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自由时报
2.完整新闻标题:
李登辉日本国会议员会馆演讲 台湾第一人（全文）
3.完整新闻内文:
2015-07-22 19:43
〔驻日特派员张茂森／东京22日报导〕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今天下午3点在日本国会众议员第
一会馆大会议厅，对着近300位超党派国会议员演讲指出，在他的时代，台湾成为亚洲转型
民主国家的代表，但是这个台湾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出现瓶颈，必须立刻进行包括推动
宪改在内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卸任总统后第七次访问日本的李登辉今天以“台湾的典范转移”为题发表演讲，有286位超
党派国会议员和176位议员秘书出席聆听，此为第一位在国会议员会馆演讲的台湾政治家。
李登辉指出，数百年来台湾都受外来政权统治，一九九六年总统直选之后才正式正式脱离外
来政权的统治，他指出，台湾人不同意中国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主张，为了台湾的长治久安，“应该彻底厘清台湾与中国延续半世纪以上的暧昧关系”
，八○年后代到九○年代，台湾透过长期经济繁荣、社会分配公平性的发展，打破了“少数
统治下的族群对立”的旧典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会”的新典范，此为台湾
的第一次民主改革，但是这种成果已达极限，遭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目前台湾社会特别是
年轻人要求包括推动宪改在内的第二次改革的声音非常大。
李登辉进一步指出，现行中华民国宪法虽然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但宪法对总统的权力范围
却没有明确规范，完全端视总统个人民主素养和自制力的状态。依照立宪主义“权力分立”
和“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应对民选总统的权力设限。
去年3月发起的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总统权力过度膨胀的问题清楚浮现出来，在马英九总统的
主导下，台湾与中国签订许多经贸协定，政府想用密室协商强渡关山，与中国签订“服贸协
议”，从而引燃学生怒火，爆发占领立法院议场这种前所未闻的事件，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
聚集了50万人，人民要求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
李登辉强调为了打造台湾成为更成熟的民主社会，他想把余生献给台湾，他说，“我现在92
岁，就算我高估一点，我能为台湾做事的时间大概只剩5年”，最后他表示，台日都把民主
自由的价值观做为最高价值，希望台日携手合作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也期待日本继续为台湾
表达关心。
在闭门提问时间内，日本议员问李登辉“日本人目前还缺欠什么东西”，李回答，日本的“
武士道精神”放诸四海而皆准，其中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诚实”与“自然”，如果持保持下
去，他相信日本“可以领导世界”。
邀请李登辉演讲到国会演讲的日台年青国会议员联盟发起，发起人包括日本内阁副首相麻生
太郎、文科大省臣下村博文、自民党总裁补佐官萩生田光一、前外务省副大臣岸信夫等超党
派重量级议员等四十人，台湾团结联盟秘书长林志嘉立委赖振昌、周倪安等人到场听讲。
前总统李登辉日本国会演讲全文：
台湾的典范转移
2015年7月22日
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众议院议员等先进，以及齐聚会场的诸位国会议员、秘
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李登辉。
今天，有机会在国会议员会馆发表谈话，感到非常荣幸。我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跟各位
谈谈台湾如何建立主体性的过程，从中国式的“托古改制”到台湾式的“脱古改新”这种典
范转移，以及台湾今后应该推动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宪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湾北部的淡水小镇，接受过完整的日本教育长大成人。从少年时代
到高中时代，有机会广泛接触各国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论，这是当时日本教育重视教养的良
好遗产，我到现在还是感谢这种教育。
我在京都大学求学，后来只是一介研究农业经济的学者。但是，缘于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
后来担任总统的蒋经国注意，他希望重振衰败的台湾农业，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由于蒋经国猝逝，结果让我当了十二年的总
统。这个偶然的机遇，我决定全力为台湾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励，期待早日确立台湾的主体
性，并提升台湾人的尊严。
一九四五年，统治台湾的外来政权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战败，被迫放弃台湾，台湾因此被
战胜国盟军指派蒋介石接收占领，开启另一个外来政权“中华民国”的统治。
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是，从强调“天下为公”的“大日本帝国”，突然转变为标榜“天下为
党”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新旧外来政权就在台湾进行交替。
日本统治不过五十年，台湾就进入现代化社会，突然由一个文明还不如台湾的新政权统治，
当然会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严重混乱。
突然间，人民对腐败的国民党爆发不满，遭受武力镇压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湾与中华
民国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
台湾数百年来都是被外来政权所统治。一九九六年，台湾第一次由人民直选总统，正式脱离
外来政权的统治。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学生在教室讲台湾话就会被罚跪，日本人走了，国民
党政权来了，台湾人还是受罚。我深深体会到“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总言之，过去的外来政权如日本时代，台湾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别待遇，但是颂扬台湾“
回归祖国”的中华民国，虽然把台湾人称为“同胞”，但台湾人还是存在奴隶般的状况，台
湾人无法努力迈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开创自己的命运。所以，台湾人之间便涌现“台湾人
是什么？”这样的疑问。
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人，学术上称为“边缘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说，虽然属于不
同的复数集团，却无法完全归属于任一集团，而是处于各集团边界的人，没有个人尊严。
然后，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人开始彻底反省自己是什么？同时，台湾人应该建立自主政权
而非外来政权的主体性。若非如此，台湾人就不能作为有尊严、独立性的人。透过这个过程
，就是自觉为“新时代台湾人”的醒悟。
在此意义上，“台湾人”之所以能够建立稳固的“身分认同”，可说是外来政权统治下的产
物，因为外来政权的统治，正是确认自己是“独立台湾人”这种绝对意识的契机。
战后统治台湾的国民党中华民国，也是外来政权，而且，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
中国历史从黄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脉相承的帝国体制。
这个体系被称为“法统”，是正当继承政权之意。这个法统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
。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就是“一个中国”的历史。
而且，这些帝国都一样必须修正托“古”制度这种“托古改制”的思想。
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延伸，在我们看来，中国只是进
步与退步的不断重复的政体。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以中国为模型提出“亚洲式
发展停滞”的理论，并非没有道理。
孙文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具有理想性的新政体，可惜因政局混乱，理想无法实现，
基本上还是延续中国法统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源头来自苏联共产党，但是既然在
“中国”这一块土地上建国，还是无法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不是让中国摆脱亚洲式的发展停滞，也不是摆脱中国，而是一种中国
传统霸权主义的复活，以及痴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现。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都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之中，一个朝代与一个朝代的连结体，就算是新
朝代，也只是上一代历史的延长而已。历代皇帝大多忙于巩固权位、开疆拓土和掠夺财富，
很少为政治改革而努力，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几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败了。就整个帝王统治过程来看，每个朝代无
疑都在玩“托古改制”的把戏。所谓的“托古改制”，其实应该说“托古‘不’改制”比较
贴近事实。
面对这种五千年的封闭帝王政体，鲁迅曾有如下看法：“这是被囚禁在幽灵围墙中，循环演
出的戏剧；亦是在古国之中，螺旋前进的无聊表演”。
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鲁迅说得更精准，他说：“中国人不只‘争乱不为首谋’、‘祸患不
为元凶’，而且还是‘幸福不为先达’。所以，所有事情都没有办法进行改革，没有人愿意
扮演先驱者与开创者角色”，我认为鲁迅的观察相当精辟。
如前所述，中国法统的“托古改制”，显然已经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于是提出
“脱古改新”的新思维，作为改革的方向。
“脱古改新”目的在切断“托古改制”余毒的亚洲价值，摆脱“一个中国”、“中国法统”
约束，开拓台湾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民主国家。
现在就来谈谈一九八八年本人继任总统时，台湾国家战略的背景。
国民党政权遂行威权统治，当时台湾正是亚洲价值观的样本。政权内部包含了保守与革新对
立、封闭与开放对立、民主改革与独裁体制冲突，以及台湾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
实体的矛盾等堆积如山的陈疴。特别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正与日俱增。
综观这些问题，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主要问题在于使用一部不适合台湾现况的《中华民国宪
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修宪做起。
当时本人兼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在国民大会占有绝对多数的席次，换言之，当时的国民党
是一部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改革机器。
但是，问题出在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紧抱着落伍宪法不放，不肯放弃“法统”
地位，不肯顺应民主改革的声音，只想维持政权。
而且，国民党当权派死抱着“反攻大陆”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国大陆。
于是我心生一计，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计出“中国实现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
平化时，始协商统一”的严格规定。
我认为，中国落实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远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这个阶段，到时再来
谈这个议题会比较好。因为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过去对我心怀疑忌的国民党当权派才放
心支持我担任总统。
在一连串民主化过程中，我虽然经历无数困难，但是终能在全体国人的支持下，以及维持经
济成长、社会安定的过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我常想“建立让人民安枕无忧的社会”，担任总统的十二年间，戮力以赴，终于打造出差强
人意的民主社会，这是个人毕生的荣耀。
修改中华民国宪法，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全部由台湾人民选出，还有人民直选总统，都陆
续获得实现。
接下来，台湾不但打开民主大门，同时将“中华民国”推向“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新位置。
这时候，长期追求具有台湾主体性的政权业已成型。换言之，台湾已经朝向摆脱“一个中国
”，以及终止“中国法统”的道路迈进，打破“亚洲价值”的神话。
而且，我们决不同意中国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份”这种主张。
为了解决此一历史问题，消除对立因素，开创和平安定的两岸关系，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
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停止国共内战。互相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台湾有
效统辖台、澎、金、马地区，中国有效统治大陆地区。
后来在一九九八年冻结台湾省，其实就是废省。所谓的台湾省，是把台湾放在虚构与矛盾的
位置，意指中华民国统治的广袤大陆里，台湾只是其中一个“省”。一旦处于这种状态，势
将永远让国际社会误解台湾与中国是同一国，本人主张台湾与中国各自存在，所以把台湾省
冻结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国之音访问，进一步阐释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对于该媒体事先送
来的提问，新闻局草拟的答复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省”，对于这种不易理解的表达方式
，我拿出铅笔修正原稿，明确宣示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清楚划分台湾与中
国的界线。
我认为，为了台湾的长治久安，应该彻底厘清台湾与中国延续半世纪以上的暧昧关系。说个
题外话，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是我从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谈话中获得灵感思考出来的表
达方式。
台湾民主改革的完成，与中国关系的厘清，就是从“托古改制”转移到“脱古改新”的过程
，达成否定亚洲价值的目标，建立“新时代台湾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价值观上落
实价值的转换。
如果运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这种过程就是台湾的典范（架构）转移。典范这个词汇在日文中
很难表现出来，或许可译为“某个时代主导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
例如，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科学家都是在牛顿力学的架构里从事研究，宏扬该理
论。但是时代进步了，出现牛顿力学这种典范无法解决的例外情况，旧典范主导的现象开始
动摇，新典范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于是取代旧典范，导致根本性的变化。
把典范概念置入台湾社会来看，一九八○年代后期到九○年代，台湾透过长期经济繁荣、社
会分配公平性的发展，打破了“少数统治下的族群对立”的旧典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
族群共存社会”的新典范。
在政治民主化、权力本土化的变革同时，“大中国”这种虚幻的传统意识形态遭受质疑，其
结果，拥有主体性的“台湾认同”这种新典范就应运而生。
刚刚跟各位谈到的是，台湾“脱古改新”这种历史大业的成功，这是台湾的典范转移工作。
透过这个过程，台湾社会迎向新局面，进入民主社会的时代。但是，当时完成第一次民主改
革的成果，近年来已发生很多濒临极限的情况。
一九八八年解严后，言论变自由了，国民党的独裁体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权和平转移
。透过这种方式，台湾成为迈向民主最成功的范例，经济上也走向自由化与多元化。这些都
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这几年的民主发展呈现疲态，显露退缩的征兆。政党间产生丧失理性的无谓对立，领
导人变成不踏实、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赖。第一次民主改革的
成果已达极限，遭遇无法跨越的障碍了。
民主化以后，二度政党轮替的经验，现在已暴露出民主体制的重大缺失。代议制度无法顺畅
运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声。政府不只追求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党利是图的现象
。
而且，中央与地方政府没有携手合作，只要不着手新的改革，这种民主体制不但无法解决国
家的重大问题，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社会上，特别是年轻人要求改革的声音已经响彻云霄。所以，台湾有必要推动宪改在内的第
二次民主改革。
现行中华民国宪法虽然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但宪法对总统的权力范围却没有明确规范，完
全端视总统个人民主素养和自制力的状态。依照立宪主义“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基
本原理，理应对民选总统的权力设限。
去年三月发起的“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总统权力过度膨胀的问题清楚浮现出来。
当时，在马英九总统的主导下，台湾与中国签订许多经贸协定，政府想用密室协商强渡关山
，与中国签订“服贸协议”，从而引燃学生怒火，爆发占领立法院议场这种前所未闻的事件
。
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聚集了五十万人，人民要求改革的声音跟着大了起来。
另方面，应该推动“紧急权条款”的设计。日本也是一样，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已历四年，为
了加强救援速度和物资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暂时性集权的“紧急权条款”是日本宪法
的缺点，中华民国宪法也有相同问题。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时候，为了避免宪法保障的空
白现象，实有必要尽早加以改善。
如同刚刚跟各位所谈，我在总统任内推动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独裁体制，树立民主社会，
这点可说已获得成功。
这些成果，让台湾成为亚洲民主国家成功转型的代表，这是我一生的荣耀与骄傲，但是我不
会沉醉在这种骄傲里。现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经遭遇瓶颈，台湾真的有必要进行“
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现年九十二岁，就算高估一点，我能为台湾做事的时间大概只剩五年。为了打造更成熟的
民主社会，我想把余生献给台湾。
今后，台湾和日本一样，都会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视为最高价值，台日携手为国际社会的发
展做出贡献。恳请日本国会议员诸位先生，继续对台湾表达关心。
谨以上述谈话，结束今天的演讲，感谢各位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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