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封杀金马奖，张赞波：“人家是电影改变国家，咱们是国家改变电影”
文王晓玟 摄影蔡耀征
8月7号，《中国电影报》引述中国国家电影局，宣称将暂停中国电影及人员参与2019年第
56届金马影展。消息一出，舆论譁然。没有中国的金马奖，会带来什么长短期的效应？我
们是否能更看清自己的路？
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今年暂停参加金马奖，“这是中国特意设下的框架，要陷中国电影人
于不义。这禁令损伤的不是金马奖，而是中国自己的电影创作者，”知名影评人蓝祖蔚评
论，这就像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相互抵制奥运会，真正蒙受损害的，是美苏双方那些青春
有限的运动员。
中国电影无法参赛，这个寒蝉效应也烧到香港。
目前，已有5家香港电影公司，包括寰亚电影、寰宇电影、星皓电影、英皇电影、美亚娱
乐公司，透露不会参加今年第56届金马奖。刘德华和古天乐主演的《扫毒2》、张家辉和
古天乐主演的《使徒行者2》、梁家辉和任达华主演的《追龙2》、张艾嘉和赵薇配音动画
《继园台7号》都已撤销报名。担任此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的香港导演杜琪峯，动向备受
关注。
“香港电影应该是可以去金马奖的，但是香港电影人整体是可怜的状态，因为恐惧，不只
是恐惧自己的事业，还恐惧自己的人生，”曾以独立电影《十年》拿下香港金像奖最佳影
片的导演伍嘉良接受《报导者》访谈时说。
“电影应该是一个最温柔、最和平的媒介平台，让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有了交集的可能。
封杀金马对中国和台湾来说，都是非常可惜的，”伍嘉良说。
中国公权力的荒谬，延烧成一片网络文革
中国电影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但电影与文化被国家设下的禁令反而增加。商业片
上，香港与中国电影人开始埋下自我审查的种子，而中国的独立制片，也感受到国家机器
的压迫。
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从2013年起，中国重要的北京、南京、重庆独立影展，一一被取消
。“过去台面下的干扰、政治操作，现在大辣辣摆在台面上，”长年跑中国独立影展的台
湾国际纪录片策展人林木材观察。
2017年3月1号，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开始实施，更是加强意识形态审查，明文规定刑
罚。中国纪录片《大路朝天》导演张赞波称那一天是“中国独立电影最黑暗的时刻。”
“像我这样已经舍弃和商业体制去发生关系的创作者，都感到途径愈来愈窄，”张赞波告
诉《报导者》，他详读了一条一条的法令后，真切感觉到中国政府的设计狡猾、用意歹毒
。从制作、发行、放映到参展，都要经过审查，否则就是犯法。
《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两个尖牙，第一个是拍摄许可证，第二个是俗称“龙标”的公映许
可证，两个证各自掐住电影产业链的头尾两端。要拿到拍摄取可证，剧本得先通过审核。
即使拿到拍摄许可证，等到要公开播映，如果没拿到公映许可证而参加国外影展，就是犯
法。
“它可以查你帐户、查你资金来源，就算你不怕，也没人敢跟你合作。人家是电影改变国
家，咱们是国家改变电影，”张赞波批评。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49条明文规定“发行、放映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取
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后变更电影内容”、“提供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参加电影节（
展）”的行为，将会受到吊销许可证、没收影片及违法所得、罚款等，“违法所得5万元
以上，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
先前的《电影管理条例》中也有类似规定。中国的电影艺术始终挣不脱政治这个紧箍咒。
13年前，中国第6代导演娄烨就曾因为《颐和园》没有拿到“龙标”就参加坎城影展，被
罚5年内不得拍片。《颐和园》里，描述两名青年跨越十多年的激情，背景穿插著六四等
社会事件，这样从恋爱瞥见政治巨灵的电影，至今中国观众无缘得见。今年2月，中国第5
代导演张艺谋以文革时期为背景，描述劳改营囚犯溜出农场看电影，与一名孤儿结下不解
之缘的《一秒钟》，也因为中国官方宣称的技术审查，被迫在柏林影展撤展。
公权力的荒谬令张赞波感到愤怒，但人民的攻击却令他感到悲伤。当他8月7号在Facebook
直言批评中国抵制金马奖时，网络一片怒骂，要他“换个国籍”、把他扣上台独分子的帽
子，甚至有网友留言：“你在台独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想要博眼球、搞个性，那我只
能问候你全家。”
“我其实只是在争取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怎么你们倒觉得这个权利可以随时交出去
，”他接受《报导者》专访时更透露，现在网络上人人喊着要“封杀”、要“举报”的氛
围，让他觉得中国整个社会仿佛又倒退回到文革时期。
反观金马奖，因为兼容并蓄，汇聚两岸三地电影创作人才，仍被公认是华语圈最具影响力
的电影交流平台。
台上得奖是烟花，台下交流是珍宝
曾担任金马奖评审的导演易智言接受我们采访时指出，金马奖最珍贵的，不是奖落谁家的
片刻烟花。金马奖的能量与声誉能够累积，是因为在评审团里就纳入香港、中国评审，在
评审的过程中，两岸三地评审对入围电影能有最真诚的批评与意见交换。彼此歧异的观点
，在金马奖激荡冲刷，年复一年，涓滴成河。
“如果认为我们只在乎得奖时致词那30秒，那是把我们电影人瞧小了，”易智言说，与他
相熟的中国资深导演如娄烨、王小帅等，倒不是特别在意得不得奖，但是，以电影艺术为
终身职志的导演们，总是特别珍惜金马影展这个影人能坦诚交流的机会。
“我替我的中国朋友感到惋惜，不是惋惜不能参展，而是惋惜了失去这个交流的机会。这
种创作者和创作者可以面对面坐下来讨论，甚至彼此批评的机会。这种交流，对导演来说
，比起得奖，是更大的收获，”易智言不讳言。
“连中国影人自己都不相信金鸡奖”
当中国的金鸡奖特意选择和金马奖同一天举办，今年的金马奖已弥漫两岸交锋的政治烟硝
味。这次禁令一出，确定今年没有中国影人角逐的金马奖，是否会遭受严重打击？
“这个禁令，可能短期内打击了这一届金马奖的广告、收视率、影响力，但也同时凸显了
两岸在创作环境与体质的严重落差，愈发彰显出金马奖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蓝祖蔚受访
时强调，金马奖不必自乱阵脚，只要去翻翻看金鸡奖的得奖纪录，有多少次歌颂周恩来和
毛泽东的作品得奖，就会知道连中国影人自己都不相信金鸡奖。
有“华语奥斯卡”之称的台湾电影金马奖从1962年创设以来，已举办55届，从1996年开始
接受中国电影报名参加。那一年，姜文首度执导《阳光灿烂的日子》，拿下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等6项大奖，风光无限。
随着中国成长为电影大国，中国电影也愈来愈常入围金马奖。2018年的金马奖甚至被戏称
为中国年，入围最佳剧情长片的5部作品，只有《谁先爱上他的》来自台湾，其他4部全部
来自中国；中国导演更垄断了最佳导演的5个提名。
“（金马奖）这么多年轻导演的作品，代表着中国电影的希望和未来，”去年凭《影》拿
下最佳导演的张艺谋，站在台上颁奖致词时曾这么说。
尽管张艺谋口中的“中国”，与台湾纪录片导演傅榆所说的“中国”，涵义大相迳庭，但
对许多中国电影人而言，金马奖的分量未曾稍减。
金马奖不必自乱阵脚
在中国，不管是工业式的商业剧情片导演、或是手工式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对于中国政府
近年来以政治凌驾艺术的政策走向，有的愤怒抗拒，有的不愠不火，但都练就出一身带着
无形手铐脚炼跳舞的本事。
“金马奖还是华语圈中最具公信力、最多元、最包容的，”张赞波说，很多在中国被禁、
封杀的电影，透过金马奖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金马奖，仍是许多中国年轻导演向往的舞台。台湾自由的空气，仍然刺激了当代中国年轻
导演的创作。从2010年开始颁发的最佳新导演奖项中，9次中就有4次颁给了中国新锐导演
，分别是文牧野、毕赣、陈建斌，以及乌尔善。
“胡波如果没有来过台湾，就拍不成《大象席地而坐》，”蓝祖蔚说。《大象席地而坐》
拿下去年金马最佳剧情片大奖，台上李安温馨拥抱前来为已逝儿子拿奖的胡波母亲的画面
，还留在人心。
两岸三地的导演一致期盼，这个禁令只是暂时现象。
“我觉得有矛盾、有摩擦是必然，但是中国人要学会不要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当成敌人，不
要落入政府塑造的这种战争思维，政治的黑手不应该伸入两岸电影的盛会，”张赞波说。
“不同的价值、不同的想像、不同的电影都可以在金马这个舞台出现，彼此冲击，很希望
这个交流平台不要被一时的政治压垮，现在香港很羡慕台湾啊，”伍嘉良说。
台湾电影如何持续开绽自由的花
但若中国抵制金马奖成为长期现象，易智言认为，没有中国的金马奖，就必须仔细思考金
马奖与台北电影奖的定位差异。
刚好今年的台北电影节改制，遭受到沦为次级金马奖的批评。以往，台北电影奖不拘泥于
影片长度、类型的综合性评比，是台北电影节的招牌特色；也因此，比起金马影展，台北
电影节承载了更多台湾影视创作的草根能量。但如果金马奖和台北电影奖，未来入围的电
影库、参赛方式、评选机制都雷同，就必须重新思考各自的定位与影响力。
而金马奖也必须持续开放。林木材认为，金马奖的公信力、多元化不会受损。“中国电影
参展数量是最大，但不一定质是最精。金马奖的探照灯也可以多多照向星、马的华语片，
看到更不一样的创作，”他说。
当中国封杀金马奖之后，台湾电影在惋惜之外，还得稳扎稳打，厚积能量，才能持续在中
国政治杯葛的阴影下，开出自由的花。
新闻来源：报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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