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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湖保护区开发案，到近日的买股风波，慈济在这一个多月来饱受社会各界的批判。其
中是非，许多大德已有高见，我就不深论，在这只探讨一个伦理现象。
在这波批判中，可以听到某种为慈济辩护的声音，就是“证严法师其实不清楚，都是下面
的人在恶搞。”
根据一份2009进行的全台宗教调查，有近8%的台湾人自认属于慈济这个宗派。说大，多数
台湾人对他们并没有归属感。说小，其实也只输马英九一点点了。8％也有个一百多万人
，团体发展到这种程度，“上面的人”当然不可能清楚所有的事情。
不过，慈济问题连环爆，法师本人真的都毫无错失，都是部属有问题？是否正因她的思维
态度，才导致这个巨大的组织陷入批判之中？
有件小事或许是解开疑问的关键钥匙。
日前慈济召开记者会，宣布终止内湖的开发案。发言人提到“外界对慈济的不满，令她（
证严法师）疑惑不解”，不过法师对于慈济本身的清誉很有信心，指示三位高层好好处理
。
假设发言人如实转述了证严的谈话，没有一丝增删，那么就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段谈话
正好指出证严在道德思考上的问题点。
伦理学中的义务论者认为，一个行为之所是对的，主要是看行为动机是否纯正，以及“手
段”是否良善。举例来说，如果我基于“慈悲心”这个动机，且采取“捐钱济贫”的手段
，那么这行为就是对的。
不过，义务论也常被批判忽略了行为的“结果”。义务论者认为结果和运气相关，所以不
能勉强要求，有“善行”就好。
批评者则认为，这种态度会形成一种“道德的自我沉迷”：坚持认为自己是好人，而深深
沉醉其中，却没发现自己的行为已对社会造成伤害。他们甚至会否定伤害的存在，或认为
这种伤害是运气问题，无伤其道德成就。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
因为“动机”存在个人内心，选择“手段”也诉诸个人判断，但“结果”则要与社会互动
才会产生。只重视前两者，行为者可能误以为自己对他人很有帮助，但在他人的眼中，却
是一个负面的存在。
这就是慈济当前的主要道德困境。当慈济觉得为社会做了很多“好事”，社会大众却不见
得都会买帐，因为这些“好事”是慈济认为的“好事”，并非都是有社会共识的“好事”
。
内湖的保护区开发案只是一个例子，在台湾各地都有类似的状况，从大爱村的刻石文字，
到限制灾民吃荤食，太多的“自以为善”，其实都是旁人眼中的“恶”，这也形塑出一种
反对慈济的力量。
慈济人在面对这种批判时，通常并未针对造成社会不满的“结果”进行反省，倒是采取一
种防卫心态，认为对方若非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别有居心，是其他宗教来的恶意抹黑。
一如前述，在过去常有为慈济说话的人，认为证严法师并未涉入这些问题，都是“下面的
人在恶搞”。但依发言人的描述，“外界对慈济的不满，令她（证严法师）疑惑不解”，
那么显然法师本人也是采取上述的思维模式，认为“我明明就是好人做好事，为什么他们
要反对呢？一定是他们搞错了或有问题。你们去好好说明处理一下，就能解决。”
认为自己没错，错是在他人。
道德自我沉迷到了极端，会认为自己是唯一且最高的道德审判者，他人的批判只突显其“
品德低下”“思想污秽”“不智”，我更应该坚持己见而行，并且努力教育、说服那些“
愚者”。
这种互动模式当然会造成悲剧。在双方都不肯退让的状况下，必然两败俱伤，甚至产生与
预想完全相反的“结果”。
道德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多数伦理学家认为，道德之所以存在，是要协助人们过更好的生活，过幸福的生活。因此
“道德手段”本身不会是最终目的，对于人的关怀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慈济这个团体是因
为基于对他人的关怀而产生，那就更有必要思考“他人真正需要的”与“我认为他人需要
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
台湾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信仰，各有一套道德观与价值认知，应该透过沟通与理解
来建构共识，减少冲突。强行把自身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套在他人头上，不但无法解决问题
，反而让讨论失焦。有些批判慈济的人犯了这类错误，但慈济自身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
就是引发冲突的起点。
慈济确实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但这不代表他们可以规避伦理的检讨。面对排山倒海的外
界批判，慈济在“大惑不解”之余，或许也该拨出一点时间与精力，检讨自身的根本思维
中，是不是少了什么关键的部份。
真正的圣者不是自以为，而是来自不同价值观的肯定。但想获得广泛的认同，不应只做“
自己认为的好事”，也不该堵住外来批判者的嘴，而是该展开对自我的道德反省。慈济人
能跳出道德沉迷，公开谈谈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吗？
在慈济宣布停止开发内湖保护区的记者会里，发言人也提到，法师每天早上都会请人读报
，了解世界各地有什么灾难，思考慈济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或许法师也可以拨出时间，
放下报纸，看看身边的人事物，思考这个属于她的迷途帝国，在光鲜整洁、标齐对正的表
象之下，是不是已经成为某些人眼中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