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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13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天安门文件”的真伪引起各方议论，但在民运人士中，王丹的评论最令人吃惊，他在接
受台湾ET today记者林敬殷的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问题，重要的
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 ”
怎么“真伪”不是最重要问题呢？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仅不会
“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记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
这种只要对中共不利、“真假”不重要的逻辑，使我想起几年前调查采访《叫父亲太沉重
》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一事，当时也是有很多民运人士和知识份子认为，不管真假
，只要对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扬，称赞“艾蓓剥开周恩来的圣人外衣”，“使周的完美形象
破灭”。当时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主席甚至在报上说，“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来
的女儿，其实也无关紧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样？……艾蓓还是艾蓓，只是人们不再把周
恩来当做圣人而已。”
我当时曾撰文批评说，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一切致力于向专制挑战的人们，唯一的武
器是真实。谎言不能打倒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共产主义就是在为了（崇高）目
的而不择手段这种思维中兴起的。
“不管真假”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想法。如果民
运人士以这种逻辑来反对共产党，即使打垮了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
，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当年那个被很多民运人士称赞“剥下周恩来圣人外衣”的艾蓓女士，曾阻止我调查撰写批
评她造假的文章，说中共已派人到其居住的旧金山来暗杀她，“枪已顶到腰眼上了”。但
六年过去了，艾蓓活得好好的，可能那“顶到腰眼”的枪还没发射呢。
六四事件刚过，北美曾出现一本《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的书，绘声绘色地记录天安门
事件前后中共高层决策的内幕。我八九年底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
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的重要情报。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可笑，因为那本书的作者曾在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做记者，他
从北京调来之前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采访，在报社
干了几个月，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后来旅居美国。他到报社应征时，是我负责
人事考核的，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么深的关系，知道那么多内幕，我们报社早就会继续
留用他了。
我从没写文章置评此事，因为人家也没有说这是“文件”和“内幕”，只是写了那么一本
政治推理小说，国民党政府愿意掏钱当傻瓜，他旅居异国他乡也需要资助，两相情愿，皆
大欢喜。
近年从报上看到听到中国人造假的事，可谓日新月异。在人人争相“下海”经商捞钱的大
潮中，中国人的“造假”潜能也得到激发，假烟，假酒，假药，假米，假结婚，假文凭、
假合同……简直无“假”不有，撒谎如同撒尿，成为人的生理本能。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听到“天安门密件”时，第一个反应是要保持警觉，把它的真伪作为
最首位、最重要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除了相信那几位鉴定这批密件的美国专家的公信力之外，外人很难做出判断
，因为鉴定它的两个基本条件都不存在。
第一，带出这批密件的当事人“张良”不出来现身说法，人们无法根据他的身份（有否获
得密件的能力，是否诚信，熟人对他人品的评价等），他获取密件的方式（是否符合逻辑
推敲）来鉴别这批密件的可信度。
当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还没有出版，当事人李志绥就现身说法，他曾担任毛的保
健医这一身份被确认，他的故事就有了起码一半的信用。“张良”对不公开身份的解释是
，为了再返回中国大陆。但这种说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他返回一旦被中共捕获肯定会被
处决，以他带出这样大量的机密文件，外人为他在法律上辩护都是困难的，这是任人皆懂
的常识；而如果中共垮台后他再返回，则无安全问题。
他说公开身份在海外会有危险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因为他带出的文件都已出版或在他
人手中，中共再对他采取措施，已无实质意义。有人说中共是会胡来的，但实际上中共是
相当计算的，如果胡来，怎么不对李志绥下手？李志绥在英国BBC和美国PBS上大揭毛的丑
事时，他的书美国“蓝灯书屋”还没有出版。而且他一直到病世都住在儿子家里，既无美
国警方保护，也没碰上“枪顶到腰眼”的中共刺客。在江南被暗杀，台湾国民党政府为此
在政治上赔得血本全无的情况下，谁再做这种蠢事都会相当计算利害得失。
“张良”表示，他带出这批密件是为了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美国“六十分钟”电视
访问节目上人们能看到他的中文书稿封面有“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十个大字。从中
共那种警察国家带出这种机密文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张良自己也说，他是冒着“外界无
法想像的危险”。现在他强调公开身份的危险性，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于
他的不公开身份而造成人们对文件真实性质疑的话，那么他就对自己冒那么大风险所要达
到的目的自设障碍了。
“向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前提首先是“向真实负责”。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
真实的，它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
第二，由于中文版要在几个月之后才面世，现在人们从华文报纸上看到的几乎都是英文译
文的中文译文，而且多由不太熟悉大陆政治术语的港台媒体翻译的，所以人们无法考察文
件中所用的语言和当事人身份、口气等是否吻合，语境是否一致。
离开了上述这两个条件，除了那几位审核这批文件的美国专家之外，外人对它真实性的评
断，近乎是盲人摸像了。
但有一个线索，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判断依据。据《华盛顿时报》引述黎安友教授的话说，
这批文件资料总共有15000页。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将出该书中文版的明镜出版社
负责人说，这批文件资料太庞大，该社仅从中选出一千页出版，共57万字。一千页打印的
“文件资料”就有57万字，那么每页是570个字，由于通过电脑打印出来的每页字数差不
多，那么按照这个字数推算，这批15000页的文件资料总共就有855万字！
这么多的字数，仅以“张良”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即使从八九年就开始写作，11
年中（该书已在美国翻译数月，估计张良至少在去年春就已抵美）不间断连续撰写，也要
平均每年写77万字。有写作经验的人会知道，一个人无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
文字。
如果是“张良”联合其他人一同写作，由于需要收集和整理资料（包括大量当时外电报导
，各省市动态等），没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中共统治的政治环境中，这么多人
联合起来做这样的事情，风险更大，一旦泄漏出风声，参与者都有被以泄密罪重判的危险
，因此，多人联合完成的可能性似乎更低。
如果既不是“张良”一人完成，又不是多人合作完成，那么这批“天安门文件”到底出自
谁手？
它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之手。在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有专门机构负责收集编纂
各种反应，包括外电报导、各地上交的动态简报和专项报告、中央各部委了解的情况、高
层内部对此问题的会议记录，以及新华社（内参有八种）、《人民日报》等各级党报的各
种各样“内参”等。。
这些文件资料等，最后可能汇集成专门的天安门事件文件资料而储存。由于电脑的发展，
现在大陆各种部门也在使用电脑保存文件和资料。“张良”或是通过本人工作之便，或是
通过能在电脑上接触到这种文件的朋友，下载了这批资料，用磁盘带到美国，经过整理后
，成为《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的书稿。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话，这批文件资料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对这批天安门文件的进一
步论定，还要等到中文版问世。无论如何，这批文件的真实性才是它的价值所在。那种“
真伪不是最重要”的思维倒是一个很需要引起人们深思的重要现象。
2001年1月17日于纽约
《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人识破，这是造假，因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
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么《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
者杜撰的。我曾在香港《开放》杂志撰文批评“六四《天安门文件》造假”，指其是“中
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王丹当年就认为“
真假不是最重要”，13年过去了，今天还是对真假毫不在意。对到底是不是真得了“脑瘤
”，没有《回美证》无法通过安检、离开美国等事实，完全都不在乎，等于戏弄了全台湾
，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人。王丹对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一系列谎言，不仅迄今无一字道歉，
而且态度恶劣。（201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