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就该理直气壮地说“逢中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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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头壳newtalk2014.06.03 文/余杰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事情了－－ 中、港、台新公民运动之“对照记”
两岸三地的新公民运动，彼此相关和呼应，既互为镜鉴，又可前后奥援。在大洋彼岸，我
有三点的观察、比较和分析。
第一点，新公民运动的主力，香港和台湾都是以大学生（甚至包括中学生）为中坚力量，
亦有学者、律师、牧师等专业人士介入和支持；而在中国，则以少数人权律师和被边缘化
的异议知识份子为主，学生完全缺席。这一差异显示，“六四”屠杀二十五年来，中共成
功地控制和驯化了大学，用法国思想家蜜雪儿‧福柯的话来说，大学已经变成“全景式监
狱”。敢言的教授纷纷被赶下讲台，最近一年多就有北大夏业良、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
西北政法大学洪堪果等教师被迫“失业”。经过长期的洗脑教育，加之就业形势严峻，这
一代大学生为“蜗居”和“蚁居”而埋头打拼，失去了对社会公义的关注与期盼。
另一方面，在香港和台湾，主要的反对党（如香港民主党、公民党和台湾民进党、台联党
等）未能成为新一轮公民运动的领导者。在野党对社会的脉动感觉迟钝，行动上未能即时
回应，且在思想上缺乏前瞻力和创意。在中国，由于中共当局对民间组党实行残酷打压，
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潮被镇压之后，二十多年来再无法出现以卵击石的反对党组
党运动。一党独裁的局面出现松动，尚待时日。
第二点，新公民运动反对的物件，最终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全球最后一个极权主义大堡
垒——中共政权。中国的新公民运动直接与共产党政权对抗，自不待言；台湾民众反对国
民党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政权不仅早已放弃昔日的反共目标，而且成了中共
在台湾的傀儡，所以在台湾学生占据立法院时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学生对员警说：想
清楚啊，不然两年后只有公安没有员警！”；香港民众反对特区政府，其特首梁振英是一
名中共地下党员，所以香港民众反对的是“党人治港”，正如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所说
：“本土、民主、反共六字口号概括了香港新公民运动的精神。”
这背后涉及到对中共政权的评价。台湾民进党公布两岸政策民调，显示民众不满民进党“
逢中必反”的立场，民进党掌舵人隐然有改变对中共政策的意图。然而，英国《经济学人
》杂志一语惊醒梦中人：“中国要吞噬台湾的策略清清楚楚，当台湾的经济与巨大的中国
缠绕在一起时，对统一的抗拒就会瓦解。台湾就会如香港回归。”香港和台湾的庞大的政
商联盟，将中共当做亲密无间的生意伙伴。吊诡的是，中共最好的朋友不是北韩、古巴等
残存的共产党国家，而是西方（包括港台）的跨国公司和大资本家。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
思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了一句笑柄。
那么，港台的民间社会究竟该怎样看待中共政权？就应当理直气壮地说“逢中必反”，今
天的中共政权跟昔日的纳粹德国并无本质区别（尽管中共的化妆更加巧妙）。当年，热爱
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反对纳粹德国，就是反对它的一切，而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今天反对中共，也是反对它的一切，包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大一统”的东方专制主义
传统。台湾年轻人喊出的“踹共”，本来是台语“讲出来”的意思，但又可以解读为“踹
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中国、香港、台湾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们需要对抗的、如同魔
戒中的魔王那样穷凶极恶的对手。
第三点，新公民运动抗争的策略是非暴力抗争，是公民抗命，是不惜用“以身试法”的方
式追求更高层面的法治和正义。当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之内看不到变革的希望——中共的后
极权主义政体仍是铁板一块；香港的双普选在中共的强力干预下难以实现；台湾的立法院
无法制约国民党政府对服贸协议的黑箱决策——之时，既然正常的议会政治、媒体监督等
手段已经全然失效，那么新公民运动就应运而生，以街头运动推动宪政的建立或深化。仅
有书斋中的议论和议会里的折冲是不够的，街头运动历来都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非暴力抗争或公民抗命的层面，美国的梭罗、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和南
非的曼德拉、图图大主教，都留下了足以汲取和发扬的宝贵遗产。古往今来，掌权者从来
不会主动放弃权力，既得利益阶层从来不会自动出让既得利益，原有的制度性的缺陷也从
来不会由官僚机器来自发地进行修补。所以，公民运动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能缺席。台
湾的民主不是蒋经国恩赐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也不是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的良心发
现，守株待兔的结构就是两手空空，忍辱偷生的结果就是终身为奴。台湾的学生和民众拆
除了立法院的牌匾，并在立法院的墙上喷上这样一行打字：“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
权利。”这句话适用于台湾、香港、中国以及一起专制肆虐的地方。
未来，两岸三地的新公民运动必将形成推倒极权和威权集团的合力，中共无法阻拦三地的
互动与支援。台湾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张之豪写道：“我不时想起陷在‘占中运动’辩
证中的香港志士们，我们这两个殖民地，隐隐地形成了某种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更坚强，
就是给与他们更大的力量，他们对我们亦是如此。”
我在脸书上看到了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台湾立法院与台湾学生热烈交谈的照片，二十五年的
岁月没有成为阻隔，为自由而战的时空再度神奇地重叠在一起。台湾媒体人陈奕廷从个人
的体验出发，梳理出一条草蛇灰线般的精神链条：“我特地到了会场前向陈为廷跟林飞帆
致意。……我会认识他们两位都是因为王丹。在捷运上，我想了一想，真的感谢王丹，一
位令人尊敬的民主人士，到了台湾，以台湾为家，教导出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我没有像王丹那样扎根台湾或者香港，不过，我也有一点小小的自豪：香港《学民思潮》
的发起人、后生可畏的黄之峰在一次访问中披露，他的父亲藏书数千本，他通过阅读来提
升辩论和写作的能力，暑期几个月时间阅读了数十本书，“最为深刻的是余杰的《从柏林
围墙到天安门》和《谁为神州理旧疆》”。而我的这两本书都是在台湾出版的——这也是
两岸三地思想激荡的一个案例。感谢台湾这个华人世界中拥有最大的出版自由的地方让我
的著作得以出版，而服贸协议却将要用一种暗渡陈仓的方式摧毁这一自由。
作者：余杰 中国旅美独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