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暴力团：乡匪村霸“以红护黑”的万人扫荡
http://uc.udn.com.tw/photo/2018/09/28/99/5325513.jpg
中国黑帮犯罪从根烂起？中国长年的“乡匪村霸”问题，从今年开始雷厉风行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不仅揭露大量的地方农村黑帮犯罪实态，乡镇官员勾结黑社会的恶行恶状也连带曝光，其中甚至发展成“由黑染红、以红护黑”的保护伞体制，超过数百名的乡党高干遭到纠举惩处。被视为黑帮猖獗地之一的山东，大举破获犯罪集团与涉案官员，但同时也引发了官方“冲业绩”的争议。
今年初中国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强化打击黑恶势力、严抓“涉黑”的组织与官员，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针对长期困扰地方的“乡匪村霸”暴力团犯罪问题。
乡匪村霸是中国农村地方的结党组织、或由地方宗族势力所组成，在地方上惯以组织暴力为手段，从事“打砸抢”与涉及“黄赌毒”（色情、赌博、毒品）等非法活动，其中多数拉拢政府或公安系统，黑白勾结之下盘据地方形成势力。
《齐鲁晚报》指出，在官方这一波扫荡行动当中，重点打击对象还包含农村里涉及黑帮犯罪、贪污腐败的官员，以此“整顿涣散的村党组织”。以今年9月重磅出击的山东省为例，部分的
农村就有不少高层干部涉嫌勾结黑帮组织，形成“以红护黑”的保护伞结构，包庇地方犯罪。
山东省北部的滨州市，即发现地方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王磊，涉嫌替“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犯罪组织规避刑责，被抓捕后王磊即遭开除党籍与革除公职处分。此外，还有共产党干部自己就是黑帮组织领导的案例，在山东省烟台的西泊子村，村委会主任朱永君在地方组织结社，长期在地方农村犯下多起暴力事件，并挟带黑白两道的势力垄断地方的产业交易，其中也涉及违法商业活动。
朱永君以其政治光环，在地方“以黑护商、以商养黑”，遭破获之后，还发现其组织当中还有10名中共党员，共同协助将势力伸进官方体制之内。针对类似案例，山东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志华表示，今年以来总共调整村党组织成员238人、其中位居领导要职的书记就有199人遭受“处理”，全山东省就有3,157个乡村被确定为“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河南郑州则有一个黑帮以“治安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在当地乡党收取保护费进行“代管治安工作”，但同时也带头在社区里打砸抢，在保护伞的支撑下成为地方恶霸。中国政法大学的《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报告》中也指出，在北京地区的黑帮团体也多半拥有保护伞机制，其中公安部门涉入的比率最多，有高达7成的保护伞是来自公安系统。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四川重庆，地方的黑帮势力超过4成有保护伞的庇荫，2009年在重庆市扫黑之下，赫然发现曾任职公安局的司法局局长文强，就是当地黑帮的最大保护伞，而在这波打黑专案中遭到拔除，被控受贿罪、强奸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被判死刑后于2010年执行，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正厅局级公安局长。
中国目前的黑帮组织，仍以地方帮派结社为主，研究中国黑社会犯罪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举例，类型可以分为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盗窃为主的“苏北帮”、诈骗为主的“贵阳帮”...等等，以各级县、乡、区、市为范围活动；近年也有如“天安社”的新型态黑帮，从网络直播崛起、成员多来自民间商业公司的组织，但处处宣扬“爱国爱党”的忠诚思想，同时却也犯下杀人社会案件。
为了革除黑帮长期盘据地方、黑白两道错综复杂的结构，中央力推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计画从2018年开始先“严态势，营造人人喊打的氛围”、2019年“攻案件，提升群众满意度”、最后在2020年“建机制，取得压倒性胜利”。
被中国社会大众视为黑帮猖獗地之一的山东，根据《齐鲁晚报》资料，自年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总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2,660件、查缉涉黑组织5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84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267件，并拘捕犯罪嫌疑人共1万3,074人，另外还有1,322人自首投案。因黑恶势力犯罪而被起诉者共1,080人、已遭判决相关犯罪事实者659人，涉及黑帮犯罪与贪腐问题的“保护伞”官员，共破获766起案件、抓捕1,064人。
山东省在今年9月份开始进一步发动“山东战役”，强化扫黑的打击力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查缉13个涉黑组织、55个犯罪集团，拘捕嫌疑人1,999人，并抓捕了保护伞300人。从专项斗争以来，山东省总共查扣了涉案资产18.1亿人民币（约新台币81亿），而战绩丰硕的山东战役，第二阶段也将从25日开始持续至9月30日，官方期望能透过这次的“捷报”，震慑地方黑恶势力。
然而这一系列的扫荡行动，同时也惹来不少争议。在官方成果公布之后，有网友质疑官方涉案的保护伞积习已久、背后牵涉的人员恐怕大到难以革除，另一方面，无论是为期仅仅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或是山东战役行动，这种短期集中火力与执法资源的方式被批评为“运动式执法”，短期见效，但似乎无法形成长期风气。
山东省在执行扫黑任务时，也被爆出项地方基层下达“业绩指标”的问题。在2月份时山东省政府响应扫黑，却被发现向基层检察院规定办理扫黑案件的最低数量，消息曝光后引起舆论的质疑，执法单位是否会为了达到任务业绩，而导致不顾程序正义的“胡乱作为”？
也有律师向媒体表示，严密扫黑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生了判刑过重、甚至罔顾人权的问题。种种质疑之下，雷厉风行的扫黑，也连带被人怀疑“打着扫黑旗号进行政治整肃”的阴谋论。
http://uc.udn.com.tw/photo/2018/09/28/99/5325515.jpg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39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