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欧美各国的政治势力分布，有着不小的改变。以往欧美各国不管是两党或是多党制
，政党属性都可以大致以左右区分；但英国脱欧公投和川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
统，却很难用以往的左右谁胜谁负去分析。
其实，用二分法去解析复杂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失真，于是会出现主张尊重个体、市
场自由，和主张国家控制一切的法西斯同被画在右派的荒谬情事。
由于学术上解析政治的社会科学院多为左倾，为了要合理化这种妖魔化反对方的抹黑，于
是设计出种种说词。例如将左右的一轴线状光谱，变成上下左右二轴，声称左右在政经可
分离。但左派重集中分配，就现实来看，即使有庞大的政府权力还是难以办到、没有“集
权政体”更是提都别提，这种画分只能在学术界打嘴砲、彼此攻讦用，政治实务上实在没
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难以用左右分析，倒与上述左右定义不清无关。主要是现代
政治公共事务不断扩大，连带的让政府组织也跟着庞大了起来，组织里的人多到足够形成
一个新的阶层。
在原始的人类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人都是兼职性质，如果要在现下的台湾社会找例子，
双拼的无电梯公寓大概就是四层楼八户，这种公寓公设少，住户要一起决定的事情不会太
多，大多事情就是楼梯间遇到商议一下就做了，没什么专职人员，也很少特别开什么会。
电梯大厦社区规模就比较大了，会有管委会这种由住户互选的组织，定期开会决定社区事
务，甚至会找专职的社区总干事处理庶务、并有聘用专职保安，可以说是现代政府的缩小
版本。
不过管委会委员除非是退休人员，大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属于一种兼职。但当公共事务多
且复杂到一点的程度，“管委会委员”就很难以兼职型态存在了。一是事务繁多需要全职
的工作时间（甚至还要请很多助理协助），一是事务复杂需要更多专业；当然，处理庶务
的社区总干事、负责治安的保安员也要更多。于是这些人就在社区（社会）之中，成为一
群和其他住户不太相同的阶层。
换句话说，一个民主社会，随着公共事务增加让公部门扩大，让公部门对社会的影响愈来
愈大，在公部门工作的人成为社会的特殊阶级只是时间问题。
人口愈多、公共事务的范围愈扩大，会让愈来愈多的公共事务必须成为拥有强制执行力的
公权力。这些强制的公权力，也让执行公共事务的人，从单纯的服务而成为有改变、干涉
、领导别人生活的心态，甚至因为自己的工作和决定都会影响许多人，开始觉得自己高人
一等、不同凡人。
不过呢，人类社会“公共部门”的形成也不是那么单一的程序，有的是一连串的弱肉强食
后，获胜的人扩大了自己“私产”，同时让大多数人“无产化”、甚至连自身都成为胜者
的财产（例如古代东亚大陆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
。当权力者的私产扩大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没办法一个人管理，找亲朋好友来帮忙也很自
然。
人终将一死，生物的本能就是维持自己基因的传播优势，会想把自己“遗产”传给血亲是
很自然的。但当权力者的私产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容易因分配问题，反而不利于自己
的基因传播。对于以游牧、渔猎、甚至掠夺为主的“无恒产”民族来说，这问题不至于太
大。但对于以定耕为主的农业民族，这个问题就被凸显出来了，因为农耕技术进步到一定
的程度，土地分割过度对于农耕不利。
距今三千多年前，东亚大陆有一支农耕技术精湛的“周”民族，势力扩张成为黄河流域的
地区霸权，他们建立了一个遵行封建体制的周王朝。“封建”可以说是把“权力者的私产
扩大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没办法一个人管理，找亲朋好友来帮忙”落实且制度化的结果。
请注意“没办法”这个关键词，因为分封是不得不为的，权力者无力干涉分封出去的权力
，封建体制下的诸国都会有很高的自主权。
权力者当然担心分封出去的权力，最后可能反噬自己。周王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
王室直接掌控的权力远大于分封诸侯，周是进步的定耕民族，土地大代表能养活的人更多
，就拥有更大的武力，在周王朝之中，王室直辖土地──王畿远大于其他诸侯，就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具体结果呈现。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从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去规定每种身分的人
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坐哪个位置，整个家族一起出行的时候排在哪里，甚至举行祭拜的
时候要站哪个位置。目的就是让你时时记得自己的身分，以这样严格且全面的规范，消灭
人的僭越反叛之心。
这套复杂的制度就是“礼”，而“礼”非常复杂，因此有了专精于“礼”的人称为“儒”
。定耕民族避免土地分割过细让生产力下降，因此发展出王权独大、强迫洗脑每个人恪守
自己身分生活的“礼”，产生的天朝文化社会不同于其他文化社会的特征──“天无二日
、民无二王”和“绝对的王权”。
后来异族入侵，周王室权力崩坏，难以控制其他封国。其他封国国主或求自保、或为满足
自己野心，开始彼此侵攻。
世界局势骤变，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于是许多人提出了解决方案。以孔丘为首的这一
股，主张恢复周王室的权威和周王朝严密的“礼”秩序，因为他们标榜周礼复兴，又多是
对周礼有深入研究的人，也被以周礼专家的名号“儒”称呼之，也就是儒家。
这种意图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当然不会成功，终结周王室东迁后乱局的，是由主张“富（诸
侯）国强兵”，建立新秩序的法家所完成。
厉行法家治术的秦王国尽灭周王朝诸封建国，为了避免周王室东迁后诸封建国互相征伐的
情形再度出现，完成大业的嬴政和他的重臣李斯等人，完成了一套独步世界的制度。这套
制度使得从此之后在东亚大陆的“天朝”，由权力者将权力分封亲朋好友功臣、任由他们
自治的封建制度逐渐退出舞台，各地皆由权力者（嬴政将之命名为皇帝）指派的人，执行
权力者颁布的律法秩序，并受权力者的直接制约。
用现代公司来比喻的话，封建时期的地方诸侯同时具备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但秦王朝
之后的天朝官吏，在地方只拥有经营权、并没有所有权。虽然实行初期出现问题（第一单
举旗反秦的陈胜吴广就是小吏），但综观之后的天朝，由地方官发动反叛王朝的例子真是
少之又少。反而是为了避免陈胜吴广起事、重新召唤封建制度的王朝，几乎必定引发宗室
之乱。
由周王朝建立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原则，因为秦王朝的“中央集权”提升到了另
一个高度。王权（或者说是皇权）直辖的涵盖范围，从周王朝时代的王畿，扩散到“已知
世界”。
当然中央集权的结果，官吏不再是世代相承、而可能时时替换，政府多层级化，种种影响
都让从事“官吏”这种职业的人数大增。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秦王朝率先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公司”，发明了专业经理人制
度，让公司不再只能是家族企业。顺带一提，之前徐重仁引发争议时，很多人不了解他事
实上不曾是任何公司的老板，一直都是一名专业经理人，他在服务的公司可能权比“宰相
”、但即使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却还是“民”，绝不是“皇帝”。可能是我们的社会
“士大夫”成为一个特殊阶级太久，让民众始终认为“宰相”并不是“庶民”，才会有那
么多人误会徐重仁是“老板”。
秦王朝灭亡后，换上了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传到了刘彻，把失宠已久的儒家挖出来不说，
还尽废其他诸子百家。
刘彻独尊儒术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并非让诸儒实践恢复周礼的理想──要历史倒退根本是
不可能的，而是为嬴政实行中央集权制产生的庞大官僚系统，找到了宰制社会的指导原则
。
儒家宗师孔丘的老爸是郰邑大夫，这让以他为首的儒家挺专注于阐述士大夫阶级的职责。
这些规条由孔丘的徒弟曾参做了总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嬴政中央集权后的庞大天朝官僚系统，在刘彻独尊儒术后找到了这个总结，正式把士大夫
的职责从为主上服务，提升到运行天道；对自己职责的认知，已不再仅限于政务的实施，
而认为自己有传递天道、教化万民的任务。从此，东亚大陆诸文化社会独步全世界的“士
大夫阶层”正式开始运行。
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两大政治事件，象征的正是已经足够庞大的欧美官僚阶级，面对来自
民众使用选票“夺权”的压力，开始焦虑而找寻人类政治应由自己这一群人专政的指导原
则。
在此压力下，他们创造了“建制派”和“民粹派”这种政治划分。这样的政治划分法已经
不是过去左右政治，基于对政府脚色的认知不同，或是所认同政策的不同造成的分歧。实
际掌控政治运行和媒体的建制派，认知的是自己对社会的运行方式有专门的知识，认为社
会应该朝向自己所认知的方向走才对，民众应该尊重自己的专长和专业，任由不懂的民众
做决定只会搞得世界大乱。
这已经完全是儒家社会中特殊“士大夫阶级”的样貌。
发展出现代左右政治的欧美文化体系，从未真正实行过天朝文化社会那样极端的中央集权
制，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不属于东亚天朝文化体下的大帝国，只要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自
然分离，例如亚历山大帝国在亚历山大帝死后分离成四个王国，罗马帝国分离成东西两大
帝国，蒙古帝国也分成元帝国和四大汗国。要维持“天无二日”体系，庞大而规则明确精
细的官僚阶级是必须的。
也因如此“建制派”的提出，是欧美社会首次体验到庞大官僚体系形成特殊阶级所产生的
现象，建制派找出自己应该主掌社会运行的指导原则，长相变成儒家的士大夫阶级，恐怕
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为何在承袭儒家文化的台湾，信奉社会主义，认为应该形成庞大政府体系控制一切的左
派，总会将自己认知为类似儒家社会的士大夫阶级，完全违反左派追求的平等，认为自己
在一般民众之上，理应拥有控制社会脉动的权力和责任？原因也只单纯是我们已经站在庞
大官僚体系社会的终点，而欧美文化社会才刚要踏进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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