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随机杀人的手段与代价
还不错的文章，故分享给大家看看~
原文连结：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5/blog-post_25.html
郑捷的随机杀人引起社会极大的不安，形形色色的社会反应正揭示著台湾社会的不同“人
种”与心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择手段地想要事先遏阻随机杀人的焦虑。
盲目而不择手段的防制手法可能浪费资源而无实效，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有人建议在车
厢内放置齐眉棍，但是如果被拿来当凶器，不正适得其反？有人建议在车厢内加派警察巡
逻，那只不过是会逼凶手选择别的公共地点而已。
防范的手段越激烈而盲目，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越大。譬如，苹果日报就有人呛声废死
联盟，并要求“要给凶手一个标签方便我们辨识敌我；我们需要某种专业的见解让我们宽
心，哪怕只是一个心理师的诊断或是一个精神医学的病理特征；我们需要一枪毙命的果断
来清除令我们不安的不定时炸弹，哪怕这并不会遏阻下一场悲剧。”
这个慌乱而盲目的建议显然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枪毙命的手段或许可以吓阻曾文钦式
的随机杀人，但是却无法吓阻郑捷式的随机杀人。因为，郑捷之所以杀人，不就正因为希
望可以被执行死刑吗？假如死刑已废，说不定郑捷就失去随机杀人的理由，而化解了一场
悲剧。
由此可见，要想防范随机杀人，不能没有冷静的思考。尤有甚者，如果想要不择手段地吓
阻随机杀人，其对社会的伤害可能还比随机杀人更可怕。
一、能用死刑吓阻各种随机杀人吗？
随机杀人的动机不一而足，如果我们每次一有悲剧就针对该个案不择手段地去遏阻，务求
防范于未然，则结果将是很荒唐的。譬如，曾文钦的随机杀人是因为“杀1、2个人也不会
判死刑，我就被关在牢里一辈子就好。”所以台湾马上掀起一股“以死刑吓阻随机杀人”
的强大社会舆论；现在郑捷因为不敢自杀，而希望随机杀人后可以被判死刑，那么我们是
不是应该要积极呼吁废除死刑？还是说，我们应该呼吁政府采取最残忍、痛苦的死刑手段
，以期吓阻所有想吃免费牢饭以及不敢自杀的人？果其然，下一次再有精神变态的人说他
是想要惨死所以随机杀人，那时候我们又要采取何对策？
此外，如果采取残忍、痛苦的死刑手段来吓阻各种随机杀人的事件，将很可能会让杀人犯
在预期会被判死刑时更加不顾一切，更加残忍。这是我们要的吗？
随机杀人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精神疾病，因而其“动机”无法以常理论，也没有一定
的模式，使它极难被事先防范、吓阻。死刑或许可以吓阻一部分的随机杀人，也许只能吓
阻极少数的随机杀人，而不像是可以用它吓阻所有种类的随机杀人。既然死刑的吓阻效果
不明确，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吓阻随机杀人”的手段，而应该让“要不要废除死刑”回归
到纯属法律的冷静考量。
灾后的焦虑与痛苦是不该被漠视的事实，但也不该因此就把“倡导死刑”当作宣泄焦虑的
工具，或者无法解决实质问题的安慰剂。
二、筛选并监控所有精神病患？
曾文钦长期受忧郁、激燥、焦虑等情绪暨精神官能性忧郁症、社会恐惧症等身心疾病所苦
。郑捷很可能也有精神疾病，而 5/24 清晨在新竹杀人的李姓男子也很可是精神症的患
者。那么，如果我们加强对类似精神症的患者加以筛选、治疗与监控，会不会大幅减少随
机杀人事件的发生？
如果我们可以认真而积极地找出所有精神病患，并给予适当的治疗，理论上应该会比死刑
的吓阻有更积极的预防效果。但是，以今天精神医学的发展程度，以及我们对随机杀人的
有限了解，这个途径不但无法完全防堵所有可能的随机杀人，甚至还可能殃及无辜。
如果我们只是在学校与社区编制社工师与医师、咨商师，积极地筛选、辅导、治疗各种身
心症、挫折感等，以防止当事人发展出更严重的精神疾病或病态人格，它对社会的贡献应
该是利远大于弊。问题是，精神病患精神不愿意按时就医、服药，而其家人也往往没有能
力 and╱or 时间给予适当的照顾，我们要因此而动用公权力去强迫所有精神病患就医与
服药吗？这很可能会严重地侵损病患隐私权和其他基本人权。此外，假如我们想要监控所
有的可疑的精神病患，可能就会更严重地侵损隐私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并因而付出很大的
社会成本，但是成效又可能是很难估计的。我们真的要为不确定的成效而付出这样的社会
成本吗？
就算我们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社会成本去施行强迫治疗与监控精神病患，我们还是要再问：
我们是要“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还是“宁可放过一万，不可错杀一个”？如
果是后者，仍旧无法有效防堵所有的随机杀人；如果是前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殃及无辜，
这不是比随机杀人更恶劣，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大？
三、如果随机杀人就是很难被防范
随机杀人跟仇杀或情杀的差别，在前者无特定对象，所以会引起社会上的普遍焦虑。但是
飞机失事也是无特定对象，而发生的频率与受害者的人数甚至高过于随机杀人，为何人们
不会焦虑到想要不择手段地遏阻飞机失事？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如果排除“劫机”这种特殊的案例，其他飞机失事几乎都是“非故意
”的；而很多人却认定随机杀人是“故意的”，当事人可以决定“要杀人”或“不杀人”
，因此认定可以用各种吓阻手段“瓦解”凶手的杀人动机。
但是，假如随机杀人的人就是法律上所谓“无行为能力”的人，他们表面上有理性，可以
冷静而有调理地对答，却没有能力像常人那样地决策与行为呢？想要不择手段地遏阻这种
人的随机杀人，是不是就像不择手段地要遏阻飞机机械故障而失事一样地情绪化与非理性
？
我们是该认真思考如何降低随机杀人案件的发生率，但是如果过于激动而不择手段，也许
那种偏执本身反而就是一种该被治疗的病。
四、善待失败者与受挫者
精神病患发生的原因往往有生理遗传的因素，同时也有外在际遇所造成的焦虑和挫折。如
果我们可以善待所有失败者和受挫者，就有机会减少严重的精神病患，而间接减少随机杀
人的机会。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一面倒地主张“贫富差距有助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会拖垮经济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情弱者必然要付出社会成本”时，政府会减税，社会福利
与社工组织会被削弱到名存实亡，那时候除了“死刑”的成本较低之外，我们根本不可能
积极地去治疗精神病患，或防范他们对社会的伤害。
台湾许多名嘴都把柴契尔夫人当成解救英国经济的英雌，因而奉其三大治国手段（减富人
税、国营事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为圭臬。柴契尔夫人有两句名言：“You
can't make the poor rich by making the rich poorer”、“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society”。她跟雷根推动了类似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和思想，他们的政策和思想
也统治台湾直到今天。
但是，如果柴契尔夫人的儿子恰好是板桥捷运的受害者，她将会发现：如果每个人都自扫
门前雪，而不肯动用社会的集体资源去防制火灾，别人家的火灾将会蔓延到你家；如果你
不同情社会上的弱者、失败者和受挫者，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变成随机杀人者，而使你的家
人受害。
我们要继续活在柴契尔和雷根主义的统治下，把社会上的弱者、失败者和受挫者当作个人
问题，还是要建构一个更能包容失败者的社会？
我们确实不能不去认真思考这样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