也成为反拆迁运动的学生主力而持续受到瞩目
，李芊和陈沁贤当时也常出现在抗争的第一线。
当年太阳花学运卷起青年社运浪潮，各大学、高中纷纷成立异议性社团，李芊在高中时加
入的北一女“绿觉醒”也是其中之一。但热潮逐渐退烧后，很多社团纷纷传出人才传承困
境，这几年更是如此。台湾大学大学新闻社、台北大学翻墙社、辅仁大学黑水沟社、东海
大学人间工作坊、中正大学牧夫们社、东华大学土地公社等许多异议性社团不是已经消失
、就是面临倒社边缘。李芊观察，这几年确实是异议性社团低潮，很多社团就算名义上没
有倒社，实际上可能只有挂名，没有实质运作。
没人关心、没人要选？学生自治陷低潮
人才断层不止出现在非主流的异议性社团，即便是在《大学法》保障的学生自治组织，也
同样遇到人才流失严重问题。
从数据上来看，大学生参与学生会的比率确实明显下降。根据教育部调查，全台124间公
私立的大学、技职、专科中，学生会会长投票率在20%以下学校的比例，从109学年度的
41.9%、110学年度的49.2%到111学年度的55.6%，低投票率的现象愈来愈普遍。
东吴大学全校有1.5万名学生，更有许多传统文史科系，但学生会在3年前却倒会，学生议
会不久后也跟着停摆。今年就读东吴政治学系三年级、同时也是东吴学生议会议员的杨姿
颍就说，她念大一时刚好没有学生会，大部分学生虽无感，但却不知道自己权益无形中受
损。今年（2024）学生会虽成功复会，但却因为去年（2023）年底办耶诞音乐会出现外部
合约纠纷，大批学生会干部纷纷请辞，好不容易复活的学生会又跌入谷底。
学生自治组织的低潮，刚卸任辅仁大学学生会长的许怡纶身有同感。她说，前几年
COVID-19疫情正延烧时，很多学校都自主宣布线上教学，但辅大却还要求师生实体到校，
很多学生质疑学生会没有向学校争取线上教学，一度串连要罢免学生会长。此事在网络发
酵后，很多人才惊觉原来同班同学就是学生会长，她有些无奈地说：
“（学生会长）投票率不到1成，但出事的时候，9成（学生）都要你负责。”
很多学校差点选不出学生会长，怎么办？许怡纶透露常见的应对手法：很多学校设有二分
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当选门槛，但仅限只有一组候选人同额竞选的情况；如果有两组以上候
选人，就没有最低当选门槛，采相对多数当选。有些学生会为了避免选不出会长，会私下
安排另一组候选人抬轿，在没有当选门槛下，确保至少能产生会长。
学者分析：台湾教育体质不重视学生主体性、校外公共参与
《大学法》开宗明义要求学校辅导学生自治组织，更要求校务会议至少要有10％以上席次
给学生代表；《高级中等教育法》也规定，至少要有8％以上的高中学生代表参与校务会
议决策。法规都有保障学生自治干部参与校方决策，为何学生自治参与率仍不佳？
专门研究学生自治的辅大法律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吴律德指出，台湾是全世界唯一有全国统
一规范学生参与校务会议代表比例的国家，但这只是表面做法。实际上，台湾的教育体质
仍维持升学主义的本质，更重要的关键是“没有培养青年设定议题的能力”。
吴律德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每一门课都会选出“学术代表”，全校有约600多
位代表。学术代表就像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沟通桥梁，上课前会跟老师讨论预计的授课内
容，也会在学期中跟结束后蒐集修课同学意见给老师。他指出，台湾各大学虽也有课程评
鉴，但都是学期结束后的问卷调查，大部分学生不会认真填答，“台湾也有课程代表，但
我们是小老师或是班代，角色定位还是在协助跟服务老师，并没有给学生主体性。”
“学生自治并不直接等于学生会，”吴律德强调，牛津大学的学生会投票率也不高，那是
因为学生认为学术代表这些自治组织已经满足需求，不一定需要学生会。牛津大学学生会
很多干部是专职有给薪制，除了服务校内学生外，校外的公共议题参与更是重要的舞台。
吴律德举例，教育部在2018年开始举办“与署长有约”活动，将全国高中分成13区，共
300多名高中生参加会议讨论，选出代表提出建议，官员则回应短中长期做法，交给学生
评分然后再逐条讨论，国教署署长全程参与。后来遇到疫情缩减规模，13区变成4区，参
与学生只剩约100人，但在疫情结束后也没有恢复规模。此外，原本需经过选举产生学生
代表的方式改成了只需报名就能参加，“如果高中生是被选出来的，要对选民负责，就会
认真提案，这就是培养议题设定能力。”
吴律德认为，对教育部承办人员和学校行政来说，辅导跟倡议学生自治没有诱因，自然很
难维持。不过，当年参加过前两届“与署长有约”的许多高中生，现在都成为大学学生自
治重要干部，可见从小培养公共参与相当重要。台湾的教育体质也应该重视校外公共参与
，这样即使学生会长投票率低落，学生仍可培养出设定议题的重要能力。
经历疫情的原子化世代，实体革命情感欠培养
318运动占领立法院时，戴莘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两个姊姊都有到立法院声援，学运倡
议给她的印象就是：中国是个不友善的国家。在高中开始思考国族议题后，她开始去翻反
服贸的报导跟纪录片，向往太阳花学运体制外的组织跟抗争。
考上中正大学后，戴莘才发现原本想加入的异议性社团早就倒了。现在22岁的她已经是学
校的学生会会长，受访当下正在筹办318十周年活动。但从高中就开始办连署、参与公共
议题的她却发现，和自己一样愿意走上街头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学生更关心自己的生活。
许怡纶也有同感。虽然念的是传统参与社运主力的社会系，但她很难跟系上同学们讨论社
会议题，反而是在学生会才有归属感；而这份归属感似乎也有年龄断层，今年大四的她发
现，学生会的学弟妹们除了重要会议之外，几乎都不会来社办，而这不只在学生自治出现
，似乎是全体学生的共同现象，“学生一下课就离开学校，能线上处理的事情就线上解决
...我们少了开完会后一起去吃宵夜的机会，很难培养出革命情感。”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简称青民协）理事长张育萌用“原子化”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其中
一个原因是长达3年的疫情，造成人际互动的疏离。而现在的大学生在懂事时就身处社群
平台活跃的时代，在念高中时开始习惯远距上课，等到上大学后，少了实体组织、动员的
经验，“有种无力感，生活中还是有抱怨，但不知道要怎么行动。”
此外，太阳花学运的历史记忆也已断链。张育萌念延平高中时，受到太阳花学运启发成立
学生会、办校刊，当时作为后进，许多太阳花学运的重要干部都跟他熟识：
“但对小我3年的学生来说，对林飞帆、苗博雅的印象已经是他们从政之后的事情，‘太
阳花改变台湾政治’这说法，对他们来说不是原生情感，像是被强加的。”
NGO观察：现在更重视立即效能感，倡议理念难推动
10年前学生们之所以能冲进立法院议场，并占领长达24天之久，是因为背后有着绵密互动
关系的NGO大力支援。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简称绿盟）也是当年出力甚多的NGO之一，绿盟
祕书长崔愫欣对于10年来群众特性改变相当有感。
崔愫欣说，在太阳花学运之前，社运活动是“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太阳花学运时，拜
Facebook及手机直播崛起，变成“万人响应万人到场”；蜜月期过后，又回到学运前的状
态，实体活动人数下跌，但唯一不同的是，线上参与人数多了很多，可能是实体讲座的2
、3倍。
这两年因为交通安全意识抬头，路权团体串连举办不少实体游行活动，像是2023年在凯达
格兰大道举行的还路于民大游行，就有超过万人顶着豪雨参与。崔愫欣坦承，他们这些传
统NGO非常羡慕，路权运动除了是新议题外，也有许多YouTube网红串联主导，这些网红也
带动了许多年轻人参加游行：
“网红已是新世代的社运动力，但（成为）网红要露脸，这对我们传统NGO的老人来说是
很大的障碍。”
张育萌认为，比起图文叙述的“懒人包”，年轻世代更习惯轻薄短小的短影音，更重视立
即的“效能感”，因此NGO在推广议题上明显感到差异。
他以2015年占领教育部的反课纲微调事件为例，当年高中生投身运动其实对自己没有实质
好处，因为课纲政策就算真的改变，他们早已毕业，仅会影响到学弟妹们，但当时学生们
可以为了抽象的理念跟价值观去做出实际行动，是很有博爱的行为。然而，不久前青民协
倡议《高级中等教育法》修法，提高高中生在校务会议代表席次，年轻世代的反应却很冷
淡。张育萌说，没有学生会反对这件事，但大家也没有支持的动机，不理解实际增加代表
席次，能换来什么改变。
与之对比的是，2022年青民协在推动“高中生早自习不强制到校”政策时，才第一天就有
超过5,000名高中生连署，“好像要满足他个人需求，能立即发生效果时，才有动能，”
张育萌说。
社运热潮起落明显，太阳花青年参政潮结束？
近年社运热潮的起落，从台大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长期开授的“社会运动”修课人数可清
楚看见──2012年有129人，2016年有50人，到了2023年只剩下23人选修。何明修说，以
前上课随便举社运案例，台下都有同学参与过，互动很直接；他现在上课讲的议题，学生
没听过，学生上台报告的案例，他也没听过。
何明修分析，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是多年来台湾社运能量的累积成果，没有前几年士
林文林苑王家拆迁案 、大埔张药房拆迁案、反媒体垄断大游行等一次次集结社运团体，
不会有太阳花学运。
此外，国民党执政时社运此起彼落，等到民进党2016年全面执政后，向来与民进党互动较
为密切的社运团体明显动能降低。过去5年，台湾大型社会运动仅有2018年同婚公投、
2019年各校连侬墙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2021年藻礁公投受到较大瞩目 ，2022年的
18岁公民权修宪运动并未激起涟漪 ，与2013、2014年社运蜂起的氛围已有很大变化。
至于太阳花学运掀起的青年参政潮，近年也已渐趋平淡。318之后兴起的社会民主党、时
代力量、台湾基进等政党，如今都已明显萎缩，本届国会已没有任何一席；太阳花学运要
角林飞帆、赖品妤、苗博雅、曾柏瑜、吴峥等人投身政治后，也都在今年初立委大选受挫
落马（注）。
“民主富二代”危机？社会应给予适当成长空间
立法院2022年打算修改《大学法》，将大学生在校务会议代表的比例，从现行10%提高到
20%，却遭到校长们反对，认为现在就已经没有人想当校务会议代表，还要到处拜托学生
来，若增加比例会造成校务行政困难，相关修法因此延宕至今。
从学生自治组织弱化到校务会议代表乏人问津，是否代表“后318世代”享受民主成果却
不够珍惜？
今年18岁的翁建中在高中时曾担任过儿少代表，现在是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大一新生 、学
生会选委会主委。高中时校方一度要取消毕业旅行，他们经过努力争取才顺利办成，但学
弟妹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体会到，唯有亲自努力过，才能体会现在的权益是前辈们辛
苦争取来的：
“10年前（学生在校务会议内）无法畅所欲言，10年后我们有体制内的管道...大家都只
当‘民主富二代’的话，可能会是个危机。”吴律德则强调，不应该过度指责年轻人，
重点在于是否赋予青年适当的成长空间。师长抱怨学生都不积极参与学校自治，但实况是
就算参与，学生权力也相当有限，当然参与意愿不高，“学生自治参与率很低没错，但在
大人世界里，也没有人想选里长。”
张育萌则提醒，太阳花学运时很多年轻学生才第一次关心公共议题，因此不必特别担心“
后318世代”对公共议题冷漠。太阳花学运后，青年参与公共议题的人数似乎减少，但事
实上，若与10年前相较，当前参与公共议题的人，已经比太阳花学运爆发前多很多，只是
当前年轻人是透过各种社群媒体等方式来表达关心。
切身、软性推广取代激烈冲撞，新世代社运形式变化中
李芊和陈沁贤两人现在都刚到国际特赦组织工作，李芊的职务是青年与行动者倡议专员，
负责将组织倡议的议题推广给大学生。虽然才刚从大学毕业，但到底要怎么跟大学生沟通
，让她很迷惘。
陈沁贤也替同伴感到焦急，她认为，向大学生推广议题远比向高中生难太多。高中生的生
活几乎都绑在学校里，老师能很大程度影响学生，也有很多老师愿意跟NGO合作，甚至直
接使用相关教案授课；很多高中生也愿意参加NGO活动，因为相关经历能作为升学的学习
履历。而大学生能做的课外活动太多，参与公共议题更对学业和就职没有实质的诱因。
因为没有学弟妹愿意接社长，他们两人一共当了三届的社长。成大零贰社在太阳花学运结
束后几年就曾经倒社过4年，如今面临二度废社，陈沁贤倒是看得很开，一切随缘。
有社团濒临结束，但也有新社团诞生。陈沁贤的成大法律学系同学们上个月创立了一个从
法律解析议题的社团，才开学没多久就快招满社员。她观察，或许零贰社冲撞体制、实际
行动的严肃形象已经不受欢迎，走科普公共议题、讲座讨论的软性社团才是新趋势。李芊
也认同，像是因318运动而出现的“法律白话文运动”，从网络起家利用各种平台宣传，
以“法普”文章推广公共议题，深受年轻人喜爱；而一些318运动前就有的老牌NGO，仍维
持明确的议题，研究跟政策倡议一样扎实，但因为不是直接面对大众，对年轻人来说反而
不那么有趣。
尽管进入NGO后对于跟大学生沟通感到焦虑，但常听社运圈前辈说故事的李芊，对于当前
大学生参与公共议题仍有很多期待，而且充满好奇：
“可能我比较老派，本能觉得只有靠线上组织跟倡议，而没有做实体很可惜，但我知道要
有不同人在不同位置做不同的事...很想看看年轻人到底会怎么做（当前值得关心的公共
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