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个议题，前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教授投书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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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段特别值得留意：
“二战以后，意大利首先改制，修宪把早年咨询性质的最高司法会议
改为实权机关，明确揭示的理由就是要让法院摆脱行政、立法部门
的干预，法国、西葡跟进，我在近30年前介绍此制时还称之为南欧
模式，到了世纪末叶，司法委员会模式已经从南欧蔓延到全欧，乃
至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有超过一百个国家有这类机制”。
这个制度国人或许并不熟悉，是因为在我国现制下，已有设计上不同，
但仍可在一定程度确保司法不受其他部门干预的制度。也就是苏文提
到的：
“我们把司法行政从行政院独立出来，接着又在院内设置人事审议委
员会，还算走在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这次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刚好可与日前让不少欧洲国家感到忧心的
土耳其宪改相比较，因为刚好都涉及法官的任用，也与上述制度相关。
土耳其宪改公投通过后，新宪将原本土耳其总统得任命，职司法官、
检察官人事晋用与监督之法官暨检察官最高委员会人数，由4/22改为
6/13(包含本来即为当然成员的司法部长及次长)；并将其余任命权交
由国会，不再由各部门推举及法官、检察官自选(原占11/22)。
换句话说，日后土国总统的手不只是伸入主导司法官人事任用的委员
会，更将其牢牢掌握。
而据报载，司改国是会议日前决议：终审法院法官的选任程序“将改
为由司法院院长提出应任名额三倍人选，由司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就
司法院院长提出的人选中，遴荐应任名额二倍人选，陈报总统予以任
命，不须经过立法院同意。”一改目前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的产生方式：“由司法院长提名，经过司法院人事审查委员会通过，
由司法院长任命。”
虽然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表示：“由司法院长任命最终审法官，其实
在国际上很罕见。”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最后形式上由谁来任命，而
是在人事是由何人决定。换句话说，最后谁来盖章反而不是重点。
若是日后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成真，那总统的圈选才是最终的定夺，
这不仅与世界各国致力让司法摆脱其他部门干预的设计背道而驰，大
概还可以与被讥为复返独裁的土耳其超级总统（苏丹）制宪改一较短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