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大纪元
2.记者署名:
大纪元记者宋唐、常春采访报导
3.完整新闻标题:
【内幕】30年前中共警察已贩卖死囚器官
4.完整新闻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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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青岛市民郭志艮讲述，30年前他亲身见闻中共公安和当地医院勾结，非法贩
卖死囚犯器官的过程。（新唐人视频截图）
【大纪元2023年02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常春采访报导）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
正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青岛市民郭志艮，亲身见闻了警察贩卖器官的一幕，至
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那个要做肾移植病人的妻子，把钱递给警察时，警察在跟大夫讲，死刑犯的父亲来领尸体
，他就问他要证件，这个、那个证件，要第四个证件的时候，他父亲没能拿出来。警察就
说：“抬走！”拉着（尸体）就走。郭志艮回忆病人家属告诉他：“死刑犯父亲‘哎呦’
叫了一声，两个眼睛一直跟着这个车，很可怜。”
“这个家属给我这样讲的。而且我也看到她正在用纸包一些钱，说大夫叫直接把这钱送给
公安局干警。”郭志艮说，“家属回来以后就上我们病房说，她去送钱，而且亲眼看见，
死刑那个人就躺在那个地方。”
亲身见闻：警察与医院勾结贩卖器官
郭志艮告诉大纪元，1991年4月份的时候，他因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入住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当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去厕所的途中，经过肾脏科（血液科与肾脏科当年在一个区
域），听到有人在该科病房内哭泣。
郭志艮是基督徒，平常在医院里愿意传福音，心生怜悯，上前询问，得知病人身患尿毒症
，一个死刑犯明天就要执行死刑，血液配型已成功，第二天就要进行肾移植。之所以哭，
是因为刚签完医院免责协议（手术成功与否，病人生死与否，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因
此内心恐惧。
郭志艮回忆，这个病人不到40岁，看起来像个干部。
他说，当时是有两个人同时进行肾移植，哭泣的那位病人手术成功，但另外一位病人在手
术台上当场死亡。青岛的报纸，还对此做过报导，说肾移植手术成功。
郭志艮与病人家属的交谈中得知，家属需要额外支付一笔现金，直接给公安警察组成的“
抢尸队”。“这个钱单独给警察，给抢尸队”。
他说：“家属还和我说过，警方在这以前已经将死刑犯和器官接收者血液配型成功。执行
死刑当天，警方会采用刁难的手段，问死刑犯家属要各种没有明文规定的身分认证证件，
只要有一样证件家属没有携带，便可以否定死刑犯与其家人的亲属关系，可当场将该尸体
定性为无人认领的死刑犯。抢尸队就可以立即将死刑犯尸体私自运走，将身体各器官通过
医院非法贩卖给病人，这就是肾脏的来源。”
郭志艮告诉大纪元，“当这个病号和我讲这个事情，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非常生气。自
己的父亲看着儿子就这么给抬走了。因为法律规定，死刑犯家属可以领回去。如果没有这
个明文规定，我还不生气了。有明文规定，还以各种理由在枪毙前就配好型。就是明确不
让死刑犯家属认领尸身，这个公安局的邪恶，我觉得很生气。”
根据中共1984年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只有在无人认领尸
体或家属拒绝认领的情况下，或者在被判刑的罪犯自愿将其尸体进行解剖、或家属随后同
意使用的情况下，才能摘取器官。
公开资料显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院，1982年进行第
一例肾移植手术，1993年5月正式开展肾脏移植，2013年肾脏移植科单独成立科室。
大纪元记者调查发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991年已在做肾移植。记者问：“我们1991年有
做肾移植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医生回答：“有有有……现在都上千例了……
”
大陆医学百科网资料显示，在中国开展肾移植的医院，1991年已达到77家，1993年增至95
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形成器官移植利益链
中国的器官移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在外国医疗顾问
的帮助下，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在这个阶段，全世界受体患者的存活率非常低。
第二阶段是医疗机构、警察、司法和监狱之间的合作正式化，奠定了在1980年到1990年间
死刑犯器官强制摘取的基础。
从1983年起，有两个因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一是自1983年以来，中共每
年都会开展“严打”运动，死刑犯剧增，增加了移植器官的供应量；二是被广泛用于预防
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抑制剂的环孢素A，被引入中国，大大提升了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到了1984年，中国各地至少有98家医院开始了器官移植手术，并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全国性
的协调机构——器官移植登记中心。
根据《中华器官移植杂志》，自1988年以来，中国进行的肾脏移植手术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1992年共进行了1905例此类手术。
公开资料显示，到1998年底，中国共有八十多个单位开展肾移植，肾移植总数超过2万例
。一年有功能存活率接近95%，5年存活率超过70%。
这一阶段的器官源主要是死囚犯，中共央广网2015年1月1日也证实，中国的器官移植之前
是以肾移植为主，后来逐渐也有肝脏移植。九十年代时，器官移植除了少部分亲属之间的
互相捐献，其它器官源大多来自死囚。
根据1994年人权观察的报告，1992年8月，一名最近被释放的中国囚犯告诉一家香港报纸
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刑场，总是有一队医生在现场，一旦囚犯被枪决，
医生就会立即解剖尸体，取出所需器官。”
促使中国移植器官利益链形成的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中共政府逐渐减少了投入
公共卫生体系的资金，器官移植成为医院的生财之道。大量香港、新加坡和邻国的富有的
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只要有钱，就能在中国做付费器官移植，避免在本国漫
长的等待，这已经不是祕密。”大赦国际1995年写道。
在1992年底BBC的一次电视节目中，香港医生陈文岩（Man Kam Chan）说，他已将一百多
名病人转到中国进行肾脏移植，他知道这些尸体来自哪里，“据我所知，这些肾脏都是…
…来自被处决的犯人。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肾脏可供器官移植……是因为中国（中共）的
法律环境不断恶化。”
第三个时期始于2000年初。随着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器官
移植在中国真正发展为一项产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2000年是中
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2020年3月，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
民法庭“中国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
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我们就觉得应该发声”
郭志艮夫妇现在与儿子一家居住在英国，一家人经常看大纪元、新唐人，上面报导的中共
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的行为，勾起了郭志艮的回忆。
郭志艮的儿子对大纪元表示：“我们就觉得应该发声，我父亲想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压
在他心里三十多年了。”
“他一看到咱这报纸，还有播报以后，就特别有共鸣，觉得这些亲人，这些亲属是多么的
痛苦，然后，还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他们认为死刑犯不值得同情，这么一种高级动物的思维，不把人当人看的这种思维。”
郭志艮表示，“从《大纪元时报》中得知，很多法轮功信仰人士，在中国遭到灭绝人性的
活摘器官的违法行为，结合我此前在医院的所见所闻，更加佐证了该反人类的违法行为，
并且早在30年前就已如此明目张胆和猖獗。”
他说：“我及家人对那些受害的信仰者及其家人深感同情，结合自身经历，对这种国家三
级甲等医院和政府执法部门相互勾结，违法获取并贩卖死刑犯器官的行为，本人非常震惊
且极为愤怒，每每想起，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正如《圣经（旧约）》约书亚记，耶和华神勉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一样—
—面对邪恶‘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因此，我愿意在贵网站和报纸等媒体实名举证如此
骇人听闻的恶行。”郭志艮说。
“希望通过我的实名举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特别是有过共同经历的人、知情者，恳
请你们大胆举证，相信邪不压正，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平安！”
“给自己子孙后代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坚定信仰，推行公义和活出爱的社会环境
！只有这样，内心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平安！”他说。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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