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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慕慈专栏／狗仔队的前世今生（一）：狗仔队现形记
慕慈 黎 | 2014-08-18 | 专栏, 产业, 黎慕慈专栏 | 1 则回响
文／黎慕慈（资深媒体人，曾任港台《壹周刊》执行副总编辑、《壹电视》“壹级娱乐”
总编辑兼制作人）
“有那么多工作可做，干嘛当狗仔？”
这句话听过很多次，特别是出自大明星之口。有的是苦口婆心，劝狗仔记者早点回头是岸
；更多的，是用鄙视不屑的口吻指控狗仔队工作低贱。
每次我都忍不住生气。比起很多不认真跑跑记者会只懂当明星传声筒、坐在冷气房敲键盘
聊八卦、或看图写故事甚至闭门造车的娱乐线文字记者，狗仔队无论寒冬炎夏都躲在狭小
的车内，有时餐风露宿，有时昼夜不分，出任务冒着开车超速违规与被保全骂被艺人打的
危险，只为拍到一瞬间的“精彩”画面。他们必须受到道德批判？或许。但不是来自那些
荷包赚满满、俗称“上了岸”的明星口里。
我不是狗仔，为什么生气？因为我目睹整个华人狗仔队的诞生。因为我协助把狗仔文化带
来台湾。最重要的，是我眼见狗仔同事承受的压力与堕落，而只能袖手旁观，甚或当起加
害者。
◎误打误撞、意外成军的香港狗仔队
很多人把黎智英当神，以为他“发明”了狗仔队，那真是天大的误会。最初香港《壹周刊
》并没有狗仔队，黎智英也没想过要成立，那是后来发生王祖贤事件，意外触发的一个契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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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女幽魂》中的一代玉女王祖贤
香港《壹周刊》一书分为两册后，娱乐报导的比例大增，黎智英嫌弃当时的娱乐报导太肤
浅无聊，于是把社会新闻的主管调去管理娱乐组，目的是教导娱乐记者如何采访新闻。在
当年的新闻圏，娱乐新闻总是被正规记者瞧不起，认为这种调动是降职的象征，A 本（政
治财经）同事还劝我：“你不要跟主管过去 B 本（娱乐生活），downgrade（降低）自己
。”（可我还是去了。）
一天，负责电影介绍的同事接了一通电话，说王祖贤出现在已婚绯闻男友林建岳的办公大
楼，娱乐组同事的第一反应是：“我打电话给她经纪人问问看。”（想当然是否认再否认
。）主管想了想，跟最初接电话的同事说：“你没事去现场看看嘛！”
结果轻而易举就拍到王祖贤从该大楼走出来。
之后，王祖贤打电话到周刊抗议，我听到主管的回答：“王小姐，我不认识妳。”“王小
姐，你不要哭了好吗？”“这样好了，我挑一张比较漂亮的照片放封面。”原来王祖贤哭
的不是绯闻，而是怕素颜曝光影响到她的女神形象。
那张素颜照果然引起了极大回响，其实王祖贤不化妆仍是清秀佳人，但就像她去年疑似整
形崩坏一样，女明星以为化了浓妆如同戴上面具，五官修整无瑕弄得像假人，就是美丽。
这个封面赢得老板掌声，却引起娱乐组同事的反弹，拒绝做同类型的突击采访，宁愿辞职
也不愿毁了人脉。主管没法，只好要求报导王祖贤的记者另外成立一支队伍，并称之为特
别调查组。
◎狗仔记者里外不是人
特别调查组共有五人，皆非娱乐记者出身，其中一名更曾是梁朝伟的司机，因此对明星出
没地点较易掌握。最初，他们是收到线报才会出动，一名文字记者配一名娱乐摄影，工作
模式跟香港警察内部专门负责跟踪调查案件的一个队伍类似，该队伍在警队早年俗称“小
狗队”，因此在外面号称为“特警组”的同事，在内部自然就叫作“狗仔队”。
《甜蜜生活》中的Paparazzo
《甜蜜生活》中的 Paparazzo
其实狗仔队早在 1958 年就已经在欧洲出现，意大利导演费里尼 1960 年的电影《甜蜜生
活》，就以狗仔摄影为蓝本创造了一个角色“Paparazzo”，日后演变成英美狗仔队名号
“paparazzi”。而在 80 年代，专门报导皇室生活的英国杂志《OK!》、日本杂志《
Friday》《Flash》及美国小报（tabloid），已常有偷拍报导，香港在 90 年代中因为狗
仔报导让《壹周刊》销量屡创新高，其他杂志纷纷成立狗仔队，加上《苹果日报》成立，
偷拍成了主流，更引起香港明星 1995 年发起戴口罩“封嘴”行动抗议，由梅艳芳、张学
友带头，不接受狗仔媒体采访，台湾狗仔队则是到 2001 年由《壹周刊》引进。
当其时，台湾纸媒一直落后香港十多年，特别是报纸及周刊，从纸张、印刷、排版到内容
，都停留在 1980 年代，而对神祕的狗仔队，一般读者更是极为好奇。因此，狗仔队在台
湾没有蜜月期，一开始就是高度作战状态，而且不只是个案跟监，还要到处巡逻。夜店、
卖场、明星住宅区域，比警察更勤快。
其实狗仔队同事一直都处于心理不平衡的环境工作，在公司内，他们跟娱乐记者不对盘；
在公司外，被明星咒骂甚至报警处理。回家鲜少跟家人谈工作内容，学历不够高，文笔也
不特别优，经常躲在黑暗中。但他们不是蝙蝠侠，身上没有正义光环，偏偏最重要的封面
报导都系之于他们身上，压力之大，不足为外人道，只是我没想过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被牺牲的棋子
多年后，一名香港娱乐摄影在一本福音杂志自爆，当狗仔期间，白天他去记者会拍艺人照
片（在电脑还不流行的年代，粉丝都跑去旺角信和中心购买明星照片，很多娱乐摄影借此
大赚外快），晚上当狗仔去跟监。他试过整晚躺在水沟里，只为偷拍郭富城跟郑伊健在电
影《风云 2》的造型。长期失眠加工作亢奋，在无法舒缓情绪下，他竟然开始沉沦，最初
是吸食大麻，后来各式毒品都试。这种虚无却自我膨胀的生活过了两年多，最后他藉宗教
力量才脱离毒海，也脱离了狗仔工作。
看到他的自白，我无法相信那是我认识“天不怕、地不怕”的旧同事，亦想起港台其他狗
仔“抒压”的方法：有逢周三晚及周日（香港的赛马日）失联的，因为去了马场赌钱，后
来甚至向同事借钱下注；有每逢我问“没封面，怎么办”就消极逃避跑去酗酒的；有患上
忧郁症者，要吃药才能上工的。我认识的狗仔记者，有二人更已经离世，而且皆不到 40
岁。
狗仔队工作本来就争议不断，成立之初，周刊内部有规定：“不能违法、不能暴力、不能
与艺人起冲突”，但随着各家报社纷设狗仔队伍，借刀杀人者有之，抹黑造谣者有之，狗
仔声名越加狼藉，更难抬头做人。一次，导演戴立忍气冲冲跑到台湾《壹周刊》办公室，
要跟主管对质，为何死跟着他女友桂纶镁不放？我打给狗仔同事，大家都说没有，我只好
当着他脸义正词严说：“我们敢做就敢认，答案是没有，你找错对象。”过了两天，别家
报纸登了桂纶镁的偷拍，原来桂纶镁发现狗仔跟踪，质问对方是谁，狗仔记者居然拿出《
壹周刊》的名片。
“We are not recorders, we are reporters.（我们不是录音机，我们是记者）”那是
当年面对香港明星封嘴行动，《壹周刊》在社论的回应，同时替狗仔的工作定位。只是各
家争鸣后，狗仔队反而成了变形虫，为了变本加厉抢新闻，跟拍从揭发真相使用的手段，
进化成“制造”新闻的工具。可是狗仔记者跟一般娱乐记者一样，都是听命行事。与其批
评狗仔队堕落，倒不如说他们是娱乐新闻为求销量或点击率，恶质竞争下被牺牲的棋子而
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