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SwipePhubber (滑手机)》之铭言：
: 最近正夯的ACG游戏《返校Detention》
: 上网查了下剧情:
: (有微雷)
: 其他人就算了, 某人只看个书而已
: 根本没买书, 卖书, 重制书, 或散布书中内容
: 又只是未成年学生, 怎可能会被判15年徒刑? 逻辑上有很大的Bug吧?
刚好小妹台湾史课堂上有个作业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口述历史纪录，以下给你个参考
景美人权馆所作的纪录：https://youtu.be/EGF23220yss
陈钦生先生，马来西亚侨生，1971年被诬陷入狱十二年，入狱时年仅22岁，本人健在，现在时常担任志工讲解白色恐怖历史
以下去年的访谈节录内容
当时我在马来西亚高中毕业，本来申请上英国的利物浦大学，结果我的高中同学来找我，他说：“欸，我要到台湾读书你要不要一起来”，我说：“台湾在哪里啊？”他说：“管他在哪里啊！你要不要去就是了”
于是我就跟他说：“好啊，你帮我申请嘛，申请上了我就跟你去”
我当时没想到申请是这么容易的事，
那时想说与其再等半年，不如我就直接到台湾唸书好了，
没想到我第一次做决定，就是我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来台湾的经过：
其实1967年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什么地方，对台湾一点印象也没有，更不知道台湾在戒严，一下飞机到台湾才发觉很奇怪，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什么杀朱拔毛、反攻复国、消灭共匪、国共不两立之类的
那时候我很笨啦，来台湾的时候国语并不像现在这么流利，凭良心讲，那时不太会讲只是看得懂，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台湾，
只觉得好奇怪啊，在马来西亚贴红纸都是因为有庆典，还以为台湾在庆祝什么，其实那时候已经九月了，接近双十国庆，我以为是庆典，1967年我大概十八岁，完全不知道戒严的事，也没有人告诉我，申请的时候马来西亚政府侨委会也没告诉我,
他（中华民国）就是要我们去就对了，那时是标榜“内外一心”、“四海同一家”，希望很多华侨能回到台湾来定居，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他希望都是学生来，学生读完书以后回去能够替中华民国做一些事、宣传一些事。
为何被捕：
民国59年发生了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还有台北花旗银行爆炸案，我当时就是个单纯的学生，什么政党色彩都没有，甚至连学校社团都没参加，一来是因为语言上的问题，我要花很多时间读书，都待在宿舍里唸书，
后来有个学长告诉我有个唸书的好地方，就是美国新闻处，现在孔庙前那个地方，现在改成爱国妇女同心会了，那里我常常去，当时台南市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美国新闻处环境非常好，有空调有暖气，我几乎没事啦放假啦都到那里去，
不只我还有很多侨生、当地学生都会去那里唸书，后来也因此成为调查局逮捕我的原因之一，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就只看上我，为什么偏偏是我，我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
但后来这两个爆炸案是李敖他们担起来，他们被调查局抓起来，我是另一个调查局抓的，很多单位到处抓人，我想也是因为当时台湾被踢出联合国的关系，再加上马来西亚也跟台湾断交，还有蒋经国到美国被暗杀的事，本来这个事情（白色恐怖）是已经走下坡了，没想到抓人的事又开始上扬，很多人都这样推测啦，因为跟马来西亚断交，所以抓马来西亚人泄恨。
被捕的经过：
其实他们来抓也不是来抓我，根本是用骗的，骗我说马来西亚亲戚来台北要我去找他，就把我骗上车了，后来跟据我听来的内部消息，他们当时就没打算放我回去了。
，车就一直开，开到台北就把我丢到调查局，那个房子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在哪，那里是我被整得最惨的地方，被打得最惨，被刑求的最厉害的地方。
美国新闻处爆炸案不成立后，照理说应该把我送回去，在车上我有问他们：“不是应该把我送回去读书吗？”
他们就告诉我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为了奖金，第二个就是政府的面子，第三个就是蒋介石说的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愿放过一个，然后他们就又设计了一个案子给我，这是我恨他们的地方
当我被二条ㄧ唯一死刑起诉时，当场听到我被判十二年，我就对法官先生说：“既然你以唯一死刑起诉我，又判我十二年，我十二年出来后能在社会上做什么，法官你就干脆判我死刑吧！我一了百了！”
那时法官就从座位上走下来，到我身旁对我说：“陈先生，不是我想判你十二年，我也知道你的案子是假的，看起来就不像个案子，如果我不判你的话，下个被判的就是我，所有的案子不管是谁，你们的判决早就有人决定了。”
法官没有任何权力只是魁儡而已，我对这些法官其实没有怨言，我真正怨恨的是那些打手，就是所谓调查局那些调查员，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奖金，害了很多很多人
马来西亚政府的救援行动：
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官员当时在断交后应该要回国了，但听说这件事后有申请来见我，还将资料提报给有关当局，但他们都不认同这些资料是证据，之后马来西亚领事还到台湾申请探监，我们那时有三个侨生被关，我是唯一没有见到他的，离谱的是我后来调出当时的警狱资料，上面的纪录写着我已与领事见面，这样的造假中华民国政府也做得出来，其实我根本没有见到他
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也透过国际特赦组织施压，但都没有效果，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没有任何一通电话，没有任何物资，
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被枪毙而已吧！如果没有这些国际压力可能我们三位侨生都难逃一死，回来以后我才发现有这么多的国际组织当时在声援我，从1971到1975年这四年间很多国际力量想营救我，可是都没有成功，
这些资料都有保存，但当时我都不知情，后来我回到马来西亚的老家探亲时，才知道当年家人也是到处求援，甚至收到赎金勒赎的电话，寄了很多钱给中华民国政府，但后来都没有下文。
我从2007年开始把我的故事告诉年轻人，想回馈台湾社会，台湾确实是个让我感受到温暖的地方，扣除在狱中那痛苦的十二年，其余的日子都是很快乐的，从2007我为人权馆工作开始，也就持续到今天，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政府对于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赔偿：
哎，其实政府没有主动啦，我们也有得到所谓的补偿啦，但都是我们去争取的，花了很多时间去争取赔偿，但最后得到得是补偿啦
补偿跟赔偿的差异是很大的，补偿是政府认为他并没有错，只是决策上有失误，而有物质上的补偿，如果是赔偿的话，应该是他要认错，而且当初订法律下执行下命令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一个加害者出来对我们道歉，其实我们要求的也没有很多，那些加害者很多都已经不再世界上了，尤其是罪魁祸首，两个都已经死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能以国家名义承认是那两个人的错，那些命令是错的，造成这么多人受害，包夸二二八事件，里面的冤假错案一大堆,要是能够把刑法第九条消除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申请再审与上诉，
刑法第九条就是，凡是受军事审判确定的案件一概不得上诉,我们都是军事审判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上诉，像我的案件来讲，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事实，都是编造的东西，很明显一看就知道了,要是刑法第九条取消的话我们就能集体上诉，一上诉绝对可以得到赔偿，从金额上来看一定非常可观，那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希望争取用国民党党产赔偿，几千亿的党产绝对是够的。
我所认识的人都认为凶手应该要出来，哪怕是鞠个躬、道个歉，我想我们都能接受，目前我知道中华民国政府一直保护这些人
我们并不是要置他们于死地，能把他们抓起来关个几天，就算只是道个歉我们也是能认同的，无凶手论我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
我有认识很多老前辈，1950、1960年代的受难者今天都八九十岁了，他们死前唯一牵挂的就是等不到了、等不到正义的出现了，这些愿意出面说故事的人不多，我是其中一个
每次看到他们步履阑珊的模样，我都很难过，每年我都会跟他们回去绿岛，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可能又少几个，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很优秀的菁英，他们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世界，时间到了他们也必须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