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2.记者署名:
文字／洪琴宣
摄影／陈晓威
设计／黄禹禛
核稿／李雪莉；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以子女为本位”的家事司法愿景
过载的家事法庭能否携手社区，好好倾听、接住离婚案里的失语儿少？
4.完整新闻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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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父母相争亲权，离婚家庭里的儿童有许多说不出的心里话，需要被人倾听与理解。（摄
影／陈晓威；设计／黄禹禛）
过往一般对离婚官司的想像，是在法庭上对立攻防，对孩子伤害极大；但自11年（2012年）
前《家事事件法》上路后，家事司法出现转向，离婚案件上，审判不再是主轴，而是由司法
人员和社福人员、专家联手，引导父母坐下来协调、看见孩子的处境，并为一个家庭连结资
源。但这也意味每一阶段都需要更细致的作业，实务上面临严峻考验。
“阿姨，妳带我回家好不好？”
花莲地院的家事调查官林宝霞，第一次到幼儿园访视5岁的豆豆（化名），眼前的孩子突然
冒出这句话，令她隐隐有点不安。豆豆由妈妈和爷爷奶奶带大，父母离婚后，某天，爸爸忽
然将豆豆带走，和继母一起照顾，再也不准其他家人和豆豆接触。两家人为了抢孩子，闹上
了法院，法官派林宝霞来调查，厘清孩子被照顾的实际状况。
那一天在幼儿园，豆豆看到林宝霞，突然冲过来紧紧抱住她。幼儿园老师看到豆豆对一个陌
生的阿姨这么热情，啧啧称奇：“他连对爸爸跟继母都没有这种反应！”
当下一个问号埋在林宝霞心里，和这个家庭工作2个月的期间，她进一步追查，发现豆豆在
爸爸家很紧绷、在妈妈家却表现如常（注）；但在校被老师问到家庭生活，豆豆也只会反复
说“继母对我很好、继母对我很好”。林宝霞最后挖出惊人真相：豆豆被不当照顾，明明没
有生病，却被继母持续喂食精神疾病药物。原来那天对陌生阿姨的异常热情，是孩子隐晦的
求救讯号。
林宝霞赶紧蒐集证据、提交报告，法院动起来，最后成功让豆豆回到妈妈身边。后来，林宝
霞再去探视过，这一次，豆豆不再展现出那样刻意的亲暱，林宝霞知道，那意味着孩子安全
了。
这不是林宝霞第一次从孩子一闪即逝的反应中，追出他们真正想抛出的讯息。在当家调官前
，林宝霞当过医院社工，她说，和肢体受暴被送进医院的孩子比起来，不少离婚家庭的孩子
更不容易被看见、但很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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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分隔两地的离婚家庭，家事调查官需要进行跨县市访视，才能厘清孩子在双边家庭被照
顾的实况。图为花莲地院家调官林宝霞出差时在下榻饭店做家访工作准备。（摄影／陈晓威
）
什么是家事调查官？
2012年《家事事件法》上路后，设置了“家事调查官”（简称家调官），目前全台仅有49人
。家调官如同“法官手足的延伸”，直属于法院，具备公权力，承法官之命调查案件中的指
定事项，做成报告提交给法官，他们也是负责转介各种社福资源服务进入个案家庭的重要角
色。
家调官可以进行多次家访、调阅当事人就医、联征纪录，和邻里长、老师等关系人会谈，更
可以跨县市访视。家调官最常调查的是未成年子女亲权（俗称监护权）案件、老人监护宣告
案件。在亲权案件中，家调官常被指派的任务包含：调查子女被照顾状况、支持系统、子女
和一方家长同住的意愿、该家庭适合连结哪些社福资源等等。
离婚家庭里的未成年子女想说什么？
台湾每年约5万对配偶离婚，根据内政部户政司最新统计，2021年，台湾单年离婚家庭里的
未成年孩子达5.1万人，这个数字10年来都维持在差不多水准。若离婚家庭为孩子的亲权打
官司，法官为了厘清冲突高张难解的家庭图像，就可能指派家调官调查。家调官会单独访视
孩子、父母双方，因此成为第一线的聆听者，甚至能听到父母都没察觉的孩子有形、无形的
心声。
当家调官8年，林宝霞常发现，孩子早已认知到爸妈感情破裂，理解能力远比大人想像地更
成熟。面对走向离婚的父母，不同特质的孩子展现出的想法差异很大：有的孩子无法在爸妈
间做出选择，一直请她不要让父母离婚；也有的孩子已经看透了家内的争吵，希望父母分开
。
林宝霞说，她每次问孩子，有没有人可以诉说？孩子总摇摇头，“他们都不知道，原来这些
事情是可以讲的。”但这些声音，其实很需要被听到。
孩子心声的百面相
面对父母相争亲权，离婚家庭里的儿童有许多说不出的心里话，需要被人倾听与理解。（设
计／黄禹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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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中年级的小悠（化名）在父母离婚后，被爸爸带走，无法与妈妈、兄姊见面。当家调官
请他画“家”，除了用图画与文字描绘家人形象，还画了好几条粗粗的线条，把自己和所有
家人联系在一起，“我想和大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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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画到“现在的家”，小悠只画了爸爸和自己就停笔了，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去妈妈那，
爸爸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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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化名）画里的家人们都是大大动物，自己则是一朵小小的花。
林宝霞说，她每次问孩子，有没有人可以诉说？孩子总摇摇头，“他们都不知道，原来这些
事情是可以讲的。”但这些声音，其实很需要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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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我一看到你们哭泣或吵架我就会伤心 ”这是娜娜写在日记里
但不知道怎么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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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调官不只要调查，更透视一个家庭缠住的结，一边提点父母看见孩子的处境，停止对立；
一边回报给法官、找社福资源赶快进来帮忙。
当家调官8年的林宝霞常发现，孩子早已认知到爸妈感情破裂，理解能力远比大人想像地更
成熟。但不同特质的孩子展现出的想法差异很大：有的无法在爸妈间做出选择，一直请她不
要让父母离婚；也有孩子已经看透了家内的争吵，希望父母分开。
有时展现出来的，不一定是有形的话语。
林宝霞说，有的孩子面对父母的冲突，用行为发泄压力：可能是功课退步、跟同学打架、大
小声、情绪化 这些异状背后原因不容易被看见，家长只觉得孩子“变坏了”，却没想到
这些行为转变，其实是孩子无声的控诉。
极难被处理的“忠诚两难”
有些孩子想言说的事情，藏得比表面的语言更深。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调官组长赵伟志，
是第一届（2013年）招考的家调官，近10年经历中，常看到孩子陷入“忠诚”的两难。
他调查过一个离婚家庭，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向妈妈告状：“爸爸把我关在房间里，不让我出
来。”但赵伟志询问孩子，孩子说出的却是另一个故事：“那一天爸爸叫我写功课，但是我
想要出去玩，所以爸爸把房间门关起来，陪我写功课 。”当赵伟志进一步询问，为何他
没向妈妈说出事情原委，孩子就沉默了。
赵伟志说，当他把真相传达给父母时，通常父母会先愣个两、三秒：“孩子有什么动机要骗
我？”赵伟志会进一步解释：这是孩子不得已的求生本能。高冲突家庭的子女，会猜测父母
双方想要听到的讯息，甚至在一方家长面前，展现出敌视另一方的态度，以“宣示忠诚”。
许多孩子对父母爱恨交杂，陷入混乱。
林宝霞告诉《报导者》，最难处理的案件都是学龄前到小学中年级的儿童，对父母的依附关
系强，最容易被卷入高冲突、或出现忠诚两难，但也正是这个年龄对人格身心发展影响最深
远，心里留下伤不是长大就没事。
然而，许多在缠讼间自顾不暇的家长，不一定有能力察觉孩子正在受苦。
台北地院家调官吴思萱描绘工作时最常看见的场景──两边的父母争相向家调官“证明”对
方的照顾有缺失，甚至试图稀释对方在孩子心中的重要性。吴思萱常抛出问题：“你们有没
有在孩子面前争吵？你认为这对他会有什么影响？”本以为父母应该有自觉，她却发现并非
如此。一位家长甚至和她说：“没影响！因为我的孩子是天秤座的，天秤座通常认为别人的
事情和他没关系。”
吴思萱说，作为家调官，他们的工作不只是调查，更透视一个家庭缠住的结，一边提点父母
看见孩子的处境，停止对立；一边回报给法官、找社福资源赶快进来帮忙。
转向的家事司法，如何和社政联手帮助离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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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路的《家事事件法》标志家事司法的重要转向，如今各法院设“家事服务中心”，
由社工驻点，提供资源转介。图为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内的家事联合服务中心。（摄影／陈
晓威）
长久以来，法院被民众想像为打官司、争输赢之地，但近10年，家事法庭出现很大的翻转。
实务工作者发现，光是审判、却没有解开家庭真正的结，当事人收到结果后心不甘情不愿，
只会再来打官司。于是，2012年《家事事件法》上路后，擘画出从审判转向资源连结的司法
蓝图。
几项重大改变，除了要求离婚案件在进入诉讼前需强制调解，由社区人士或专家担任的“调
解委员”，带当事人协调彼此都可接受的方案；也增设了“家事调查官”，以及由社工或心
理师等专业人士担任的“程序监理人”──这些角色都有权限多次进入家庭访视，与当事人
建立关系，成了让法官进一步了解当事人与孩子实际状况的窗口。
此外，各法院也开始设有“家事服务中心”，由县市政府委托民间组织的社工驻点，提供亲
职教育、出庭陪同服务、心理咨商转介，如果当事人有生活困境，社工还可以协助其申请就
业、社福补助等等。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厅长谢静慧是法官出身，19年前（2004年）台湾“家事调解制度”第一
次在士林地院展开试办，她是第一批的参与者，一路看着家事司法从司法院的一个小组，升
格成一个厅，各地方法院也独立出家事法庭。2018年她接下厅长一职时，心中最想做的就是
推动“以子女为本位”的家事司法，希望司法能看见家庭里未成年人的处境、接住他们。
谢静慧形容，现在的家事法官，就像一位“个案管理师”（Case Manager），手握各式资源
，能指派不同专业协助家庭。
举例来说，一个家庭来打离婚官司，法官会先找适合的专家来调解，若中途察觉当事人育儿
观念偏颇，会先请去上几堂亲职课；实际进入审理，可能派家调官、或选任程序监理人访视
，厘清家庭问题核心；若过程中当事人迸发身心症状，先转介咨商心理师，过了几个月，法
院再继续审理；离婚后若当事人探视孩子又有争端，可能还要请社工来协助孩子与父母“会
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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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少家厅厅长谢静慧担任法官时，就是台湾试办“家事调解制度”的第一批参与者，她
认为“调解”的精神是，法院以协助当事人自行协调为优先事项，司法作为“捕手”，在当
双方协调破裂时才介入。（摄影／陈晓威）
民间团体和社工入场，带来改变
根据内政部户政司2021年统计，台湾有约1成5的民众透过法院请求离婚，8成5的人是自行签
字“两愿离婚”，如果有争端，如何解决？谢静慧表示，政府近年也擘画出了“家庭有争端
，社区当第一线，法院当第二线”的愿景。
2020年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简称社家署）推动“社区式家事商谈”服务实施计画
， 当一个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面临分居、离婚，不用进法院，而是透过民间的社工，进
行4～8次的会谈，社工陪当事人协调出未来照顾子女的安排，费用由政府负担。2022年，全
台22县市都有团体提供“家事商谈”。
事实上，当有第三者加入协调，有机会提醒父母看见孩子，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家庭。
走入儿童福利联盟（简称儿盟），北区社工处督导员、也是家事商谈员的吕安君，以及儿少
商谈员吴欣儒坐在家事商谈室里迎接我们。儿盟是全台最早开始做“家事商谈”的民间团体
，2021年他们更新增了“儿少商谈员”，当一个家庭来商谈，会有社工与大人讨论，也会另
有一位社工单独和孩子对话，再把孩子的意思转达给大人。吴欣儒是儿盟第一个接下这份工
作的社工。
吴欣儒分享一组令她印象深刻的个案家庭：妈妈想离婚，先行分居，但爸爸不愿意签字，症
结点始终是担心4岁的儿子会承受过大冲击。
那天商谈，孩子的反应令他印象深刻。吴欣儒准备了好几张色纸，请孩子呈现他最近的生活
；孩子挑了两张喜欢的颜色，分开放置，代表爸爸家、和妈妈家。每当吴欣儒试图把两张纸
放在一起，孩子立刻冲过来，把色纸再度分开，童言童语的告诉她：“放一起（爸妈）会吵
架，会不开心，分开比较好。”还拿着车子比画，跟她说明自己如何在两个家往返。在互动
中，吴欣儒渐渐厘清孩子的想法，男孩怕的不是父母分开，而是如果被迫换幼儿园，可能要
交新朋友、遇到新老师，他有很多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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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联盟的儿少商谈员吴欣儒，在会面室内说明与孩子商谈的经验。（摄影／陈晓威）
而孩子的心声，被社工带进父母的眼界里后，也确实带来改变。
吴欣儒转达孩子的想法、和在意的事情后，原本剑拔弩张的父母，才松懈下来。后来商谈有
了很大转向，妈妈不再要求儿子一定跟自己，而是退一步，让孩子留在爸爸家，念同一间幼
儿园，爸爸也松口愿意离婚，但两人一起拟了计画，让孩子可以每周轮流和父母相处。
家事商谈仰赖自愿参与，尚待推广
然而并不是每对父母都有这样的机会。根据社家署统计，2022年仅有不到千案（948案）使
用家事商谈服务，和全台每年约5万对离婚家庭相较，只是九牛一毛。
社家署副署长张美美接受《报导者》访问，表示社区式家事商谈目前是在“布建期”，政府
焦点投注在与服务单位取得共识，包含调整补助金额、辅导NGO从民间接案而非从法院接案
、人员训练，以及县市政府社福网络宣导，让他们优先转介脆弱家庭个案来商谈，还未将主
要心力投注在向一般民众宣传。
而家事商谈仰赖自愿参与，吕安君说，常遇到想离婚的一方来求助、请另一方来商谈时就被
拒绝。张美美坦承，追根究柢，台湾国情习惯自行解决“家内事”，民众很少会想到要找社
工帮忙。
现代妇女基金会司法社工部主任、同时也是家事商谈员的黄心怡表示，现行家事商谈照案量
补助、而非直接补人力，基金会多是利用原有社工分摊家事商谈工作，接案量有限；而案量
不多，又导致NGO迟疑特聘人力处理商谈，形成恶性循环。社家署则回应，已经陆续规划提
高补助给付费用，2023年起家事商谈费的补助由每次800元调升至每小时2,000元（注）。
但总归来说，目前“家庭有争端，社区当第一线”的愿景还做不起来，承接冲突家庭的第一
线，仍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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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商谈面临案源不足的痛点，目前仅能加强社福网络单位转介、也有不少是从法院转案过
来。图为高雄少年与家事法院调解室内提供的家事商谈宣传手册。（摄影／陈晓威）
家事司法痛点：如细致化“手工业”，人力、资源难跟上
不过司法要接住这些高冲突家庭，有许多挑战。
司法统计年报显示，2022年地方法院受理的家事事件达196,946件，是10年新高；扣除还未
结案的3万件，约6成为继承非讼案件、家暴保护令、监护及辅助宣告。而涉及婚姻和亲子的
案件则散见各项统计中，实务工作者告诉我们，离婚和亲权会并案统计，很难单从数字看出
案件重量，但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件，法院工作需要深入家庭、连结多种资源，最难处理、
耗时，且法律允许民众针对亲权一告再告，许多案子是同一组家庭反复进案。
根据司法院“司法统计年报”，自《家事事件法》上路起，了结一件家事案件所需时间直线
上升──2012年仅需127日，2022年已达191日，是刑事事件（99日）的2倍、民事事件（32
日）的16倍。
台北地院家调官吴思萱形容，民事庭、刑事庭业务以审判为主，可以“批发制造”，家事庭
却如“手工业”，调解、调查、转介资源都需要时间，快也快不起来。
对家庭的协助愈细致，愈考验家事法庭的人力负荷。
2021年统计，全台家事法官只有141人，家调官则自2019年后就没增加过人力，一直维持49
人。第一线法官告诉我们，家调官得“省著用”，最激烈冲突的案件才能派。2022年全台地
方法院家调官受理的调查案件数量为2,705件，仅占所有家事案件约1%。
吴思萱摊开家调官的工作时程，分别访视父家、母家、孩子，最低3次起跳，每次都是2、3
个小时，复杂案件甚至可能访到10几次，加上看卷、写报告，一个月做4～6案便是极限。台
北地院有4名家调官，不过光今年3月，台北地院一名家事法官便一口气收到破百案件。
而这已是家调人力相对充实的地院，花莲、宜兰、士林、南投、台东地院都只有一名家调官
。
花莲地院的家调官林宝霞没有抱怨工作辛苦，只是悄悄吐露担忧：
“孩子的反应一闪即逝，很需要敏感度，我常害怕，如果背负了很多案量、时间压力，会不
会没发现？”
她说，家事法官也承受同样压力，案件多时，其实很难好好思考这对夫妻和小孩真正需要的
是什么。
法官的最后志愿落点？“少数派”争取扩编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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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司法工作细致繁复，却面临资源及人力严重不足的窘境。图为苗栗地院少年与家事法庭
的家调官吕律，示范用手指布偶和她自制的家庭布景，与家调个案孩子互动的方法。（摄影
／陈晓威）
来到苗栗地院少年与家事法庭，前任庭长李丽萍、现任庭长汤国杰，带着院内唯二的家调官
吕律、陈昀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偏乡法院，他们对家事法庭的资源弱势特别有感。
做了20年法官的李丽萍说，近年各法庭负荷都不轻，但少家法庭是弱势中的弱势，“要钱没
钱，要人没人。”症结点在于，家事是大家眼中的苦差事，许多法官是抢不到别庭职务，被
“挤”到家事法庭。
“我就是那个被挤过来的啦！”坐在一旁的汤国杰，哈哈大笑。在调到家事庭前，汤国杰已
做了6年刑事法官，他说，第一次做家事案件，发现什么都不懂，传统民刑事只讲法律，家
事牵涉的专业却横跨医疗、心理、教育，还要会资源连结，隔行如隔山，自己才刚做一年就
想赶快逃，结果被李丽萍拉住不让走，后来做几年也习惯了，留到当上了庭长。
作为法院里的“少数派”，家事庭争取扩编困难。李丽萍说，近10年苗栗地院的民、刑庭都
有增加法官，只有少家庭始终维持不变，一直是4位法官、1位庭长，而法官人数未增加，也
意味着不会增加书记官、法官助理等辅助人力。李丽萍手上案件量，每月结案近百件、未结
案超过200件，她认为人力和资源缺口已影响到审判效能。
此外，李丽萍表示，少家庭至今没有独立预算，都是依附在民事和刑事预算下，2015年她刚
上任庭长时，少家庭的审判业务费仅有76万元，同年民事庭却有1,000多万元、刑事庭900万
元，连执行处的业务费都有700多万元。6年间她穷尽一切办法争取，好不容易才增编至1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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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地院少年与家事法庭前任庭长李丽萍（中）、现任庭长汤国杰（右）、家调官陈昀（左
）接受访问，李丽萍忧心，少家法庭理应是家庭与儿童最后的保护伞，但司法资源却最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摄影／陈晓威）
亲权案件反复进案，“不是只有司法努力就好”
林宝霞说，怎么呈现这份工作的价值，似乎也是家事司法工作者的困境，对一个家庭的细致
帮忙，回到数据上仍是冷生生的“一案”，似乎很难说服社会投入更多资源。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谢静慧和我们描绘她的期待：未来不仅社区式家事商谈能建置起来，民间
可能也能设立会面交往中心，离婚家庭踏出法院后，有任何争端需要协助，都能找到资源，
不再回流。
“如果我们希望司法是powerful（有力）的、细致的，不是只有司法努力就好，行政部门、
NGO、律师 乃至于整个社会都关注，才有可能改变。”
谢静慧的办公桌一角，搜罗了一整叠的关照司法动向的书册，有学者的研究、法院的刊物、
NGO出版的人权手册 层层叠叠，用不同角度讨论该如何接住案件里的家庭与孩子，正如
她口里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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