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一下
http://blog.yam.com/fasligand/article/14323991
往往，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群众会愿意牺牲一部份基本人权，以期换得更安全的环境
。这个时候，执政者经常掌握著比平常更大的权力（有形的）与支持（无形的）。恐慌的
群众往往会倾向各种极端的危机处理，而任何提出激烈手段的政治人物都会被认为是“更
关心群众”或“更有魄力”，然而极端的手段除了激化群众的恐惧以外，往往只会让瘫痪
原来社会的运作，反而是试着去安抚群众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政治人物会遭到质疑与不
信任。“被群众信任与鼓励”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是多么大的甜头，因此在国家发生危机的
时候，政治人物如何在这其中拿捏，非常容易看出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与智慧。
历史总是不断的出现危机与转机，考验著当代的政治人物。然而，在这几年中，我想起真
正能称的上是“国家级危机”的，恐怕只有一件。而很巧，现在的几位候选人，当时都在
不同的地方担任行政首长，也许刚好，可以检验一下他们的危机处理能力。
这件事情，就是2003年的全球SARS风暴。
写在前面的是，这里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从“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时”这本书来的。本
书的作者高志文，公卫背景，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运动者。当年是纽约大学的博士班学生
，在2003年回台湾蒐集资料时适逢SARS爆发，刚好也参与了许多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跟美国疾管局CDC的协调工作。因此他用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将所见所闻第一手资料详实
的纪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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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21日，一名中国广东刘姓医师在香港生病，他的肺炎非常猛烈，在到达医院几
天以后就死了。他曾主动警告香港医护人员，说自己患了一种具高度传染性的疾病。这是
世人第一次听到SARS。然而在此之前，这个怪病其实已经在广东闷烧了三个月，但是中国
一直没有将消息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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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卫生署召开记者会，说明SARS的防治策略。这时候已经确定了：“虽然SARS的症
状跟肺炎非常相似，然而他具有一些“非典型”的特征。一般医疗院所遇到发烧的肺炎病
人，只需要提高警觉，发觉用传统疗法无法治疗，然后确定病人曾经有接触SARS的历史，
才需要怀疑是SARS”的策略。卫生署的策略，比较起香港与越南的经验，非常清楚的说明
了，医院，才是对抗SARS最重要的战场。所有的防疫工作，应该加强在医院的隔离，而不
是在学校，捷运等等公众场所。这点，对照起日后台北市政府错误的防疫政策，显得格外
重要。
整个三月，SARS疫情在卫生署与台湾疾病管制局的控制之下，在台湾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美国CDC称赞台湾以前所未见的努力做的非常好
3月25日，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吴育升跟卫生局长邱淑媞开记者会砲轰中央。邱淑媞表示如
果中央不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台北市无法进行防疫。吴育升则撂下一句：“一旦SARS
疫情扩大，当然是中央的责任。。”
3月27日，在强大的压力下，卫生署将SARS列为法定传染病。
作者在这里指出，这是台湾SARS疫情由稳定转为恶化的关键点之一。一般人也许会以为，
如同SARS这般凶恶的疾病，当然是越早列为法定传染病越好，防治可以更彻底。
其实不然。
对于一种新兴的传染病如SARS，在当时还没有准确的试剂，也没有明确的临床特征，许多
症状都与感冒类似，医生与防疫人员都还在学习如何判断的时候，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
只会增加医院“胡报乱报”的案例，最后造成过多的“假案例”，然后是医疗体系的超载
。因为法定传染病是“不报会受罚”，因此许多医生宁可乱报也不愿受罚。很不幸的，这
竟成为事实。台湾最后就是在医疗院所塞满大量发烧病人的情况下，忙得焦头烂额的医师
与防疫人员根本没空处理真正的SARS病人。
作者更指出，在SARS期间卫生署每天早上都会开会讨论，与会人员均是国内一时之选的学
者专家，直辖市首长是理所当然的成员。何以在早上的会报无法反应法定传染病的问题，
却要在下午自行召开记者会砲轰中央？难道台北市市长不知道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政府对
外发言矛盾互不信任，将造成严重的民众恐慌跟困扰吗？
三月底，WHO几乎已经确定了SARS在没有症状以前不会传染。也就是说，所有与SARS病人
接触过的人，除非是在发病以后照顾病人者，并不需要强制隔离。越南法国医院也结束自
愿留院。再次印证了，加强医院管控才是防治的重点。
4月11日，WHO针对民众对口罩的需求，明确的指出：一般民众购买口罩，可能会造成口罩
短缺，反而会让病人与照顾他们的人没有口罩。。。我们不鼓励“愚蠢的行为”，因为我
们不想见到口罩短缺。
这里，WHO的责备，在后来看起来，似乎是事前预见了将有一位热中作秀的市长，即将掀
起全国口罩大恐慌。
4月24日，SARS期间最恐怖的和平医院封院事件爆发。和平医院院内爆发群聚感染，经台
北市政府会同行政院决定封院。但因封院过程不当，引此全院瘫痪，一名病患上吊自杀。
和平医院封院事件处处透露著怪异。根据壹周刊的调查，和平医院感染科主任曾表示“和
平医院在政策上不收SARS病患”。高志文则进一步认为，不收SARS病患恐怕是台北市卫生
局给所有市立医院的政策指示：一遇到SARS病患就推往台大。还记得之前说过要缩短传染
病的那条线吗？医院遇到病人往外推，是防疫上的大忌。和平医院很可能早就知道有病患
感染SARS，但是碍于政策，又为了避免影响收入跟业绩（怕其他病人不敢来），隐匿不报
，最后爆发出院内感染。如果不是卫生局只注意把病患往外推，却完全不加强医院管里，
以台北市医疗资源之进步，竟然六所市立医院先后就有和平，中兴跟阳明三所爆发院内感
染，台北市政府的危机动员能力呢？
根据之前香港的经验，已经知道SARS是只有密切接触的人才会被传染。要控制和平医院的
感染，应该掌握所有跟病患有接触的人，然后让其他的人自行居家检疫。然而因为恐慌完
全失去分寸的邱局长，却决定将九百多名人员与病患全部隔离在和平医院里。这样的举动
引起所有人员的抗议，医护人员在这不合理的措施之下士气低落，结果最后造成和平医院
抗议、辞职、上吊种种戏剧性的事件，以及超高的SARS死亡率（36%比起一般SARS死亡率
的15%，因为全院瘫痪没有人要照顾病人）。最后甚至引起全国医护人员大辞职。
此时，因为和平医院已经失控，台北市征求全国具有专业的人员入院支援。最后台大叶金
川教授自愿入院指挥。若不是整个台北市政府也跟着陷入恐慌与瘫痪，岂有指挥不动有数
十亿预算的其他市立医院支援，反而要号召全国的义勇军进入和平医院帮忙的道理？邱淑
媞局长在封院之后更荒谬的表示“我知道封院之后院内进一步感染难以避免。。。”。高
志文表示，这完全暴露出她防疫专业上的缺陷，因为WHO早已经指出，SARS只会在近距离
接触者之间传染。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在封院之后会有不可避免的传染发生。
和平医院不当封院更造成了病患的大流窜，病人没有在和平得到妥善的照顾，最后流入仁
济与高雄长庚，造成这两家医院的院内感染，以及一名医师跟一名护士的死亡。
至此，台湾SARS零死亡记录被打破。看着电视上和平医院的惨状，人民的恐慌被激到最高
点。
然而市府，却仍然把焦点放在人民看的到的“社区”上面，派了消毒车喷洒消毒水，派了
X光车到社区巡回拍照，但是就是无法做好人民看不到的医院管控。
4月25日，马市长号召“将爱带进和平，因为不忍见人死就是悲悯。。”然而，此时和平
医院最需要的是医疗人员，有担当的政府首长，而不是爱跟口号。
4月28日，联合报呼吁陈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由此可见人民恐慌到什么地步。
4月29日，台北仁济医院封院。这一次，乱了分寸的市政府干脆直接打电话给行政院，要
求政院出面处理。卫生署与仁济医院的医护人员签切结书，允许居家自我隔离。因此没有
发生如和平医院的惨剧。
5月1日，马市长发表惊人的“一个擦身而过的人，都有可能让你得到SARS”广告，完全不
顾WHO的建议与全国已经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全国口罩荒蔓延开来，成为国际奇观。许
多SARS高感染地区纷纷捐赠台湾口罩，包括疫情比台湾严重的新加坡，捐赠十万只口罩，
国际间总共捐了七十五万只N95口罩。
5月3日，在没有证实以前（找到了两个不明原因的肺炎病患），邱局长对媒体宣布台北沦
陷，万华社区有社区感染（事后证明这只是一般肺炎）。
5月10日，又是在没有证据之前，市府吴育升发言人宣布，华昌社区水源遭到不明来源的
SARS污染。一时之间，台北草木皆兵。后来又有SOGO百货爆发SARS感染，事后证明又是乌
龙一场。
接着，市府宣布一连串完全没有与中央讨论过的大动作，包括搭乘捷运与市府洽公强制戴
口罩（中央与WHO都不鼓励戴口罩），体温37.5度必须自行隔离三天（卫生署建议38度，
美国CDC也认为调低0.5度意义不大）。。。种种与中央不同调又不符合防疫专业的政策，
让人民无所适从。高志文指出，这是极为高明的政治操作手法，处处小动作让人民认为台
北市政府比中央更关心SARS疫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却完全不顾人民的恐慌心理与
负面影响以及防疫的困难。
5月15日，因为口罩供应调度不佳，卫生署长与防疫局长辞职。（竟然不是因为政策缺失
，却是因为调度口罩的问题？但是，普天下，有那个首长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出几千万只口
罩，还要兼顾防疫呢？）
5月21日，因为接二连三的院内感染，以及众多的SARS病例（包括真实的与乌龙的），WHO
将台湾列为旅游警告区。
之后台湾在恐慌下，内政部总共隔离了十五万人，甚至不顾国际惯例隔离由SARS感染区入
境的旅客，花费近十亿。除了对旅游业严重的打击以外，更别提种种对隔离者隐私的剥夺
（比如鼓励邻居监视，允许媒体采访等）与不人道的待遇。
5月31日，陈总统呼吁大家到户外旅游与正常生活。
6月1日，马市长反驳说，市府从来没有说过台北市已经没有问题了。
6月2日，虽然强制戴口罩坐捷运是市府的决策，但市府被询问到何时可以停止，则表示需
要中央来决定。
后来案例减少，7月5日台湾正式从SARS感染区除名。
由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来，在人民恐慌的时候，会做出种种非理性的判断，并且不顾一
切的追求安全。以台湾当时对强制隔离政策的支持来讲，台湾总共有可疑病例600多人，
平均一名病例我们要隔离227人，而以铁腕著称而且疫情惨重的新加坡，每一名病例也不
过隔离35人。香港每一名病例隔离不到一人。我们花了十亿，隔离十五万人，到最后只筛
检出20人左右的案例。平均一人花掉五千万元，这是极为夸张的恐慌效应。这不只是过犹
不及，这是“太过”的策略。
由这个时间表更可以看出来，一旦恐慌被激起了，政府会被迫做出越来越多荒腔走板的政
策。拿口罩的例子来讲好了，尽管WHO完全不鼓励戴口罩，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最后台
湾只有陈总统与少数中央首长坚持不戴口罩到最后。甚至有许多媒体与立委夸张的“恳请
总统戴口罩”。
这样谴责台北市政府带动恐惧，并不是事后之明。因为同时间疫情惨重的加拿大，多伦多
市长跟加拿大内阁，都纷纷出外活动，更呼吁人民要正常生活。香港也发起消费运动，希
望在SARS流行的时候不会影响到经济太多。而陈总统也在恐慌中呼吁人民正常生活，台北
市团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将自己国家当成黑死病蔓延的地方，停止各种户外活动，呼吁大
家不要来台北市。
※ 编辑: sighm (123.205.78.16), 06/04/2015 21: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