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有益论被酸几代
结果余光中还有人在人死为大
别那么恶好吗
那蒋开穴也不能批评，人死为大嘛
还是人死为大是看人用的?
狼来了
余光中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来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
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农人、军人，同为社会的支柱，正如公务员、教师、商人、自由业者等等，亦为社
会的支柱一样，工农兵的生活应该关怀，工农兵的形象应该描绘，其理至显，谁也不会反
对，谁都应该赞成，然则社会百业，何以独举工农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农兵
而不是农工兵或兵农工？条条大路皆为报国之途，何以独要突出这三个“阶级”？如果说
，所谓工农兵，不过是代表大众的意思，那么迳用涵盖面更大的“大众文学”或“国民文
学”好了。
所谓“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宣布：“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
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
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当
然，毛泽东并没有放过知识份子，因为他接着又说：“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
和知识份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从前引的毛
语看来，所谓“工农兵文艺”正是配合阶级斗争的一种文艺：政治才是目的，文艺云云不
过是一种手段，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毛泽东分配给知识份子的边缘任务，是“长期地合作
”，“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识份子起来响应工农兵的“革命”和“工农兵文艺”
，当然便是“合作”，否则便是“反革命”。
那么，该怎么“合作”法呢？毛泽东也有具体的说明：“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
是文艺批评。”原来在“工农兵文艺”政策下的所谓文艺批评，乃是一种斗争方法，然则
斗争的目的何在呢？毛泽东也说得很清楚：在于“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
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
在同一篇“讲话”里，毛泽东又说：“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
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
、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
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
，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也就是说，把中国
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彻底破坏之后，就可以建设起“工农兵文艺”了。
以上引证的几段毛语，说明了所谓“工农兵文艺”是个什么样的“新东西”，其中的若干
观点，和近年来国内的某些“文艺批评”，竟似有些暗合之处，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
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
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
我国军人的知识水准，近年来提高了许多，文艺在军中更遍受重视。文坛上知名的诗人和
小说家，不少位出于军中，各大学更经常邀请这些军中作家去演讲或座谈，大学生毕业后
，都要入军中服役，所以柳营与学府之间亦难以区分，如果把后备军人也算在里面，则从
我服役的那一届(民国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则“兵的文学”又何
须再加提倡呢？所谓“工农兵文艺”，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于台湾，但其用意和毛泽
东所强调的却大不相同，民国六十四年第二届现代诗奖的两位得奖人，管管出身于军中，
吴晟出身于农民，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然而两位诗人之所以得奖，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成
就，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阶级成分”不是台湾文艺批评的标准。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也许会说：“台湾是开放的社会嘛，什么东西都可以提倡的。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
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
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
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
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这
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强调文艺要写实，但对于“秧歌”，“尹县长”，“敢有歌吟动
地哀”，“古拉格群岛”等所写之“实”却似乎视而不睹，对于天安门、四人帮等事件所
演之“实”却似乎避而不谈，此时此地，却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
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
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
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
地文学”……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
了一顶。
说真话的时候已经来到，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
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
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六十六年八月于香港。
他老兄自己脑补(配合国民党),说台湾文学被赤化，然后里面自己引一堆毛毛的话，最后
红帽子扣在台湾作家头上，那个时代说你是共匪你就去警总喝茶了，这种指控不可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