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2.记者署名:文／程海荻；核稿／李雪莉、方凌珊；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从反送中到白纸运动
背着恐惧、愧疚和中国人身分，港漂行动者怎样低调实践自己的抗争
4.完整新闻内文:
2022年11月底中国爆发反封控运动和白纸抗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和中环市区等地，都有民众
举起白纸声援运动，其中不少是“港漂”的年轻人。（摄影／Getty Images／Anthony Kwan
）
https://i.imgur.com/AC1b9ck.jpg
港漂，泛指透过学生或工作签证自中国赴港生活的人。九七主权移交以来，因着港府人才吸
引政策和各大学的收生政策，这个群体人数愈发增长。他们有的去香港淘金，有的被当地便
利的出入境环境、教育、医疗等生活资源所吸引，有的渴望离开高压管治，在香港喘一口气
，呼吸自由的空气。
记者观察到，面对中国愈发紧缩的政治环境，即便在港版《国安法》落地、港人一批批移民
之际，仍有自由派港漂来到这城，甚至低调发起针对六四事件、性别议题和声援白纸运动的
抗议。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为何觉得自己在香港需要不断“自证清白”？记者深入采访，还
原他们过往鲜被关注的经历和心路。
数月之后，针对白纸运动的打压仍在持续。今年农历春节后，在中国、香港和海外参与抗议
的一些年轻人仍然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威胁。多名在香港参与抗议的中国人被香港警方抄牌
，个人资料随后被传回中国公安部门。直至今年2月中旬，仍陆续有人接到公安的约谈电话
。
“最近几个月，明显感到大家都沉寂了下来，”黄南玮（化名）说，打压的消息在港漂行动
者社群中流传，一时间人人自危，她自己也趁机出国旅行，调整身心。
飞机刚落地其他国家，黄南玮便将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徽章挂上书包，戴着它走
遍每一处景点。在香港她早已不敢挂这个徽章。到了外国，她心想，若其他中国人看到，这
块徽章就代替我说“别惹我，我们不是一路人”。
与黄南玮相似，同样20多岁的包思琪（化名）也来自中国，近年在香港活跃参与社会行动。
白纸运动过后，她加快了移民申请的动作。她说，至少要多一本外国护照，以免以后真的逃
无可逃；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尽管在香港生活多年，她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被香港真正接
纳。
在近年愈发错综复杂的中港关系之间，黄南玮与包思琪这样的年轻人努力在夹缝中寻找发声
的空间。他们是一群港漂行动者，其中许多人受到中国过往数年性别议题的薰陶而启蒙，开
始关注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并参与社会行动，又因中国愈发狭窄的空间而选择移居香港。
他们在后国安法时代的香港探索红线的边界，同时又因中国人的身分而遭受质疑或歧视，需
要不断地向身边人“自证清白”。作为行动者，他们如何在“正在死去”的香港参与社会行
动？作为中国人，又如何处理香港社会的偏见目光？
从默默流泪到喊出口号：在苟延残喘的香港体验自由的味道
去年二十大前夕，北京四通桥爆发抗议事件。透过相片看到白底红字的横幅标语时，黄南玮
深受震撼，“我很久没有在‘简中’环境中看到如此铿锵有力的口号了”。
海外中国人随后呼吁各地打印并张贴四通桥勇士的口号，身处香港的黄南玮也决定行动起来
。她在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才来到香港念书，在一些边边角角仍能看到反送中
运动留下的文宣，有时是在巴士站牌，有时是在电影院的附近，尽管不时有人因此被捕，她
觉得香港仍有一定实践的空间。
出于安全考虑，她只打印了“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这句口号，没有选择“涉
及习”的海报。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叫上其他的朋友，她将打印好的文宣裁剪成巴掌大的
小纸条，独自在街头寻找一些原本就留有反送中文宣印记的地方，将小纸条贴在墙上，然后
悄悄观察标语可以存活多久。
对黄南玮而言，经历连串拘捕和清算的香港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公民社会”，但这个地方仍
然给了她一丝空间，还教给她从未有过的关于社会行动的训练。
黄南玮（化名）打印了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口号，将标语张贴在香港街头。（图片提供／受访
者）
https://i.imgur.com/rUQscoe.jpg
行动时黄南玮总是独自一人，低调行事。（图片提供／受访者）
https://i.imgur.com/aEuNTAE.jpg
2021年年初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之后，黄南玮和同学们一起“装饰”大学民主墙，声援47
人。（图片提供／受访者）
https://i.imgur.com/jOp8nUL.jpg
在中国念大学时，她尝试过设立一个性别社团，并曾计划在5月17日“世界不再恐同日”时
，在校内给同学送彩虹元素的配饰。她还把活动发布在注册不久的微信公众号上，立刻获得
了2千多的阅读量。
她从未意识到，小小的行动也会被官方看作一种威胁。两个小时后，微信文章和公众号被彻
底封禁，社团创建的计画戛然而止。后来她才知道，早已有学长学姊做过类似尝试，均遭到
校方的“约谈”。
这次行动一度让她感到孤立无援。她联络不到任何网络、资源，自己也完全零经验，一旦试
错就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2020年来到香港后，起初香港仍有一定空间。她会到小规模的放映会看社运纪录片如《理大
围城》，去听达明一派和香港独立音乐组合My Little Airport的演唱会。她发现在每个类
似的场合上，几乎都有人喊口号，从较为温和的“香港人加油”、“save 12 youth” 、到
较为基进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她一开始想跟着一起喊，却怎么都喊不出，只能自己
默默流眼泪。后来经过了好多次，她终于慢慢张口喊出口号。
2021年2月，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集体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安全罪，并马上被关押。保释聆
讯开始后，她去法院声援，也开始和同学们一起“装饰”校内荒废了一段时间的民主墙，声
援47人。
黄南玮深受广东歌影响，制作文宣时，她将具有政治意味的广东歌词拼接一起，贴在学校的
民主墙上，如〈银河修理员〉的“沿途在／修理著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撑
起雨伞〉的“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等。
她和同学们相互打气，说要多钉一些钉书针，这样哪怕校方来拆也会更费工夫。贴完民主墙
一半之后，放学后再去看发现有更多人加入了，民主墙被装饰得满满当当。
这些都是珍贵的实践，她一步步学习如何去除恐惧，自由地表达，并跌跌撞撞在低潮的香港
探索出一种行动的方式。
后国安法时代，探索低调、迂回的行动模式
港版《国安法》由中国全国人大制定，于2020年6月30日深夜直接在香港颁布实行，随后香
港政治环境愈发紧缩。（摄影／陈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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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岁的吴松（化名）和黄南玮差不多同一时期来到香港，很快在这里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
2021年，一位中国媒体人被捕后，吴松与几个朋友在香港街头戴上这个记者模样的头套，举
著“Free XXX”的标语行走；2022年年初俄乌战争爆发后，他和朋友举著反战标语和乌克兰
国旗在街头行走。
尽管每次人数都不多，形式相对低调，大家不敢像真正游行一样喊口号，但已经是吴松心中
难得的行动空间。
“在内地，这种行为分分钟会被抓起来；但香港，最起码还能试试。”他这样判断。
吴松大约10年前入读中国某大学法律系，梦想用法律帮助社会上被压迫的底层，以改变社会
的不公义。2013年，他上宪法课，老师一开课先提起中央最近的政策“七不讲”，其中一条
便是“司法独立不要讲 ”。他敏感地察觉到时代的变化。
至2015年，“709”事件爆发，大批人权律师被官方抓捕，吴松意识到，单靠法律没有办法
改变社会的不公义。
同一年，中国公民社会不同领域都遭遇挫折，广东多名劳工维权人士遭到逮捕，有女权行动
者因策划活动被拘留，此后女权行动派鲜有行动空间，不过网络讨论一度依然活跃。豆瓣、
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相关的新闻和讨论愈发热烈，频发的家暴事件、轰轰烈烈的 #metoo 运
动也带来一个个讨论契机。
吴松也是在这时候开始参与性别平权的实践，逐渐结识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但后来，
性别议题也日渐失去空间，被中国官方视为“境外势力”，一些行动者陆续透过读书、工作
等方式移居香港，其中也包括吴松的朋友。
在吴松从小的记忆中，从前的香港总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和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地
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对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学者孔诰烽和叶
荫聪在一篇2012年合写的论文中曾提出离岸公民社会（offshore 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
，他们认为，1997香港移交之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不仅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
”，也成为了中国的“离岸公民社会”──香港拥有中国所不具有的空间和自由，成为中国
的“信息（讯息）和思想的交流中心”；这一离岸公民社会影响着中国的维权行动与社会运
动，使香港成为中国行动者（activist）和NGO的重要学习和交流中心。
尽管近年香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移居香港的行动者社群却吸引着他。正好有合适的科系
，疫情后，他决定去香港读书。
来到香港，他和一群港漂朋友尝试各种低调而迂回的行动，不过遗憾的是，他感觉无论是中
国政治议题还是性别议题，好像总是难以触及香港本地社群。
国殇之柱雕塑由丹麦艺术家所造，此前曾矗立在香港大学校园20年之久，2021年12月深夜校
方突然悄悄移走雕塑。（摄影／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Charlène
F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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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吴松和黄南玮、包思琪以及几个港漂朋友曾经在香港大学校园内参与了一场悼念国殇
之柱的快闪行动。他们假装成校园内的学生，把悼念标语藏进书包，参与者们分成三三两两
的队伍，避开校警，尽量不让媒体拍到正脸，在安全的地方放下白花或标语，然后拍照发给
媒体。
吴松说，他曾想邀请本地生一起参与国殇之柱的悼念行动，却未成功。他询问了几位香港本
地同学，大多数人都因为风险而拒绝了，答应他会来的几位，最终也没有现身。
从新移民“蓝丝”到港漂“黄丝”，在中港夹缝里挣扎
包思琪中学时随家人移民香港，经过这么多年，法律上她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她感觉自
己在香港还是漂著的状态，是个港漂。
她数年前返回中国读大学，受那段时间女权运动的影响，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20
20年再次返回香港后，有一年万圣节，她在街头看到香港人颇具创意的扮鬼装扮，突然想到
一个倡议反性别暴力的点子。
第二年万圣节，包思琪协助策划了一场街头性暴力展览。她组织朋友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女
性，用夸张的妆容、服饰展现女性遭受的性暴力。活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转发，
许多港漂青年到场支持。不过，尽管她们特地加入了香港语境的标语与角色，如印尼家务工
与香港女性堕胎权利的倡导，却在本地回响平平，在几篇香港新闻报导中，下面有评论说，
“性少数最爱抽水”。
行动中，警察有拦下她们，说她们是游行，不让她们继续前进，登记了她的身分证，不过此
外没有进一步行动。包思琪事后分析，她们并未与警察产生冲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香港
，性别议题非常冷门，警察不会将它与任何政治势力、政治诉求联系起来。
结束后，包思琪感到：“你说做这件事容易吧，的确，比在国内（中国）容易很多；但它能
在这（香港）影响到什么人吗？影响不到。”
这些年在中港之间，包思琪经历了许多身分认同和价值观上的挣扎。
曾经，新移民的身分让她与香港发生的一切都很疏离。一开始她的广东话不好，也没有朋友
。香港学校的氛围与中国大陆很不同，她在其中像是一个“呆板的三好学生”。这样的困境
加上香港狭窄的居住空间，让她高中时期长期被忧郁症困扰。
她说，自己当时算是个“蓝丝”。雨伞运动爆发时，她既不关心，也认为香港人抗议的方式
过于理想化。
“我那时候还会为中国辩解，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总会好起来的。”
现在提起当时的态度，她感到“非常愧疚”，甚至每次提起，都觉得难以原谅自己。
在中国上大学让她有了彻底不一样的体验。她说，从前作为“新移民”在香港生活，“中国
大陆”是她重要的身分标签，为中国辩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自己辩解，是一种在异乡的
自我保护。身处中国，她终于可以不用以一个“内地人”的身分存在，也不用时刻警惕来自
外部的批判或偏见，反而可以更加开放地去认识这个地方。
碰巧此时，她在学校遇到了一位敢言的前辈，前辈向学生们讲述六四经历，让她看到了极权
之恶以及坚持抵抗的个人。前辈说，89结束后数年，每年6月4日，学生们会在学校砸啤酒瓶
，模仿当年放枪的声音。后来，这个纪念仪式演化成了在学校四处摆放啤酒瓶，用这种低调
又隐晦的方式进行抗争。
从那时候起，她每年都返回香港参加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2019年反送中运动时，她更频繁
地从中国返港参与集会，并在2020年回港工作。
自证清白和撕除标签的循环
2019年香港爆发长达半年之久的反送中运动，大量市民走上街头，以不同方式抗议对香港政
府和北京当局的不满，面对政府和警方的强硬手法，民意不断升温，反中情绪愈发浓烈，说
普通话人士在香港的处境也愈发尴尬。（摄影／REUTERS/Thomas Peter）
https://i.imgur.com/jBEHwUp.jpg
然而2019年又是一个分水岭，这场社会运动令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对抗更为激烈，身分认同的
矛盾再次凸显。包思琪记得，有一次她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一起走在游行队伍中，朋友不
会讲广东话，她们就很有默契地一路默默跟着队伍走到了终点，没有说一句话。
她既害怕说普通话被香港人听到当成“鬼”，又害怕有中国人听到后，将她们挂上网络上，
遭受人肉搜索。
黄南玮感觉，这几年自己生活在香港，好像时时刻刻都要准备“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并非
和极权站在一边，证明自己是和香港民主派人士站在一起。
黄南玮曾经申请成为某泛民主派公民机构的暑期实习，她在简历中如实写了自己曾在中国某
省电视台的实习经历，后来得知这份简历在机构内部引起了争议──在该机构人士看来，省
台代表着“国营媒体”，是共产党的喉舌，他们并不适合聘请有这样背景的实习生。
面试时，她用并不流利的广东话，“绞尽脑汁地在（向面试官）证明‘我和你们是一样的’
”，仔细说著香港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她不惜揭开自己过往被网暴的创伤：在中国时，她曾
经通过社交媒体向一名香港活动家表达过支持，还得到了对方的回复，但因为这则帖子，她
的真实姓名、学校、专业等讯息被中国网民扒出，她的照片和社交媒体截图网上流传，网民
鼓吹大学开除她。
黄南玮最后得到了实习机会。她说开始实习后，并没有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和真实的人相
处，是我和香港人彼此了解接纳的过程。”
“他们会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并非所有人都站在极权一边，我们也会关心香港的社会运动。而
我对一些香港行动者也是撕下标签的过程，真实相处后知道他们都是普普通通活生生的人，
不是任何价值评判下的‘符号’。”
但她清楚，只要生活在香港，结识新本地朋友时的“自证清白”就永远不会结束。
去或留：背着中国身分，他们仍然恐惧什么？坚持相信什么？
香港浸会大学讲师唐凌曾经透过深度访谈，研究香港自由派港漂，并写成〈守卫中间地带：
中国大陆自由派学生移居香港后的困窘〉（Guarding the Space In-between: The Quandar
y of Being a Liberal Mainland Student Migrant in Hong Kong）一文。文中唐凌提及，
这些自由派港漂面临着“双重的边缘化”：一方面他们被中国主流的民族主义所边缘化，另
一方面又被近些年崛起的香港本土主义边缘化。
透过研究，唐凌观察，这些自由派港漂用4种策略来应对这种边缘化，包括：
接纳香港的本土主义
加入香港的国际社群
用学术的视角来理解边缘化
成为政治冷感的人
尽管香港的社会环境在这几年极速压缩，但藉著和中国社会的距离，港漂行动者仍在这里相
对自在地呼吸过、行动过。然而可以预见的是，中港之间自由的差距未来将持续缩小，环境
的变化、水土不服和自证清白带来的困扰，也影响着他们去留的选择。
2022年10月，一名27岁的中国人涉嫌在香港立法会的公众活动示威区张贴与四通桥抗议口号
有关的海报被捕。看到这则消息后，黄南玮开始想要离开香港。
回想起来，黄南玮说自己17岁时便渴望成为香港人。她深受香港流行文化影响，从张国荣到
达明一派、黄耀明、何韵诗，从性别多元的启蒙到社会运动，香港让她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
也是在这样的影响下，加之过去几年性别议题在中国网络上的持续热度，让她在大学时期逐
渐意识到并接受了自己性少数的身分。
但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之后，黄南玮感觉，“我不想做香港人了，也明白自己做不了香港人”
。她形容自己与香港人之间有一层屏障，就像是疫情期间餐厅在座位之间竖起了那种屏障一
样，透明，轻薄，体积也不大。
“你可以透过这层屏障看到另一桌的人在做什么，甚至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永远无
法穿过它。”
然而有趣的是，前段日子她出国旅行，见到积雪，她第一反应便是跑去用繁体字在雪地上写
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后来她想想也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中国本身也有那么多值
得关注的议题，她却下意识写下的是这八个字。她说，也许这是她这几年的生命中最息息相
关的诉求。
在香港的日子，是她难得可以拥有的、在私域空间中没有恐惧地和同学、朋友、同事相处的
时光，在中国，她说自己“很难轻易对人卸下防备”。尽管香港公民社会“摇摇欲坠”，她
仍然相信这里的“根基不是极权一朝一夕就能摧毁的，比如一个人的良知、公民意识”。
面对愈来愈收窄的空间，她觉得“还是要试试红线在哪里，不要恐惧‘恐惧’本身”。
吴松说，他曾经因讲普通话而遭到香港人的不同对待，在他的经历中，香港人会默认讲普通
话的人的政治立场，觉得他们都是“小粉红”。吴松感觉，自己作为一名行动者的身分在中
港矛盾的大背景中被模糊了。
黄南玮说，面对香港愈来愈收窄的空间，她觉得“还是要试试红线在哪里，不要恐惧‘恐惧
’本身”。（图片提供／受访者）
https://i.imgur.com/74Vh7he.jpg
不过，近来中港边界在疫情后重新恢复自由通关，香港街头再次多了讲普通话的游客。吴松
说，作为同样讲普通话的自由派人士，以往他可以畅所欲言，如今“隔墙有耳”，他提醒自
己要更加小心。
未来，他打算继续前往其他国家深造，但他说，不管他在哪里，都会做和中国议题有关的行
动。
包思琪也计划著离开香港。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香港拒绝的人。“香港人对香港人的身分有
著与生俱来的自信，但凭我无法自信地说出‘我是香港人’这一点，就无法成为香港人，”
她说，只是无论去到哪里，“中国人”和这个身分带来的偏见，都是她要背负的。作为一个
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行动者，这似乎是逃无可逃的生命课题。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黄南玮、包思琪、吴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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