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讲，几篇故事，除了要离以外，司马迁都收录在〈刺客列传〉了。
但当中故事一层比一层曲折，最后到司马迁亲自耳闻的荆轲为止。
这不需要速诸什么意识形态：
1.司马迁本身就是秦人（顺带提，李陵也是秦人，是李信之后），
2.在司马光笔下，就是“盗杀韩相侠累”，但崇拜孔子的司马迁想法显然不同。
我们看看《史记‧刺客列传》。
最开头，曹沫。
司马迁不采《左传》里那个判断军事情况精准的曹刿，
却说勇士曹沫和齐国作战，三战三败。
但就算败了三次，
鲁庄公还是愿意用他为将。
这就是宠信，让人感动的宠信。
所以曹沫发挥他的大勇，在盟会场合搞恐怖行为挟持齐桓。
要是齐桓根本认为“要盟不信”，那曹沫就玩完了！
但管仲为了齐桓的霸主声誉，要齐桓重视无形资产。
而曹沫则靠着他的勇气与镇定，
报答了宠信他的鲁庄公。
第二个，专诸。
专诸没有曹沫那么好命了。
他的任务，上场一定是死。
但公子光不但养他数年，还愿意照顾他家属。
所以专诸愿意舍命完成任务。
再来，豫让。
与曹沫、专诸一开始就受宠信不同。
豫让先前投靠的主子：范氏、中行式，
根本不曾重用他。
所以他转而投靠智氏。
而智伯灭掉范、中行，
对豫让根本不痛不痒：他们不是前主子，只不过是路人而已。
但智伯不同了。
“甚尊宠之”。
一句话里意蕴就很多了。
一个自命才高的人，先前求职只被轻视、贱视，
却忽然间遇到一个不但尊敬他，
甚至宠他、放纵他的人，
他怎能不感动？
也因此赵襄子虽然也是优秀的主君，
但豫让感于智伯待他之恩，
他三番两头非要为智伯报仇。
注意这里并没有什么义理差别：
智氏、赵氏论名分都不正，都只是晋之强宗。
之后是聂政。
这次则是严仲子为报仇，
锲而不舍地找聂政。
聂政拒绝了，
严仲子不但没摆脸色，
还更加礼遇。
这样的感动，
在聂政无身后忧时，终于答应为严报仇。
而聂姊为弟之名而自决，
更胜过豫让妻居然完全不懂身边人！
最后是主题荆轲。
与前面不同。
前面的侠士，
或许有其他才华（如豫让），
但主要发挥点都在武艺与刺杀手腕。
前面的侠士，
为的都是私人恩义，
不是什么大的理想。
（曹沫为鲁庄勉强可说是私恩兼忠国，那是开篇点睛。）
但荆轲不同。
论武艺，荆轲不是最上乘，
他显然不如鲁句践，或者不如他要等的某友人。
但他深沉好读书，
交结豪侠，
应当是以文武全才的目标发展的。
当时对东方六国来说，
秦就是个恐怖威胁没错。
这点不是因为司马迁在汉所以丑秦。
司马迁自己祖上都是秦人了！
只是就事论事，对当时东方六国，秦确实是可怖可恶。
隐居观天下局势的荆轲，
虽有侠名，
但也还没有人重用他。
然而这时，燕国的处士田光，
看重荆轲的人，
用了他最后的生命去向燕太子丹推荐荆轲。
这样的知己托付，
对侠士来说，
岂能不动心？
这比起前面那些单纯只是老板对下属的恩义还要重！
然而太子丹虽因为信田光而厚遇荆轲，
名车、美女都随便荆轲挑，
但太子丹的想法却单纯得可以：只是想要个刺客挟持或行刺！
荆轲对这种意图显然不是很赞同的。
太子丹厚遇荆轲，
但却又不曾问他的智略，
仍然只是希望他做刺客。
或许是基于太子丹毕竟给了他很好的待遇；
或许是基于同为东方六国人，对于抗秦的理念；
更或许是因为田光的一死相激！
即使对行刺这手法未必认同，
即使明知道自己武艺还不到顶峰，
但荆轲仍然尽力规画太子丹给他的任务，
仍然为了这个失败率高的任务而努力了。
包括逼死樊于骑：做太子的居然柔懦到不愿为！
于是有高渐离的临行送别，
而多才多艺的荆轲更是慷慨高歌以诀友。
之后就是荆轲智略的表现：
贿赂蒙嘉、安排各种伪装等。
但结局，当然还是失败了。
荆轲的武艺也许是一个因素，
秦王反应快、聪明也是个因素。
然而荆轲临死前仍能嘴硬，这种侠士风范也还是很让人景仰的。
也就像后来的郦食其，
明知被僚友卖了（其实是蒯彻这嘴砲魔人害死他的），
但临烹死前仍决步软弱，
就是死也要死得有样子！
这或许更是让太史公激赏的。
整体来说，
司马迁写这些刺客，
故事是一层又一层递进的。
也许也和时代、史料详尽与否有关（某些故事当然是采自《战国策》），
但也是司马迁行文有意为之的。
一层又一层由单纯到复杂，
都是报知己之恩，
或有成功，或有失败。
却写了士之遇与不遇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