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IronHand (小花*)》之铭言：
: 宋教仁先生毕生倡导民主、责任内阁制，
: 也是国民党组建的元老之一，也曾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 1913年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选战中大胜获得压倒性席次，
: 正要以党魁身分成为总理的宋教仁先生却在北上途中遇刺身亡，享年31岁。
: 孙文先生自不必说，我们国父，下略十万字。
: 宋教仁先生似乎不喜江湖帮会，对有洪门背景的孙文先生有一些见解。
: (这样算政敌吗？)
: 有没有人能分享一下关于孙文先生与宋教仁先生之间矛盾的八卦。
推文有人提到所谓的黄金十年
看一下中国历史学者怎么说的 http://goo.gl/MRfwQV
刘仲敬：抗战打断了“黄金十年”是国民党发明的神话
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重新规划了一战后的远东秩序，以协约国在远东的主力日本为最大
牺牲者。
从日本的角度看，“优等生”策略突然失灵了。
从中国的角度看，“流氓外交”突然显得比“绅士外交”更有效。此后十年，十九世纪的
外交规范日益撕裂。中日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双重外交。
日本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外务省和军部的分裂，两个决策中心执行两种不同政策。中国的双
重外交意味着同一批决策者执行两种不同政策，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两种“双重外交”
造成的长期后果，如果翻译成居委会大妈的白话文就是：中国不断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然
后吃一次大亏，落到前功尽弃的地步，然后从头开始故伎重演。讲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哑巴
亏，丧失白纸黑字的权益，弄得自己像个傻瓜。耍横的日本人一再捞到法外的利益，觉得
对方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角色，“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才是最好的。
英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看这些不太体面的表现，觉得亚洲人就是既野蛮又狡诈，倒霉
也是自作自受。
1922年，外务省制定《时局处理方针》：“尊重九国公约主旨，执行对华时局共同协议。
”仅仅两年以后，军部就要求在直奉冲突中支持张作霖。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九一八
事件，军部“隐忍”的耐性不断降低。民政党内阁倒台后，霞关（外务省所在地）自己都
觉得自己像一群失去观众的演员。他们的做法就是不断重提1922年的框架，一次又一次地
签署新的协定。
这事一点难度都没有，因为只有在当事人决心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谈判才会变得棘手。
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至少国民政府一方没有什么认真谈判的兴趣。革命外交就是“
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任何安排都是临时的，最
终目的就是将帝国主义扫地出门。
“抗战打断了北伐后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国民党在失败以后发明的神话。无论从二十世
纪历史的整体趋势看，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文件看，抗战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续，国民政
府并没有“世界终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天真念头。
1929年4月，《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提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
之事蹟而判断，将来与我国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
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
日本人倒是没有制定什么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直到淞沪抗战爆发。不过，那是因为他们
根本不觉得国军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唯一忌惮或厌恶的对象，毋宁说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战
术。
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对英法美的修约谈判是认真对待的。对日交涉就完全两样，达不成
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好，因为任何协议都解决不了满蒙特殊地位问题，所以任何协议都是革
命下一阶段的推翻对象，现在何必太认真呢？王正廷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态度，是以
不了了之。”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悬案。
牛皮糖战术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日本的国际协调派和商人。1931年以前，他们说话还能管
用。然而说话管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负责任的交涉对象。1928年，张学良拒绝
执行父亲一年前签署的《新五路协定》。他的借口非常幼稚，说是原来的文本弄丢了。日
本人没有追究，其实是因为满铁当时还很想做生意。张学良自己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得意洋洋地表示“年轻人办事也不差”。
1929年4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1930年7月，辽宁省
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1930年9月，辽宁省政府《禁止盗卖国家土地
》规定：无论私有、官有、公有土地，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均以盗卖国土论处，处以死
刑、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
这些行政命令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同时违背了条约义务和国内法律。日本人的反应是找了
一批国际法专家，在报刊上论证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这一招早已在抵货运动时用过，效
果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点效果也没有。
国民政府长期搞群众运动，非常清楚怎样侮弄死脑筋的对手。他们依靠党部操纵群众团体
，就像地下高利贷钱庄依靠黑社会。如果发生问题，都可以算成民间组织的责任。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很快就掌握了这种艺术。他不准国民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立党部
，而是另外组织了一批群众团体，例如著名的“国民外交协会”。根据马越山的记载，他
对卢广绩说：“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
林九治郎知道“运动是总司令身边的人煽动起来的”，但是无可奈何。外交的前提是双方
都想达成协议，否则就会沦为争取舆论支持的公关表演。“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
排日事件发展到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重光葵说他“树立
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九一八事变是南次郎对若槻首相的公然挑战，然而下台的却是后者。日本方面的双重外交
颠倒了位置，立刻引起了国民政府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位置。
张学良、蒋介石、胡汉民和汪兆铭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论证“不抵抗政
策”和“国际道义”，希望给国际社会留下有利于自己的印象。他们在国外的舆论工作非
常失败，几乎不逊于国内舆论工作的巨大成功，结果造成了流传至今的绥靖神话。
其实里顿调查团时代的国际社会与其说是绥靖日本的横暴，不如说是厌恶国民政府的小动
作。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的两份备忘录很能说明问题。《满洲》备忘录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接
收了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但中国从来不愿接受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中国从过去的消极抵抗
发展到现在的积极抵抗，冲突日益扩大和频繁，终于在九一八全面爆发。日本违反《国联
盟约》的原则，但事出有因。事件的性质是复杂的，不能解释为一国入侵其他国家。因为
南满铁路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
《当前的中国危机与英日关系》备忘录说：中国在东北建设与南满铁路相竞争的铁路，引
起了日本的不满，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欺诈和野蛮是东方人的特征，英国人犯不着蹚浑水
。里顿报告反对恢复东北战前状况，建议派遣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其中明显蕴涵了不相信
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的意思。幸而日本人更加积极地拒绝撤军，国民政府才得以在国内舆
论战当中将全部责任推给日本。
不过甚至晚至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在国外的舆论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英美外交官都
不相信日本人有意发动战争，只有苏联心满意足地收复了北伐时代的人肉盾牌。这种内外
有别的格局一直在延续，虽然成效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