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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4年（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向同盟国递交无条件投降的《降书》。
70年后的同一天，我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及庆祝104年军人节活动，
并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给在场多位参与过抗战的先进们。
近年来，“谁领导抗战”的争议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我必须严正地指出，民国26年至34年（1937-1945年）间，
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十年前，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共曾经肯定国军领导“正面战场”，
但强调共军在“敌后战场”的领导，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随着大量史实公开，我们可以清楚看见，
抗战期间不论“正面”或“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地位，
中共也不是“中流砥柱”。
1. 在22次会战中，中共唯一参与的所谓“正面作战”，
是民国26年的“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500余人的辎重部队。
此后，中共就转往敌后从事游击战，采取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的策略，以保存实力，
并吞地方部队，甚至攻击国军，扩大自身地盘。
2. 抗战8年268位殉国将领中，仅有1位前八路军的少将副参谋长左权属于共产党，
其余267位均不是共军。抗战过程中，国军伤亡人数超过320万余人，
共军伤亡为20万余人。
3. 1941年我国对日本宣战，加入同盟国，蒋中正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
出席9月2日东京湾盟军受降典礼的中华民国代表是军令部长徐永昌，不是中共代表；
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由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
以中国战区全权代表身分，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的降书，
也不是中共代表出面。
当时全中国大陆分为15个区受降，15位受降主官都是国军代表，没有中共代表。
以上史实再再显示，二战期间领导全国军民抗战者为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中共。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抗战是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这是客观的“史实”问题，不是主观的“史观”问题。没有抗战胜利，
就没有台湾光复，中华民国就没有现在的和平与繁荣。
长期以来，中共自称其领导抗战，共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忽视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对日抗战的事实，令人十分遗憾。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民族保卫战。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都应该忠于抗战史实，永志不忘。
大陆当局已经不是70年前延安时代的格局了，应该有完全不同的高度与胸襟，
大陆当局应以“面对历史，实事求是；面对老兵，将心比心”的态度，
公开表示“八年抗战是由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参与辅助”，既符合事实，也展现高度，
才能获得海内外华人的肯定。
此外，近来国内对台湾人的抗日与抗战有一些讨论。
我绝对尊重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也明白人民面对时代与命运，
有许多无奈与感伤。但是台湾人反日与抗日，要比大陆人民至早少30年。
许多前辈，为了反侵略与反殖民前仆后继，付出心血乃至生命。
例如新竹的姜绍祖、吴汤兴、徐骧，台中的林朝栋、
“抗日三猛”林少猫、简大狮、柯铁虎；台南“?吧年事件”的余清芳；
雾社事件的莫那鲁道。
推动非武装抗日，争取设立议会、自治民主的林献堂、蒋渭水、廖进平等人。
这些史实都证明台湾当时虽然为日本的殖民地，但他们效忠的祖国并不是日本，
这个事实，不容任何人“选择性遗忘”。
于右任先生的名诗句：“不容青史尽成灰”，就是我的基本信念，
也是中华民国面对国史应有的态度。庆祝抗战胜利，不是要挑起仇恨，
而是要谴责侵略；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为追求和平。
出席“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104年军人节表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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