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刘仲敬文章 《民族发明学与蛮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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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
李光耀这种人完全可以视为海峡殖民地华人当中最有判断力的一类，但他们也就是有一点
点了解英国统治者而已，对于自己经常接触的马来同侪和竞争者，仍然充满了自欺欺人的
妄想。他们的无产阶级在六十年代的叛乱当中，仍然相信土著是生番。他们的菁英目睹自
己的失败，相信责任在于英国人保护土著的特殊政策。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相信英国人有
过人之处，但绝不相信马来穆斯林有什么了不起的。
问题在于马来穆斯林并不是英国人玩弄手段的消极工具，而是善用英国因俗而治的高明政
治家。马来苏丹在英国顾问和参议会的咨询之下，本来是只有同意权的。联邦议会禁止外
邦人享有土地产权的法律，最迟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已经完备。英国人对这些活动的责任
，并不明显大于他们对印巴分治和以巴分治的责任，也就是说以忠诚仲裁者自居，尽可能
同时满足各族群相互矛盾的诉求。
马来人成功，是因为他们更擅长利用英国政治习惯。穆斯林的判断力更强，是因为穆斯林
的菁英更有国际视野。十九世纪后期，各邦的神学家通常都有爱资哈尔大学或麦加的留学
经历。他们争论的问题与其说是神学，不如说是宪法。传统派强调君权神授的原则优先，
试图将印度教色彩浓厚的习惯法纳入伊斯兰造法传统。原教旨派强调神法高于人治的原则
优先，认为习惯法纵容了针对统治者个人的崇拜，违反了古兰经反对偶像和维护公义的精
神，是马来社会堕落的根本原因。
同时代的华人苦力社会，充满了唯物主义的精神。无产阶级唯一的组织力量，仍然是他们
的黑社会。有产阶级依靠英国人的保护，刚刚从无产者兄弟当中产生，迅速发展成我们非
常熟悉的原子化肉猪，不仅比无产者更缺乏组织纽带和自我保护能力，还把这种脆弱的状
态当成进步和高级的象征。马来王公贵族和神学家对联邦宪制施加影响的关键时期，这些
苦力保持了唯物主义和经济动物的完美形象。
苦力社会发现自己的真实地位，已经是在先机丧失三十年后，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
了错误的路径。间接统治的本质是属人主义和司法统治，英国保护人尽可能鼓励被保护者
培养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菁英。华人苦力使用自己习惯法、民法、家庭法的机会，一点
都不比土著部落和穆斯林少。马来的沙里亚传统不是在穆斯林王国时期形成的，而是在殖
民时期形成的。各部落通过习惯法的普通法确认，也就奠定了过渡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宪
法主体地位。华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费拉性格太强，理解不了通过习惯发现法律
的思维方式，不能把帮会或家族的习惯总结成法律，用自己的法官统治自己。他们更不能
将各种方言总结成国语，为相应的群体争取法人的地位。
他们为时太晚地培养菁英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士大夫模式，通过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和中
华民国中小学课本的普及，成功地强化了外邦人的身分认同。这种体制成本甚高，在宪法
当中却找不到接口。任何猎头部落都能依靠习俗和语言的特殊性，实现自己的宪法身分，
然而世界上最成功的华文教育，不能为自己培养的菁英和菁英所在的社会提供出路。这种
出路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存在，除非中华民族的发明成功，然后将闽南和潮汕在槟城的
移民，变成中华民国马来亚行省的居民。
没有出路的士大夫注定会变成激进派，马来国民党也是注定要变成马来共产党培养基的。
光华日报从同盟会的机关报变成匪谍报，就是这一历史定理的体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英国人倒真是开始利用穆斯林算计华人了，但是李显龙之所以没有在革命的下一阶段牵着
李光耀的鼻子游街示众，也是多亏了英国人的压制。李家父子属于费拉社会或无德性无判
断力社会当中最精明的人，至少明白应该感谢英国人，新马华人能够体面失败，有他们一
份功劳。
至于那些将英国人的压制倒推到十九世纪的理论，说服力非常差。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
都有发展习惯法社团的机会，但习惯法本身就有蛮族亲和力。蛮族性越强，就越容易产生
自己的司法和语言传统。费拉性越强，就越容易难产。英国人提供了放任自流的试验田，
不同的种子自然会长出符合自身德性的果实。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