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2011年中东剧变后，部分政权更替国家相继启动从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政
治转型。然而，中东政治转型至今依然步履艰难，“民主化”失败迹象明显。其根源在于
民主药方与中东地区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错位：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民主化”
不仅难以实现彻底变革的诉求，反而会使其偏离变革方向；阿拉伯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
但分权制衡只会导致中央权威弱化；政治制度变革脱离中东地区国家国情，最终引发水土
不服。在可见的未来，中东政治转型仍将曲折前行。
冷战后，“民主万能”的神话广为流行，非西方国家似乎只要开启西式民主，便能摆脱落
后，实现繁荣发展。但在现实中，“民主带来繁荣”的成功案例甚少，而“民主引发动荡
衰落”的教训却很多，中东民主转型即是一例。许多人曾将“民主化”视为中东摆脱困境
的“万能灵药”。然而，2011年开启的中东民主转型并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深陷
“民主化”困境，以致军人干政重新抬头。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2011年中东剧变本是一场包含多重诉求的全面变革，但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却被简
化为“民主反对独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亚、也门、突尼斯等国实现政权更
替后，相继开启民主转型进程（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大众参政等）。然而，从过去三年
多的实践来看，相关国家反而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民主转型导致政府掌控局势的能力普遍下降，进而导致政局动荡。此前，埃及等
阿拉伯国家基本奉行威权体制，当权者掌控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
全稳定等“公共产品”。2011年中东剧变后，威权政权垮台和民主转型进程的启动，导致
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权力分散化甚至“权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几个月时间
里，埃及就涌现出近四百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的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突
尼斯国内政党数量过百，而利比亚则达到142个政党。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导致政
治内耗和权力空转，进而引发安全角势恶化，恐怖势力蔓延。
中东民主转型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民主化”并未给相关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了
更为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阿拉伯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情绪上升（突尼斯
78%，埃及62%），认为国家经济状况较此前更为糟糕（突尼斯83%，埃及76%）。有阿拉伯
学者感叹，当前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将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继索马里、伊拉克
和苏丹之后沦为失败国家。
阿拉伯国家解决诸多难题更需要“强政府”，但民主化却导致政府权威弱化和政府失灵。
政治制度有“集权”与“分权”两大类，选择哪种政体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
的主要任务。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统治地位，且不
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
权体制下完成现代化。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同时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国族
整合等诸多难题，建立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强政府应是国家政体“顶层设计”
的基本方向。
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因而更加需要集权和强政府。二战
后相当长时期，能够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国家，几乎都是强人政权。据“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统计，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47个国家中，有38个不是民主国家
，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中只有19%有民选政府，而非伊斯兰世界有77%国家有民选政府。在中
东地区的22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余均为威权国家或半威权国家。换言之，高
度集权的政体和枭雄式人物，更适应中东复杂多变的政治土壤。
实现“好民主”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生搬硬套只会导致“坏民主”
历史经验表明，民主政治良性运行需要具备若干前提条件，因而民主化是个循序渐进、不
断积累条件的历史过程。美国从独立到黑人选举权利实现用了两个世纪，法国从大革命到
第五共和国稳定下来花了150多年，英国实现普选历经两个多世纪。缺乏实现民主的基本
条件，又不肯耐心经历足够的历史和物质积淀，急于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实际就是列宁
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最终只会导致“早熟民主”和“坏民主”。
中东民主转型就属于这种情况。
事实上，没有脱离特殊性而单独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民主
，“民主万能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中东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实践
证明，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的民主化试验，并不能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
而使其深陷“民主化陷阱”。埃及在短短三年内在军人干政与民选政府之间来回摆动，在
“分权”与“集权”之间左右徘徊，表明这些国家的理论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
野上下对任何一种政治试验都丧失了起码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