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哈佛大学是否歧视亚裔学生？
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Harvard)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犹太人太多。到1922年
，犹太人在新生中所占比例为21.5%，而1900年时仅为7%，远远超过了耶鲁大学(Yale)或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中犹太人的人数。在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当中，只有哥伦
比亚大学(Columbia)和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中的犹太人较多。
哈佛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曾发出警告，“犹太人的入侵”将“
毁灭哈佛”。他想设定一个上限：15%。当教职工反对这一提议时，他通过操纵录取过程
，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当时，本土主义的勃发促使有关方面对移民进行了严格限制，哈佛
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开始利用“个性与适合与否”的含糊标准来限制犹太人入校。正如社会
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所述，这些做法在接下来30年里成功限制了犹太
学生的人数。
如今，出现了一种相似的不公正现象，但针对的是亚裔美国人。为了进入顶尖学校，他们
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的成绩必须比白人学生高
出大约140分。2008年，在哈佛大学所有SAT成绩非常高的申请者当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
亚裔。然而，他们在新生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7%（现在为20%）。亚裔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
种族，但20年来，他们在哈佛大学本科生中所占的比例却一直变化不大。
一个代表亚裔申请者的新诉讼案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哈佛大学在使用种族“平衡”
策略。每一年，每个种族和民族的录取人数都保持着惊人的相似性。足以对哈佛大学“定
罪”的是，学校在极少数年份录取的亚裔学生人数会超过以往，但在接下来几年，达到标
准的人就会特别少。
对于这种现状，一个最常见的理由就是，许多亚裔美国申请者能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但
是缺乏创造力或领导力等抽象的品质。早在1988年，哈佛大学招生主任威廉·R·菲茨西
蒙斯(William R. Fitzsimmons)就表示，他们在“课余标准上的表现稍差”。
即便不提犹太人当初是如何被定性的，以及当下的情况与那时是如何相似，也也还有一个
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上述说法的真实性。针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逾10万名申请者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种族和
课外成就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
事实是，不是亚洲人的优点比白人少；而是他们更容易被认定为缺乏个性，个中原因则是
亚洲人经常被描述为缺乏特色，甚至彼此之间没有区别。（哈佛大学的一名招生工作者曾
在一名亚裔申请者的文件中写道，“他很安静，当然，他想成为一名医生。”）
在被污蔑为缺乏创造力、贪婪、一心追求名利地位之后数十年，犹太人为美国人的生活做
出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如今的亚裔美国人会做不出同样的成绩。
尽管与过去有众多相似之处，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巨大差异。在洛厄尔时代，哈佛是白人新
教徒精英的大本营。当时，反犹主义盛行。如今，哈佛由来自不同民族和持不同宗教信仰
的人组成；15%的学生都是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作为学生和教师在哈佛大学度过七年
之后，我从未听到任何人对亚裔美国人加以贬损。
那么，人们为何要容忍这种新的歧视？首先，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招收高比例的亚裔学
生，就会造成非洲裔美国人的录取比例降低。平权行动的反对者——其中包括参与提起新
诉讼的“公平代表计划”(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喜欢把这两件事联系起
来，但它们并不相关。
最高法院也承认，招收“足够多”的少数族裔学生对学校有益，能让它获得“学生群体多
元化给教育带来的好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肯定了对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等人数偏
少的团体有利的录取标准。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也没有肯定中国、韩国或印度裔学生被
录取的可能性比白人学生低得多的现象。
保守派指出，哈佛注重招收非洲裔（目前在新生中占12%）和西语裔美国人(13%)，但却对
围绕着校友子女（约占学生人数的12%）和特招运动员（约13%）的偏好视而不见。真正的
问题在于，在一个靠能力说话的体系中，白人将会成为少数群体，而哈佛只是很难接受这
一点罢了。
名校的录取名额是一种稀缺商品。在决定谁应该被录取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涉到不同价值
观的权衡。我们应该把优秀作为唯一标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优秀体现在什么方
面？我们该不该把名额分配给那些将从这些名额中获益最多的学生？抑或是录取那些最有
可能回馈社会的人？
正确答案并非只有一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答案不存在明显错误。
在招生过程中把课余活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合情合理。但是，目前的体系十分缺乏透明度
，所以很容易将“无形特质”或组建“平衡课堂”的愿望等模糊标准背后的歧视隐藏起来
。在洛厄尔时代，这些标准被用来将一些表现出众的少数族裔排除在外，如今，它们也在
发挥同样的作用。基于法律和道德原因，各个学校有责任提高录取标准的透明度——而不
是把它们当做遮羞布，去掩盖仅仅因为一些学生是亚裔，就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事实。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127/c27mounk/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