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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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说这篇文章好，但我看不出来这篇文章好在哪里。这篇文章确实有某些段落，提
出了几个可取的论点。但这篇文章某些段落的主张，却提出了更多可怕的论点：
（一）如同我朋友在脸书上所说的：“他讲的前提从来没发生过好吗？什么人民发言权、
多元？屁蛋啦，这制度设计一直都是这一个人想听或不想听而已，国民党最会的就是‘我
听到了’这招，相对于柯的亚斯伯格。没有进步，何来倒退？”
这篇文章默认的“台湾过去20年好不容易把单一价值变成多元价值”，根本就是架空的幻
象。台湾过去20年几时有多元价值了？从来就是行政权独大。但过去行政权总是偏袒财团
，今天柯文哲主掌的台北市府，终于开始偏袒平民了。这时反而出现“台湾过去20年好不
容易把单一价值变成多元价值”这种奇谭怪论。
把过去扭曲的政治结构当作“多元价值”，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可怕论点。
（二）从这位作者如何定义“多元”，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更严重的问题。这位作者在文
章中混同了“社会弱势”跟“权贵”，然后把这两者都说成“社会的多元性”然后要“给
予尊重”。
他谈出租车司机被罚3000、5000，这些人是弱势，我们姑且相信（虽然以我这个每次都在
慢车道被出租车临时载客给逼车的机车族来说，根本不觉得他们是怎么样的弱势）。但他
大谈大巨蛋，还有各种有问题的公共工程时，却也把那些“财团包商”给归成弱势，说那
是“多元性的30％”。用“多元性”来淡化“阶级性”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大概是
近年来我看过最有创意的“反动修辞”。
（三）这篇文章举了一个“开车载小孩”的例子。问说“那些来接小朋友的车，你有提出
配套方法吗？如果不违规，怎样接到小孩？”其实这个例子便是“图穷匕见”，可以让我
们一窥这位作者真正的想法。
开车载小孩所造成的“临停”，本来就会造成周边交通阻塞，“侵害”其他用路人的权益
。今天除了开车，你还有“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走路”这些“不侵害他人权利”的
选项。
这时有人会反问：“但是我今天不开车，我时间会来不及，会影响我工作。造成的损失你
要赔我吗？”但很明显的，这种思维就是认为，为了自己的“私利”，侵害别人的“权利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如果举极端一点的例子，这种心态跟烟毒犯抢银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烟毒犯一样是
为了自己吸食毒品的需求，侵害他人的财产权而已。
当这个作者问出“如果不违规，怎样接到小孩？”这种鬼话时。就代表他并不认为开车临
停侵害其他用路人的“路权”有任何问题。甚至认为“行政权”应该要想办法让这种“侵
权行为”合法化。
既然有这种心态，也难怪作者会护航“违建”乃至“大巨蛋”等有问题的公共工程。因为
在这种人眼中，“优良的行政权”就是要想办法让法律配合既有的侵权行为嘛。假使政府
真的这么做，难道不就代表了未来恶霸做恶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
，后面政府就只能扭曲法律追认你们的侵权行为。请问这跟鼓励犯罪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哪天贩毒集团也能出来问一句：“对于贩毒，你有提出配套方案吗？如果不犯法，
要怎么贩毒？”
（四）作者通篇都在攻击“以政府力量打击不法”的作为。认为“杀鸡儆猴”没用，要“
改革制度”（虽然我认为他谈的改革制度大有问题）才是良方。
但这种态度，要不是天真，就是根本大有问题。首先，只要制度的改革“没有合理化既得
利益者的利益”，权贵们就会努力的抵制改革。这点远从“王安石变法”，近到“巴西榆
港的参与式预算”都不断的在历史上重演。
台湾过去的问题，就是行政权长期偏坦权贵，帮助权贵打压平民，才造成了政治结构纽曲
。今天行政权好不容易回到了一个平民之友的手上，终于能够把这股力量用在矫正过去的
错误时，权贵倒是跑出来指责这是“行政权滥权”。
我倒想问一下看到“行政权滥权”这个“关键字”，就跟着起舞的社运朋友们。你们有没
有想过，今天如果连“弱势透过合作拿到行政权，进而跟权贵制衡”的这个最后防线都被
取消。弱势阶级究竟有什么能力，在权力与财力不平等的现实中制衡权贵？
难道真的上街游游行、举举牌、演演行动剧，然后跟权贵们重申“游戏规则”他们就会妥
协？就算今天“巴黎公社”真的能在台北成真好了，请问丢掉行政权，政治理想要靠什么
推动？难道是拿马克斯主义在财团面前助念，感化他们吗？
制度改革没有问题，但要让权力者愿意遵守制度，适当的强制力是必要的。强制力的程度
当然可以讨论，就像柯文哲拿监视器来抓违停，如果违反比例原则，反对当然合理且必要
。但如果以一种“政治洁癖”的态度拒绝任何强制力，最终只会让改革，变的比古代大儒
拿“仁义道德感化恶人”还要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