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湾落日圆（中）
【联合报╱余光中】 2008.10.08 03:44 am
为了接近硕士班的研究生，就常会到所里的大阅览室，跟学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简单的便当。久之便成了所里的传统：要见余老师，只需自备便当，十二点以后去阅览室的小圆桌旁等待便可……
有一次大台风过后，我踏着满地的乱叶断枝去研究室，忽见门楣上面栖著一只小猫头鹰。我哑然失笑，说现在的咕咕钟怎么越做越好，竟像真的一样，说著还向牠挥一挥手。不料牠毫无表情，却忽然振翅，向长廊尽头飞去。我回过神来，开门入室，发现面海的百叶窗页上颓然垂下一物。近前再看，其物黝黝，并不是俐落地挂在窗下，而是不规则的多角体，半悬半缠在百叶的吊索上，赫然竟是一具干瘪僵硬的蝙蝠尸体。我大为震撼，发现风灾的受难者并不只人类。这种事，无论是爱伦坡或彭斯，大概都会入诗的；当时却被我错过了。
西子湾并非全为人而设，除了草木虫禽，还有较大的动物爱来此地。松鼠身手的矫捷，不下于燕子，但是可遇而不可寻，偶尔现身一瞥，背影立刻没入树荫深处。最常见的是狗与猴。闽南话的“猴”与广东话的“狗”同音，不知古代是否如此。校园的野狗至少上百只，大半都还好看，有些可能原有主人，却因故流亡在野。常常三五成群懒散地卧憩在屋后或坡底，不知牠们究竟如何维生
猴子却没有这么本分，常常从寿山下来觅食，胆子越来越大，就公然掠食了。女生常遭牠们奇袭，夺去手提的食物。就算男生向牠们吼叫驱逐，有时还逡巡不走。走廊上的垃圾箱常被翻倒，狼藉满地。有时候电梯门开处，一头悍猴就赫然在门外，老神在在，直着眼睛跟你对视，女生常给吓得尖叫。有一次我在新文学院三楼上课，一头猴子忽然冲进门来，一跃而上连椅的桌面板，再跃，三跃，就像太平洋战争逐岛奇袭的登陆部队。只是那猴子体格较大，可能是寿山的猕猴王吧，完全不畏人群，一番恣纵之后，竟然在后排的连椅桌面坐定，炯炯地熟视著全班。一时女生歇斯底理
，男生犹豫不决。我却火大了。好大胆的臭猢狲！敢来搅我的局，踢我的馆！说时迟，那时快：顿悟我手中的麦克风可当武器，便大步向恶客走去，一面凑近麦克风大吼：“滚出去！”凭猴子的智慧，恐怕还识不破我的洪音并非全靠丹田的元气，还以为此人肺活量如此惊人，不如避之则吉。牠果然退了出去，猴头，猴脑，加猴尾。全班松一口气，迸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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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书生涯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如果不计在美国的四年，则包括师范大学十年，政治大学两年，中文大学十一年，中山大学二十二年，在西子湾的悠长岁月约占其半。但前后我与校园的关系却可分为两段：在台北时我的住家在校外，跟同事、学生的接触较少；但是到了香港、高雄，我就整个投入了校园，家人也是第一次住进教授宿舍，先是感到新奇，继而感到亲切。这经验对于吾妻我存，更是深刻。她的性格开朗外向，很快就成了人缘不错的“余师母”，添了不少新朋友。以前我和同事、学生的关系，她不过略知一二，而且都是听我口述，虽觉有趣，却不够真切。余家进
驻校园之后，她的友谊反而比我广阔，见闻也比我的更“生活化”，因此她生动的“野史”颇能补充我冠冕的“正传”，两者并在一起，不少同事就变得立体而且具体了。
来中山的前六年，除教两门课外，还有双重的行政工作，所以中午就不回宿舍吃饭。同时因为兼管外文研究所，为了接近硕士班的研究生，就常会到所里的大阅览室，跟学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简单的便当。久之便成了所里的传统：要见余老师，只需自备便当，十二点以后去阅览室的小圆桌旁等待便可。
最早我是在院长室里午餐，由文姐购买便当，有时幼珊也会买来陪我同吃。后来发现独食无聊，而父女相对吃一样的便当，也不太有趣，渐渐就发展到师生同桌的场面。
师生同桌之趣要形成传统，不能靠生硬的制度，得靠缘分。做老师的，尤其是身为所长，不能无缘无故地忽然找几个“爱徒”来陪自己吃饭，那太不自然了。反过来，学生来找老师，却是天经地义。午餐桌永远在那里，老师准时会出现，想要就教或听“讲古”的学生，只要带一盒便当去，就可以从容亲炙了。另一方面，做老师的也有自己的经验与感想，或者趣事与近闻，或者无伤大雅的笑话，或者刚刚远游归来，想与宝贝学生同乐，而在课堂上不便发挥，免得乱盖误了正课，但在同桌进食之际，却大可天马行空，水银泻地。
在导师制度之外，这种不落痕迹，自然形成的师生共餐，意不在饕餮，言不必及义，话题进展如滚雪球，笑声猝发如打喷嚏，乃正课以外师生之缘的至高境界。虽然“食不言”乃夫子养生之戒，而一张嘴一面要进食一面又要吐话，忙得像进出口的码头，似乎有碍健康，但是说者语妙天下，听者笑得开心，独乐乐何如众乐乐，不但可以促进师生情谊，也有助于校园文化。
初来中山的十年，我常出国参加国际笔会，带回各国的纪念品，也常在午餐桌上与研究生共赏或共尝。她们舔著盐，浅浅尝一口墨西哥带回来的龙舌兰酒，又苦着脸勉强咀嚼又咸又腥的芬兰鹿肉干。马来的芒果干颇受欢迎，榴莲干只有胆大的人敢试。捷克的提线傀儡，俄国的套层木偶，都引发她们的童心。那时候台湾旅客的足迹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我夸张的天方夜谭她们听得十分出神，好像真随我去看了西班牙的斗牛，开普顿的桌山，伊瓜苏的瀑布。
围着白色的小圆桌与我共餐的，多为女生。倒不是我排拒男生，而是外文系所甚至整个文学院的学生，都是女多于男，比例约为三比一。希腊神话里，掌管诗歌，亦即广义文学的，虽为亚波罗，但古典诗人寻求灵感时祈祷的神明，却是女神九缪思（the Nine
Muses）。时至今日，不但保佑文艺的是女神，就连读者甚至粉丝也大半是女性了。所以一位老教授兼老作家的磁场能吸来众多女弟子，也不足为奇了。当年袁枚的四周不也如此吗？我家虽有四个女儿，但晚年守在老爸身边的只有幼珊；佩珊任教东海，也不常见面。所以有几个女弟子缤纷于侧，容我大发议论，小发牢骚，偶泄隐衷，甚至言不及义，沦为意识乱流，以博村姑们格格傻笑，而补女儿们天各一方的空虚，也不失为晚年一慰吧。
是的，后来师徒更熟，拘束渐解，我就泛称她们为“村姑”，而男生来参加时，也就叫“村童”。这称呼自然是来自英文古典诗中的shepherd与shepherdess。她们觉得有趣，也就接受了。与我共餐的村姑前后至少上百人，她们有时也会带校外的朋友或家人一齐来，那就更难胜数。其中出席率最高的村姑，该是陈亚贝。我和村姑们接触渐频，至于嘻哈的程度，就是从她那一班开始，也是在她那一届臻于高潮。其中的“造化”（chemistry）很难分析，大概跟她尊师的热忱和人脉的广阔有关。午间我的便当本来都由所里的文姐负责，但亚贝出现后，就往往自告奋勇，把采购之劳
揽了过去，另外还加上合我味蕾的甜点，而对我的盼望不过是多讲些旅游经，或是文坛学府的掌故逸闻，就算是我提供的甜点吧。
有一次在那小圆桌边，一位村姑提起，听说我上星期曾去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词。我问她们知道我跟沈君山校长的故事吗，她们摇头。我便告诉她们：四十多年前沈君山是年轻的归国学人，在清华大学客座，邀我去他学校演讲。那时他不过二十七、八岁，我也才三十出头。我的演讲不外是鼓吹现代文学，并朗诵自己的新作为例。前两排的听众有不少理工科的教授，其中一位听我念出什么“也想乘一枝超光速的火箭／去探大宇宙的边陲”，忍不住指出，没有飞行器能够超越光速。等到我念完〈敲打乐〉，另有一位王教授又指责我此诗侮辱了中国。我沉不住气，便应以“不
懂诗就不要乱说！”场面顿时僵住，他的太太还上台来向我致歉。当晚沈君山夫妇陪我坐火车回台北，我对他们戏言：“你们清华大学真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事隔那么多年，沈君山在清大校长任满，即将退休，又再请我去他的学校演讲。他在介绍我时忍不住提到当年的一幕，笑问我对清大的训词是否不变。我答以今日的清大校誉日隆，当然早非“文化的沙漠”。沈君山立刻接口：“不过还是疯子的乐园！”一招逆转的自嘲，激起满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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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也就轮到亚贝这一届毕业了，也就是说，她们就得挥别西子湾了，而这一段师生缘也就要告一段落。村姑与村童一走出连接西子湾与盐埕区的那条隧道，海缘也要告终，去投入茫茫的人海了。以后当然还可以回来，不过不是天长地久，而是做匆匆的过客了。与亚贝同班的陈淑莉、唐慧容，经常同进同出，俨然三位一体。她们往往结伙来敲我的房门，并带来“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巧克力蛋糕，共享一顿下午茶点。但是走出西子湾后，村姑们也都自奔前程。十多年后，亚贝早已做了两个女儿的母亲，教过两家高中。淑莉远去西雅图的华大，曾回西子湾来；我去华大讲学，也曾由她开车，载我和季珊登山看雪。慧容在高雄教过书，后来去了英国，近两年来，像淑莉一样，已失去联络。
二十二年来，在西子湾上过我课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将近千人，至于来旁听的流动人口，则更难计算。其中也有缘分特长而仍多联系的，例如胡志祥和汤惠媛，两人都在外文系毕业后续读外文所，而终于结成夫妻。母校给了他们双重学位与美好姻缘，收他们做了西湾儿女。
（中）
【2008/10/08 联合报】@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