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7月19日13:00，中国至少233名律师、律所人员或人权捍卫者被
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
这些遭到逮捕的人权律师，只因为帮助人民捍卫权益，就遭到中国当局的逮
捕、虐待。究竟，在中国执业的人权律师怎么遭到中国当局的阻扰？可以看
看司改杂志2014年6月号，由中国律师投稿的这篇文章《中国律师会见难》。
该作者也在这次行动当中遭到约谈。
中国律师会见难
青石律师
中国刑事案件嫌疑人被羁押的比率高于95％，律师难以会见被羁押的当事人，
曾经是中国中国刑事辩护长期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近些年来，随着
法制的发展，立法的进步，普通案件的律师会见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但是，在很多“特殊”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依然突出的存在。
2014年6月5日，来自中国各地的三十多名律师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一场名
为“刑事诉讼法实践检讨会──律师会见权”的会议（我是组织者之一）。
叫“检讨会”而不叫“研讨会”，在中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第一次。
因为在官方，他们认为自己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不会认为需要检讨
什么；在民间，以往大概认为法律实施出现了问题，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问
题，民间没有义务或者也没有权利来检讨。
之所以会在郑州召开这么一个会议，是因为在郑州出现了一起非常严重的大
规模侵犯当事人与律师会见权利的事件。长期从事公益案件代理的郑州维权
律师常伯阳、姬来松、揭黑记者石玉、民运人士于世文、陈卫、长期在中国
各地义务为被拆迁者普法的贾灵敏女士（其本身就是强拆受害者）还有其他
公民，共有十余人在五月底被郑州市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给他们定的涉嫌罪
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据消息称拘留他们的真正原因是，他们
曾在今年的农历正月初三，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的黄
河边举行了一场祭奠活动，祭奠与“六四”有关的死难者；而拘留贾灵敏是
因为她长期为各地被拆迁者普法，鼓励他们依法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
这些人被刑事拘留之后，全部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该看守所以会见需
要办案单位许可为由，拒绝了这一案件当事人的所有律师会见，共计拒绝了
六批次共几十位律师的会见要求。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持律师证、委托书、律
师事务所证明即可以到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
不得超过48小时安排律师会见到当事人。同时，刑事诉讼法规定，涉及“危
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的三类案件，在侦查阶段会见需要经过
办案单位的许可。
根据这一法律规定，郑州案件的当事人被羁押的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
秩序”，并不属于需要办案单位许可才能会见的法定情形。但是，办案单位
随意的扩大了三类案件的解释，认为这些被拘留者虽然是普通罪名，但是已
经“危害了国家安全”，所以会见需要许可，所以拒绝了律师会见的要求。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在五月初，以“寻衅滋事”罪名刑
事拘留了五位社会知名人士浦志强律师、徐友渔教授、郝建教授、胡石根长
老、刘荻女士，因他们参加了一个在私人家中举行的“‘六四’二十五周年
座谈会”。“寻衅滋事”这也是一个普通罪名，不属于需要办案单位许可才
能会见的情形，但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允许五人的辩护律师会见了一次之
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多次拒绝了多位律师的会见要求。直到6月5日，
五位被捕者除浦志强律师外，其他四位才被“取保候审”释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什么使得公安机关看守所不惜违反刑事诉讼法
的明确规定，不惜明目张胆的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不准被羁押者会见到律
师呢？
这得从中国政府近两年来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手段更新开始说。近两年
来，和以往多年来一直持续的方式不同，中国政府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
罪名，从常规的“（煽动）颠覆国政权”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罪名，更换
成了普通的罪名，如去年发生的，以许志永为代表的新公民系列案件的“聚
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浦志强、徐友渔等人、本次郑州案、广州系列案的
“寻衅滋事”。
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当政者想要造成“中国没有政治犯”的意图。而一则新
闻则证实了我的这个判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6月3日表示：“在中国只
有违法者，没有持不同政见者。”
但无论是什么罪名，都掩盖不了当政者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实质。
同时，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律师们慢慢地兴起了政治辩护。
辩护律师们对于涉及政治的案件，不再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而是直指政治
迫害的核心事实，并且利用自媒体对于这种政治迫害广泛传播、大胆揭露。
这给当局的打压行动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这一点在许志永等新公民系列案件
当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现。
当局对此的反制手段之一便是不准律师会见被羁押的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
在案件刚刚发生、最具有传播时效的时候，律师见不到当事人，自然无法进
行及时的揭露和传播。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能够限制律师会见的案
件只有前面提到的三类案件，这就使当局面临一个困境：必须打压持不同政
见者，但不想以政治案件罪名治罪，那就得用普通罪名，那么律师就能够会
见，会见则律师要进行揭露和传播，则当局坐实政治迫害之事实。所以，为
了掐断这个循环，就从律师会见处下手，一定要把律师政治辩护的基础掐断
：不准会见。
不准律师会见还有另一个原因，办案单位往往是通过切断被羁押者与外界的
联系，同时给被羁押者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迫使被羁押者屈服、妥协。去
年北京市第三看守所以“修水管”为名，二十多天不准所有新公民系列案件
的律师会见被羁押的当事人，同时密集的白天黑夜连续提审当事人，结果一
名重要的当事人向当局认罪——他是新公民系列案件近二十位当事人中唯一
认罪的。
所以，今日之中国，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号称已
经是法治国家的中国，竟然大规模的出现了被羁押者律师会见权利被强行剥
夺的人权事件。
还有一些案件，比如法轮功案件，也不是属于会见需要许可的三类案件，但
是因为其特殊性，当事人律师会见权利往往也会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剥夺。
而至于需要办案单位许可的三类案件的会见，法律规定的许可会见，几乎等
同不许可会见。
在正常的法治环境中，辩护权应当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而律师会见他的当事
人，是辩护权的基础。在现在的中国刑事司法环境当中，律师却经常无法会
见到他的当事人，很难想像，一个律师连会见他的当事人都不能，他还能开
展什么有效的辩护工作？
但这就是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的现状。（全文完）
目前，中国仍大肆逮捕人权律师，截至2015年7月19日13:00，至少233名律师
、律所人员或人权捍卫者遭到中国当局的逮捕、或短期失去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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