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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陆生，走进二二八的历史记忆
二二八与我生命的最初关联，来自《悲情城市》（1989，侯孝贤导演）。对于一个电影专
业的本科生来说，这部电影作为台湾影史上的丰碑，实在难以绕开。单是里面的固定机位
长镜头，就足以被一再致敬。只是当年十七八岁的我，对台湾并无共情，因而“神作”看
得似懂非懂；镜头当然是美的，也懵懵懂懂能捉摸到写实的力道，只是片中那“二二八”
的历史魂魄，距离我的成长背景实在太遥远。
前几天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大陆有关部门会举办“二二八事件”70周年系列
纪念活动，我有点哭笑不得——
纪念些什么？又为谁而纪念呢？截至我上大学前的整个历史教育脉络中，教科书里从没提
过与二二八有关的只言词组，甚至连台湾近现代史都完全空白，因而对于在大陆成长起来
的青少年来说，二二八是个非常陌生的事件。
然而，中共的官方论述却又将二二八定位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二二八六十
五周年时，在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和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
二二八”被称为“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
九份的夜，化为实感的台湾悲情
每种史观背后都有各自的论述需要，但历史与“人”真正产生共鸣的连结中，却一定有情
感的参与。大学毕业后我长居香港，对台湾事毫不关心。相比每年维园烛光映照出，那些
香港与中国命运的纠结牵绊，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大陆近乎“无关”的地方。
直到有一年秋天来台北出差，临回香港前的最后一晚深夜，一位朋友带我去了九份——深
夜空无一人的九份，昏黄而安静光晕里的九份，那个属于《悲情城市》的九份。
当年侯孝贤电影埋下的美学种子突然化为实感，电影与现实的关联，宛如前世今生被一夜
打通。我记得那晚朋友讲了许多关于他的家族痛恨国民党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
二二八“清乡”，以及紧随其后的“白色恐怖”。
梦魇一般的叙述，让我听得目瞪口呆，也成了我理解台湾历史与命运的起点。
后来，我开始大量读台湾史书籍、来台北看二二八纪念馆、也请更多台湾朋友讲他们所了
解的史实，这才发现，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大学毕业去了香港的我，对于“两岸三地”里
的台湾，陌生得近乎一无所知——我过去从没关注过，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反动派”
，离开大陆后究竟做过些什么。
那段日子，很多次在读到本省人被“滥杀”的回忆和记录时，我会难过到哭出来，完全不
懂得，为什么一个外来政权可以对当地人民如此残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二二八的
认知，和不少厌恶国民党的台湾朋友并无二致，觉得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每一年的和平
纪念日，这个带有原罪的党都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战后政经情势，将台湾民情煮成沸水
真正理解二二八，是来台湾念博士班，开始从学术角度去理解台湾政治之后。读政治学带
来的最大改变，是教会我“结构”的重要。抽离当时台湾的政经结构去理解二二八，必定
是偏颇的。
博士第一年影响我最深的课是“台湾政经专题研究”，我选那门课的唯一理由就是二二八
——我心目中沉重的、理解台湾苦难的原点。即便各种文字报导、口述历史、纪念展览早
已烂熟于心，该流的眼泪全都流过，认为国民党不可饶恕的情感积淀也足够扎实，但那门
课的教授却提醒我：情绪化的爱与恨，只是不曾参详史料的偏见。
族群冲突的表象背后，是当时行政长官陈仪在台湾执意推行统治经济造成的恶果。他沿用
了日治时期的专卖制度，还更变本加厉——不但米、糖、盐等物资必须专卖，由行政长官
公署统筹运销，到1946年，连烟酒、樟脑、度量衡等日常必需品，也不再准许私人贩售。
政府禁止私烟，而台湾当时又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妇孺靠走私洋烟养家，才有了因贩卖私
菸被查缉员击伤倒地，意外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林江迈。
更深一层，在国共战时物资供应大陆的政策下，行政长官公署强制收购米粮，导致一年二
、三收的台湾居然陷入无米可食的窘境。从光复伊始到二二八前夕，米价在台湾涨了四百
倍，恒春一带的贫民甚至要吃槟榔叶止饥。特别是二二八发生前的那一个月，城市里的中
下居民深受米荒之苦——他们在乡下没有地，在城里又买不起米，而政府少量配米只能满
足体制内的“外省人”。
民生问题牵动族群仇恨，本省籍知识精英在光复后又一直得不到重用，并未得到他们想象
中脱离日治后的“出头天”，因而当时台湾的状况一如法国大革命前夕：饥饿的灾民加上
中产阶级的鼓动，革命一触即发。
贫困的饥民上街发泄怒火（军统也混入其中制造混乱）、想要吃饱，中产阶级则要求政治
改革，争取权利，两者的诉求完全不同。然而相同的是，他们都在面对一个和路易十六一
样无能的政府——当一个前现代的政府机关，去接收在日治时期已经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台
湾时，会出现的状况就是无力驾驭。二二八 诚然是“官逼民反”，只是当时的“行政长
官公署”，是封建的官而非现代文官，所以二二八 前夕的台湾，更接近混乱的无政府状
态。
光复初期的政经情势，将岛内民情煮成沸水；二二八，则只是将那锅水掀翻。
二二八叙事的平行空间
然而，以政经结构检视二二八成因的分析视角，与许多场域中的二二八论述，却又像交集
有限的平行空间。网络上“二二八真相”铺天盖地，但时至今日，连这场事件中的确切伤
亡人数都难以被精确统计。
李敖就曾撰文指出其中矛盾：杨亮功的调查报告中说死了190个人，辜宽敏说死了五万人
，《台湾：苦闷的历史》和《台湾四百年史》两书则皆指死难人数十几万。而每年纪念日
在网络上广传的文章中，常见用“每三百（或两百）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唤起读者
的悲愤。除了数字出入，混乱中死难的外省人如何统计？而因掠夺物资、军民纠纷、乃至
私人恩怨造成的死伤又如何界定？
不同版本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也有出入。台湾最“主流”，最能唤起台湾认同的版本着眼
于“族群冲突”，认为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后，带着“正统汉人”的优越感偏见，认为台
人深受日本奴化，视本省民众性命如草芥，故而以残暴武力镇压抗争──初期“见人就开
枪扫射”，后期更“有计划地拘捕杀害台籍精英”。
而与之相对应的“外省人叙事”中，“见人就杀”的“暴民”，则变成了仇恨无处发泄的
本省人。而在这个版本中，蒋介石“派兵平乱”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而且是“先暴后镇
”，并非血腥屠杀。且蒋介石派兵也跟“族群冲突”扯不上关系；他关心的只是二二八是
否为“共产动乱”，而其各个情报派系却都揣摩上意、不约而同向他汇报“台民不满与暴
动肇因于共党煽动”，且已严重到“叛国夺取政权阶段”。既是叛乱，自要下令剿平。
海峡对岸，中国官方则将二二八解读为“台湾人民抗争国民党专制”的起义，所谓“纪念
”则是为了“缅怀起义中被捕和牺牲的先烈与同胞”，进而“继承和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
乡的光荣传统”、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些文字读来荒
诞，但其片面扁平的程度，与上面两种版本不相伯仲。
历史的政治符号化，遮蔽真相追寻
造成这种众说纷纭，主因当然是党国威权的咎由自取。二二八在解严前是令人噤若寒蝉的
禁忌。国民党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将资料公开，更不愿直面过错，也已为这种对历史的遮掩
，付出巨大代价。正因后人所看到的二二八图像不清晰，故被口耳相传填盖的空间也很大
。被当成事实传播的众多坊间版本中，仍有重重疑点。
二二八事件当年的重要症结在于“资源”──包括战后的资源不足，内战动员体制下的资
源挪用，乃至本外省族群间的相对剥夺感。而当今对二二八的若干诠释，似乎也隐含资源
谁属的暗示。二二八和“反蒋”、“反国民党”等符号，潜移默化着现实政治中的认同，
也暗示资源要掌握在土生土长的台湾“自己人”手中，不该被带着历史原罪的国民党再染
指。
而二二八既已成为符号，成为情感认同投射的框架，再去详尽追索历史中的疑点，似乎反
而变得不那么重要。有些人面对那段历史留下的情感创伤，真正在乎的是如何以此为杠杆
，改变现实中的利益与权力分配。而持续探究史料，挖掘历史理解的不同角度，反而与这
个目的牴触。
然而，如果人们面对和处理的“二二八记忆”，只是从各自论述脉络中窥见的历史切片，
那麽“记忆”也就成为各说各话的诠释场域，大家都可选取自己想要的角度去解读。所以
也就会出现中国官方竟也纪念二二八、一副要和“台独论述”争抢话语权的滑稽局面。
“勿忘二二八”意义的自我质问
“如果我们不再追索那些未经放大的‘真相’，不去厘清历史中的重重疑点，那么二二八
这个符号，是否更容易用于服务现实政治的各说各话，以迎合各方的论述需要？”上学期
，我兼职在台湾某大学公行系开设“影像中的政治”课程时，尝试与学生们一起讨论这个
问题。
那次教学经验，也迫使我对历史的态度更为谦卑。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从大陆到香港到台
湾），与学生们成长背景（台湾的新世代）的巨大落差，使我必须避免任何过于“主观”
的论述。尤其涉及到“二二八”这样的议题时，我几乎难以用“教”的心情去面对他们—
—面对一群土生土长的台湾学生，我有什么资格去“教”属于他们的历史脉络呢？
我只能回到当初认识二二八的起点——电影，与他们分享我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过程，和其
间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转变。我更必须将自己的角色放到很低很低，用最谦卑和诚惶诚恐
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启发他们，分享属于他们的思考。
所以，透过《悲情城市》，和那些平均比我小上七八岁的台湾本土世代讨论二二八，也是
令我自己重新检省“勿忘二二八”真正意义的重要经验。我不断尝试去问他们：
历史叙事，是不是可以不要大而化之地盖棺定论？
是不是可以不要立场先行，沦为政党操作下的议题动员？
我们可以透过不完整的碎片去拼凑出历史的原貌吗？
我们可以相信小说、电影的记录吗？
还是要自己想方设法，竭尽所能找资料去距离那个“历史的真相”更近一些？
追索真相才是真正的反省，是为历史负责的唯一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借鉴二二八？
我记得自己过去和一位朋友说“我每一次看着香港，看着台湾，然而透过它们所看到的，
依然是那个我来自的中国大陆。”目睹那些“别处”的经验，映照出的却是对血脉里那个
“本土”的想望。
所以每一年台湾的二二八也好，每一年香港的维园烛光也好，我总是忍不住去设想，大陆
可以从“别人的民主轨迹”中学到些什么？而大陆的知识分子对于推动更接近真相的史观
，透过深入民间又能够做些什么？
事实上，如果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有足够勇气去承认二二八真相、厘清伤亡数字，尽早予
以调查和赔偿，亦不会在民主化之后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背上“历史原罪”。正因为政
府长期遮掩历史真相，采取回避和否认的态度，才致使民间的各种描述层出不穷──其间
难免有立场与情感先入为主，或以情感诠释历史的夸张乃至不实版本。
中国至少在这一点上，或可以对岸为鉴——不再蒙蔽真相，竭力还原当年历史，既是执政
党应有的承担，更是稳固自身正当性的必要路径。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对历史怀有基本尊
重的国民，亦有责任敦促政府趋向这样的选择。
（贾选凝，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生）
从中国到香港念书，再到台湾念博士班! 由一位陆生看台湾228，应该算中立吧!
这篇文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