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Israfil (赎罪圣音)》之铭言：
: 表示她会使用“扑野”一词，可能因为现场有许多年轻人，想透过共同语言引起共鸣。
其实客观来说, 这个说法是先流传在年轻人间的, 香港的年轻人很多在二十岁至
四十岁, 即使有独立的工作也没有独立的居所, 要与父母及兄弟姊妹同住于不足
十五坪甚至不足十坪的公共房屋. 因为负担不起外面的租金, 也差不多没有机会
轮到公共房屋. (年轻单身者的轮候多数在末席, 往往要轮候十几年)
所以年轻人经常会自嘲式的抱怨“做爱也没有空间”, 不过老实说, 更多人说的
是“打飞机也没有空间”. 这在二三十岁香港人的世界中, 是很常见的发言, 甚
至是常识.
这也是事实, 如果房子小到这样子, 根本就不可能有私生活, 甚至兄弟姊妹同住
也很尴尬, 因为更基础的问题是连更衣也没有“看不到对方的位置”, 可能你听
下去立即会联想起出包王女. 但在现实中发生的时候就不那么有趣了, 你想像一
下, 全家唯一的更衣室就是那个厕所, 而那个厕所基本上人进去了, 要站在马桶
侧才能够关门, 而你全家都需要在马桶旁更衣.
例如“关上房子门不理父母”这种常见情节, 在香港不是那么容易发生, 因为你
根本就没有房间, 也没有房间门, 我自己十几岁时大部份时间睡觉都是睡在大厅
铺一张垫的, 这么小的房子就算有房间, 也轮不到年轻人用.
该议员其实是把那些年轻人日常交谈时常说的话, 冲口而出, 引起哗然是因为从
没有议员这样说出来, 觉得是有失议员身份.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香港长期存在
的问题, 没有人说出来引人注目, 或许正是香港的问题所在.
香港的社会长久都有居住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议员都知道, 或者每个议员
都有提过, 大家都说有房屋问题, 土地问题. 但切入点最后往往变成了一些土地
利益, 因为香港有土地问题争议, 谈到最后就是变成是该卖地给哪个发展商, 该
收哪些人的土地去重建, 最终其实变成了将香港人全体的问题, 化为助长某些人
利益或者伤害某些人权益的事情. 谈到最后都变成了利益集团间的冲突, 有资格
说话的人, 最终都没有坦率的将这问题, 引起关注.
我们的议会二十年来坐了几十个人模人样, 斯文有礼的议员, 但他们未能解决我
们的问题, 我们大部份时间关注的, 不是各种丑闻, 花边新闻, 就是那些议员的
形象是否温文, 说话是否粗俗, 是否搞事, 是否妨碍政府. 我们长期都有这样的
议员坐在议会里, 名成利就, 形象正派, 却没解决我们的问题.
理论上, 议员的定位是应该为民发声的, 但在我们东方的社会, 我们似乎将士大
夫的形象和议员的形象, 重复了一起, 觉得议员理应就是绅士或儒雅之士, 而非
是否能为选民发声. 我并不没有想批评总统, 但是我们之所以推出马英九或蔡英
文出来选总统, 都是心里明白, 我们的社会(至少上一代)认同的普遍就是这些形
象较好, 看起来较乖乖牌的人.
但是西方议会的议员, 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常想像西方的社会, 议员很有“
质素”, 不过如果你看历史, 议员本来就是一群人的代表, 代表一大群人在议会
里说他们的话, 而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一些劳动阶层, 贩夫走卒, 或者年少气盛的
年轻人, 他们去到议会, 是代表整个社会去讨论整个社会的问题.
古罗马的议会, 凯萨在议会中被勃鲁脱斯刺杀, 英国的下议院里, 把执政党与反
对党两边设定为“两把剑”的距离, 是因为议员本来就是一言不合就会拔剑相向
互相侮辱的莽夫. 在美国独立时, 议会里的议员互相用木杖, 火钳殴斗, 吐口水
, 议员不仅是民意代表, 为民发声, 也是在议会里, 从事与其他人斗争的斗士.
这从不是我们社会对议员的形象, 但这才是议员, 我们引入了西方的制度, 却投
入了士大夫的精神, 最终议会变成死气沉沉, 一群儒雅的绅士听从自己主子指挥
的投票活动. 所以社会会哗然, 我想我们的思想也难以在短期里有改变, 不过哗
然未必是坏事, 议员做不出令人哗然的事情, 也许才是更值得令人担忧的.
议会的构成, 其实亦应是社会的迷你构成, 越接近社会构成的议会, 议员的心思
和言行越接近他所代表的阶级, 则越贴近社会的现实. 而里面一定有老有少, 有
男有女, 有斯文有粗鄙, 有深思有纯真, 有理性智慧也有感性冲动者. 他们在议
会这个地方, 微缩了整个社会的所有冲突. 在里面拿出来给其他阶级看到, 解决
, 商议, 妥协, 而不是掩耳盗铃, 因为看不到代表而看不到那人群存在.
以香港这样野蛮的社会来说, 议员个个都是绅士富商, 那反而是不正常的. 但是
, 我也很相信, 这样的观念对于东方文明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