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freakgun (怪枪)》之铭言：
: 新加坡人的爱恨告白：看了台湾，发现自由也没多好
: 商业周刊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12月4日刊发文章
Is Democracy Dead ?(民主已死？)
Tony Blair: For True Democracy, the Right to Vote Is Not Enough
托尼·布莱尔：1997-2007年曾任英国首相
如今，民主国家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
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
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专制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
短期看是这样。
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民主制度的失灵，近期还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极端主义
在中东地区肆虐扩张；金融危机的阴云困锁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风波未平，乌克兰
东部冲突又起。有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社会上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忧
虑与失望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仍然是我们选择的制度——是自由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民
主制度遭到了挑战，我称之为“功效”挑战：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往往无法
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
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
这种情况为何发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似乎忘了，只有实践中行得通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是重要的，通
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基本原则显然是正确的，它也仍然得到大众的认可，但民主原则在践行
中却往往遭到歪曲。今天我们应该讨论如何改善民主制度，如何使它现代化。传统上，辩
论民主的议题无外乎政府的透明度、诚信度。比如在英国，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议员们的费
用报销机制。
但是，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
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挑战。人们往往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说政府不倾听民众的声
音。但实情往往是，政府在倾听，但民众的声音却是杂乱分化的。通过强势领导有效进行
决策的能力，正是民主制度所缺乏的。为什么会这样？
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降低了民主体制的功效。
在美英两国，有越来越多的选区受其边界划分结果的影响，直接落入某个政党囊中，成为
其固有选区。如果你成功获得了党内候选人提名，便将铁定赢得该选区的议席。这促使潜
在的候选人们采取某些立场，讨好拥有提名权的党内活跃分子，而不是广大公众。就这样
，政治家们逐渐远离了大众所持的中立立场，而这必将损害他们的决策能力。
在这样的体制内，摆好政治姿态比实干解决问题更重要。实际上，现代治理是基本不带意
识形态色彩的。
此外，随着传统观众群体的萎缩，新闻机构发现最大的商机在于煽动忠实观众，呼应他们
的具体利益。因此，许多西方媒体的党派色彩变得越来越鲜明。
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譬
如，所有试图改革教育系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官僚体系反抗变革
；教师工会反抗变革；甚至连公众都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让我几乎丢掉
首相乌纱帽的决策，无关乎战争与和平，而是我的教育改革政策。医疗系统改革也同样举
步维艰。
然而，世界如此瞬息万变，政府体制的更新就显得格外重要。
公众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早该改革却迟迟未动。人们需要更好的服务，有更高的期望
，但任何政治家都会告诉你，没人愿意为此买单。改革的缺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政
府预算吃紧的今天尤其突出。所以，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
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所以，在变革面前，西
方政治家们往往退避三舍，导致选民对民主政治的进程大失所望。
看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欧洲国家：为了改变公共利益的分配方式，为了精简
体制，这些国家都在税务系统改革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公众强烈地牴触改革；另一方面
，这些国家又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同时，欧盟也无法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来配合改革。
检视过去20年内发生在私有部门里的变化，今天市值领先的公司与20年前大不相同。长江
后浪推前浪，这是世间万事万物新旧更替的规律——但政府体制却自绝于这种规律之外。
自上而下的官僚阶层倾向于管控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因此，我们沿袭著过去的道路
，无法做出改变。
科技能够改变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运作方式。科技能给教学带来革命性变化；能产生全新的
诊疗手段。这些变革已在条件最好的地方出现萌芽；但大多数地方难以企及其红利。正是
这种功效上的差距，导致人们对政治彻底失望，并诉诸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民粹主义途
径。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今天这个最需要领导能力的时代，政治领袖的基因池却在逐渐枯竭。在我们的议
会或国会中，有多少人曾在政界之外有过身居要职、担当责任的经验？如今有太多年轻人
凭著对政治的兴趣爱好，在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某位政治家门下从事研究分析工作，进而
直接参与竞选取得议会席位。
在进入政界之前，我在私有部门只工作了七年，但对我来说，那是意义重大的成长期。在
业务和人际方面，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执政裨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书本上的政
治理念和适用于“现实世界”政策是存在差异的。
还有，与私营部门的成功精英相比，政治领袖们的薪水实在称不上丰厚——这话我只有卸
任后才能说。今天，我们最需要一个多样的、有活力的、健康的政治领袖基因池，但微薄
的工资限制了政治职业生涯的吸引力。
上述种种因素，导致由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所以就产生了“功
效挑战”。这种挑战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而社交媒体本身便是一种革命性现象。过去
，社会问题的发酵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如今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公众情绪的
浪潮在数日甚至数小时内便可掀起舆论海啸。政治家一味追求扩大影响力和冲击力，往往
顾不上保持社会舆论的平衡。
这种情况使政治领导人感到疑惑。领导人必须在领导方式和舆论之间作出精密调整，既要
超越各种声音，又不能脱离舆论。领导人必须精准地判断公众的情绪，但如果依靠
Twitter推送的信息来治理，是很难对舆情做出准确判断的。社交媒体能积极地影响现实
世界，这固然令人兴奋，不过社交媒体的话语权属于“大嘴”们——我们知道，有理不在
声高，声高者未必有理。
如果给萎靡的民主对症下药，恐怕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人们必须接受一点
：治国理政避免不了各种艰难的抉择，做出这些抉择的政治家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诋毁。
此外，有的规则可能也需要更改——例如，公共领域和私有部门之间“旋转门”应该更加
通畅。各国议会运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些国家甚至可能得修改宪法。
如今，我们必须把民主体制的问题搬上台面，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民主体制光给民众投
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我们不应坐视选民在独裁和民粹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
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