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名校到你家：英国大学“海外分校”插旗热
如果一个“台湾学生”，想在“马来西亚”读“英国大学”，可能吗？不仅可能，还有许多选择。高等教育的私有化与市场化，伴随着全球化时代下，时空距离短缩与跨国成本降低，使得越来越多学生有能力离开母国取得国外学位，进一步带来大量的学生跨国流动与知识交换。而现在，不仅学生，连大学与学位本身都在进行跨国流动。
这些具有跨界、境外、 无国界特征的教育相关流动，统称为“跨国教育”，其型态也愈发多样。最普遍（意即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国外大学与当地教育机构合作推出学位课程，或学生在英国大学注册，但在海外伙伴机构学习；再来就是人数不算最多，但迅速扩张中、并且较引人注目的大学海外分校。
遍布全球的海外分校在2000年时只有84间，至2016年时已暴增到超过200间；分校设立地点以中国（32）最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1）其次，新加坡（12）、马来西亚（12）与卡达（11）随后，韩国（3）则在2011年加入战场后成为新热点；至于这些分校的“母国”，则以美国（78）与英国（39）的大学最多。2015年全球共计有18万学生在海外分校就读。
以英国大学为例，诺丁汉大学率先开启风潮，早在2000年便于马来西亚设立分校，随后于2004年在中国设立宁波分校；利物浦大学也在2006年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设立西交利物浦大学——但是，英国大学为什么要在海外设立分校呢？
▌留英也没那么好？“国际学生”减少的警讯
设立海外分校的好处不外乎：增加学生接受英国高教的管道、提供英国学生海外交流经验、提升学生与员工的跨文化能力、大学品牌国际化、强化研究交流与国际合作、与设立国政府或财团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等。
简言之，就是近年高教界流行的“国际化”。另有英国研究指出，有跨国教育经验的学生较受雇主青睐，普遍也有较好的英语、沟通与分析能力，设立国也受惠于更多元的课程，提升高教品质与人才技术培养。
然而，设立海外分校背后反映的其实还有：英国高教产业近年的结构性隐忧，以及设立国的高教发展策略。促使英国大学设立海外分校的动力，除了前述好处与追求国际化外，部分来自对未来的担忧——尤其是未来国际学生人数下降的可能性以及脱欧冲击。
国际学生的人数有多重要？平均来说，学费收入占英国大学总收入的一半，如果只看英格兰，则有42%的大学，三分之二的收入靠学费；而人数占学生总数14%的国际学生，缴交的学费却占总学费收入的23%。英国大学虽然目前没有在海外设立分校的急迫性，但国际学生人数——或者说学费收入——减少的可能性，已经使各校警觉到分散财源与风险的必要性。
“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在报告中直言，英国大学对未来学生人数及收入不应保持乐观。第一个原因是：近年来英国政府对国际学生态度并不友善。政府近年来不仅限缩学生签证，试图减少净移民人数，也在2012年取消毕业后可留下一年找工作的“学成后工作签证”（PSW）。先前连续五年增加的外籍学生人数，在2015年首度微幅下降，让英国高教产业捏了一把冷汗，也意识到越来越不友善的政府移民政策，对学生就学意愿的影响。
尤其是PSW的取消大大降低印度学生留学英国的意愿，印度留学生人数从2012年起连年直线下降了17%。2018年，英国不论在国际学生成长率或受欢迎程度都被澳洲超越，此趋势在国际学生最大输出国——中国与印度两国——最为明显。英国大学联盟前阵子也紧张地呼吁政府赶快恢复被取消的PSW。
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脱欧。脱欧对欧盟学生人数的影响早已发酵，虽然脱欧后欧盟学生需付的学费将大涨，但人数的降幅恐将远高于学费涨幅，造成总收减少。另外，脱欧后欧盟教职员的未来不确定性，还有欧盟研究经费减少等，种种不确定因素一再迫使英国高教产业考虑开设海外分校，作为一种分散风险的长期投资。
▌海外分校：高品质控管，成本回收慢
但跨国教育也不是没有风险，其中最大的隐忧即是“品质控管”。跨国教育依母校与当地机构的参与程度高低分成不同模式：一为与当地机构合作推出课程的“甄审”（validation）模式，由合作机构提供课程，英国大学授予学位；二是设立国取得“特许经营”（franchise）；第三是文章开头说到的“海外分校”。
主要差别在于，第一种模式从课程内容、人员聘用到招生等，几乎皆由当地机构负责，英国大学仅是承认当地机构的课程并负责授予学位，参与度非常低；第二种则由英国大学提供课程、教材并监控品质，取得特许经营的当地机构负责提供硬件设备与课程教授；第三种海外分校模式则是从经营、人员聘用、招生到课程内容，几乎全权由母国大学决定。
与海外分校模式相较，前两种模式的进入门槛与成本低廉，又可带来丰厚的收入，苗头不对时抽身容易，但品质控管却大为不易，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赔上母校的声誉。例如，英国威尔斯大学旗下两间甄审的合作机构在2011年爆发丑闻，一是由马来西亚歌手以其造假的学历办学，另一间泰国的设计学院则因非法经营遭泰国政府调查。
不论采取何种合作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教学品质。海外校区要成功，必须说服学生在海外校区得到的教学品质与学习经验会与在英国相当。如果以此为考量，则前两种经营模式完全无法与海外分校相比。尤其，英国海外分校与英国本地大学一样，品质必须接受英国高等教育品质保证局（QAA）的评鉴。
当时，威尔斯大学与40多国、超过100间学校有甄审关系，全球共计有7万名学生；海外分校的学生人数相较之下少很多，却在之后几年迅速扩张。英国海外分校数量也从2006年的9间，到2011年时迅速成长，超越澳洲成为美国之后第二多海外分校的国家；近年来，英国海外分校的学生人数也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而打头阵的诺丁汉大学海外分校目前学生人数最多，宁波校区有近8,000、马来西亚有5,000名学生。
然而，此类模式的经营与教学策略由母校一手包办，所需负担的时间与财务成本都相当高，回收缓慢。连诺丁汉大学的高层都表示：
如果动机是要赚钱，那（设立海外分校）真的不是一门好赚的生意。
除了成本高回收慢之外，如何维持学术自由更是一大难题，尤其多数的海外校区都集中在言论自由程度偏低地区。在中国是否能开设批判言论自由或人权相关课程？在中东国家的校园里否能大肆谈论女性主义？分校是否要避免聘请某些特定国籍的教师？
另外亚洲与中东的教育体制，传统上较不鼓励批判性思考或交互式教学，因此即便课程与教材完全与母校相同，如果授课方式与母校的教育哲学或理念有所落差，依然照本宣科或无法营造鼓励发问与质疑权威的学习环境，引入跨国教育也无法达到母国大学宣称提供“国际经验”或提高高教品质的目的。
▌对外招手：中东与亚洲国家的“海外分校”热潮
虽然我们身处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跨国流动看似不难，但实际上跨国求学的人毕竟是少数，跨国又跨洲求学的就更少。因此，英国大学的海外分校，使学生近在咫尺就能得到英语教育与英式教育服务 （是的，是服务），这在执著于教育及文凭的亚洲，或者有经济能力但行动较受限的中东地区尤其有高度吸引力。
从设立国的角度看，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卡达等海外分校较多的国家，往往将海外分校视为刺激经济、培养人才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策略一环。因此，大学的海外分校选址与经营模式除了母国大学本身的经营策略外，更受到所在国的高教与经济发展策略影响。
马来西亚早在1970年代便开放国外大学推出国际学程，1988年有第一间海外分校进驻；新加坡于1998年跟进开放，2002年更透过“Global Schoolhouse Project”积极向海外大学招手，希望吸引国际学生到新加坡就读，成为亚洲知识经济枢纽；中国则在2003年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开放国外大学与当地机构合作设立分校，近年更大力鼓励邀请国外顶尖大学设置分校，以提升高教品质；韩国为留住人才，则从2003年起大力补助国外大学在自由经济区内设立大学，现有纽约州立大学分校（SUNY Korea）等。
然而海外分校在这些国家的境遇大不相同。新加坡政府大力补助的多间海外分校黯然离场。2012年，纽约大学蒂施艺术学院（Tisch）海外分校以不堪负债为由宣布关门，同时也被学生控告教学品质低落，留下名声污点；随后多间学校因招生不足关门大吉。
反观中国的海外分校，虽然没有中央政府等级的经费支持与推广，但各地方政府的配合与投入吸引不少当地学生就读，成功达到合作与交流的目的，同时也招收了越来越多对中国有兴趣又希望以英语学习的国际学生；马来西亚则稳定成长，政府亦意图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教育枢纽。现今，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有40%的学生来自海外，吸引众多中亚地区（主要为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以及印度、中国的学生，98%的营运经费来自学费收入。
中东地区的卡达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皆希望成为当地的高教枢纽，发展出另一种海外分校模式，也就是由所在国政府设立专区，并提供全数或部分经费，以吸引顶尖大学前来设立分校。例如由卡达基金会支持校园校舍与经营费用的“多哈教育城”（Education City）；杜拜的“杜拜国际学术城”（DIAC）成立于2007年，有来自9个国家27所大学，超过2万7,000名来自中东、北非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海外分校的国际化与在地化
海外分校通常不会把母国大学所有的科系通通搬到海外。多数海外分校瞄准特定学生族群，提供特定科系课程选项，主攻小众市场，以降低财务与名声风险。例如：英国纽卡索大学在马来西亚的分校，与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合作，主攻医学临床及生科；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马来西亚主打机械与电机；2011年设立的伦敦大学（UCL）卡达分校，也仅提供考古与博物馆学课程。
UCL强调，在卡达设分校是出于“研究考量”，认为其地理上的优势（离考古据点甚近）对其研究有帮助；然而反对者却也指出，这样的合作模式如无法吸引大批付费学生、或其他研究资金挹注，则会过度依赖所在国的资金，导致财务不自主，甚至办学的学术自由造成影响或干预。
回到大学的国际化趋势上，最后一个思考是：如果大学继续“国际化”下去，我们还能称这些大学为“英国大学”吗？像是在中国的海外分校，以融合英美大学的教学品质与内容，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校风环境，成功吸引优秀学生，国际学生也倍数成长，在处处都有海外分校倒闭的各国之中，保持零倒闭的纪录。
不过大学与其所在地常常有着难以分割的地缘关系，就像我们很难想像不在牛津的牛津大学、或不在伦敦的伦敦政经学院。母国校区的经验或许是海外分校难以完全复制的。同时，这样的文化经验又该如何被评鉴系统评估？母国大学与设立国之间的平衡如何拿捏？都是英国大学纷纷追求国际化之余，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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