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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良榕 2017-01-04 天下杂志614期
2010年在赫尔辛基九坪公寓里的六人小公司，如何在六年间一跃成为全年净利润
高达三百多亿台币、全球最赚钱的手机游戏商？38岁的超级细胞创办人
兼执行长潘纳宁，亲自为《天下》详解个中奥祕。
一般人心目中的网络新创公司代表，例如优步（Uber）、Airbnb都是烧钱冲市占，获利遥
遥无期。
但游戏业，尤其是手机游戏业就不是这样了。只要制出一款人气游戏，全世界
自然有上亿手机用户心甘情愿掏钱购买点数、各式虚拟物件。游戏商登时财源滚滚，
跟挖到金矿没有两样。 全球最赚钱的手机游戏公司、位在赫尔辛基的“超级细胞”（
Supercell）便是如此。这家创立才六年的公司，挖到四座“金矿”。
因为它推出的四个游戏，都名列手机游戏排行榜的前十强。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部落冲突”，还在美国占据App Store游戏类下载数第一名
连续三四七天之久，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最新一款游戏，“部落冲突：皇室战争”二○一六年三月才推出。
而一五年靠着“部落冲突”、“卡通农场”等三款旧游戏，全年净利润竟高达九．六四亿
美元（约三一二亿台币）。 这数字放在台湾科技业都可排到第三名，仅次于台积电跟
鸿海，甚至赢过拥有上万名员工的联发科。也难怪，这个二一○名员工的公司，会
成为赫尔辛基纳税第一名。
当《天下》走进位在赫尔辛基市郊的超级细胞总部。空荡的会议区，一个带着腼腆笑容，
穿着印有Supercell字样黑色T恤的年轻人，早等在那里。他伸出手跟现场每个人握手，
手劲强劲，“Hi，我是 Illka。”
没穿鞋子的执行长
一会儿，公关过来，《天下》采访团队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这家估值超过三千亿台币、比联发科还高的全世界最大手机游戏公司创办人
兼执行长，潘纳宁（Ilkka Paananen）。
潘纳宁脚上只穿着黑色袜子，原来他直接从办公区跑出来，那里铺着厚厚的地毯，
超级细胞员工上班都会把厚重潮湿的雪靴放在衣帽间，换穿拖鞋或直接穿袜子。
这在芬兰新创企业是很普遍的做法。
过去，网络、手机游戏公司，很难摆脱“一代拳王”的诅咒。
芬兰第一个红遍全球的游戏公司Rovio，在“愤怒鸟”系列之后一直没有新的强打，
最近宣布转型为媒体公司；靠着农场游戏“FarmVille”大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的Zynga，也因为后继无力而股价暴跌。
而超级细胞却可以在六年之间，推出四支游戏全都大卖。个中奥祕，源自一个大胆的
全新管理方式。而且答案就藏在该公司的名字里。
祕诀一：高度独立运作的“细胞制”
该公司每支游戏的研发团队都称为“细胞”（cell）。“这是小又独立运作的意思，”
潘纳宁说。
超级细胞一般的“细胞”约四到六人，最多的达四十个人（因为还得负责刚上市的
“部落冲突：皇室战争”的营运）。 每支团队形同独立营运、只对市场负责。潘纳宁说
，基本上可将超级细胞想成一个平台，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公司。
“我大概是业界权力最小的执行长吧！”他微笑着说。
如果这么在乎团队独立运作，那为何超级细胞会在二○一六年六月将公司八四．三％
持股，以八十六亿美元卖给中国的腾讯呢？ 潘纳宁解释，当时主要是本来的大股东—
—持股超过七成的日本软银，有意出售持股，而最后选择腾讯，“是因为腾讯很了解
游戏业，知道让开发团队维持独立的重要性，”他说。
潘纳宁毕业自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现并入阿尔托大学），拥有国际商业管理硕士。
他在二○○○年、二十一岁时，和朋友创立第一家游戏公司Sumea，四年后被加州
著名游戏公司“数位巧克力”（Digital Chocolate）并购。之后短短几年间，
数位巧克力成长到四百名员工。
潘纳宁也一路晋升到新公司的总裁。 此时，他开始为大公司的管理体系日益繁琐而苦恼
。例如，每个月都有进度会议，决定开发中的游戏要不要中途喊停。“可想而知，开发小
组的人一定花很多时间准备这个会议，结果反而排挤到真正开发游戏的时间，”潘纳宁说
。
而且，大型游戏公司的管理方式逐渐向制造业看齐，一味追求成功率。用制造业的语
言是“良率要高”。这就会开始造成流程标准化、追求熟练、减少失误，反而扼杀创新，
产出平庸的游戏。
潘纳宁在二○一○年五月离开数位巧克力，带着五个核心伙伴，怀着“创建我们自己
梦想中的公司”的理想，在一个九坪小公寓创立超级细胞。 新公司除了高度独立运
作的“细胞”体制，另一个重点是培养“拥抱失败”的企业文化。
祕诀二：“庆祝失败”的企业文化
“失败非常重要，”潘纳宁说，他表示，对超级细胞所属的娱乐业，胜负关键就是能
否打造出全新、不曾出现在世界的东西，这个过程风险很高，自然会失败连连。
但是一定得大胆尝试，“如果你犯的错不够多，表示你不够努力。”
超级细胞在某款游戏失败的时候，会在公司内进行庆祝。
这机会应该不少，过去两年，该公司只推出一款游戏，也就是“部落冲突：皇室战争”。
但中间有九个游戏腰斩。也就是说，超级细胞内部开发的游戏，最后能问世、全球
发行的机会只有一○％，可见该公司对游戏品质要求之严格。 谁有权力决定哪些游戏
该腰斩？
潘纳宁说，“不是我，主要是市场决定。”
在开发阶段，每个“细胞”负责人有充分自主权。但游戏到了正式发行前的封闭测试
阶段，会在加拿大、新西兰等地找一小群玩家测试，由一组关键指标评估市场反应
，不达标就杀无赦。
认识潘纳宁的芬兰同业都知道，尽管他个性温和，待人毫无架子，但对于游戏品质、
公司用人的要求都很严格，高到近乎洁癖。
潘纳宁则认为，这是芬兰游戏社群的多年优良传统，以维持品质为第一优先，甚至
宁可亏钱。
多年？传统？听了不免错愕，芬兰在手机游戏的辉煌时光，也只不过十年时间啊。
其实，芬兰有着深厚的多媒体技术开发传统，这个底蕴，也是赫尔辛基这六十万人口的
小港都，为何能够一跃成为全球游戏研发重镇的关键。
为何芬兰会成为游戏之国？ 在一九八○年代后期到九○年代，欧洲有一种盛行于软件
工程师、设计师之间的次文化“Demoscene”，众人交换、展示自行制作的多媒体程式，
芬兰年轻人尤其热衷。该领域最大的盛会“Assembly”，每年都在赫尔辛基的会展中心
举办。
“Demoscene”运动孕育的设计、软件人才，也成为Rovio、超级细胞爆红后，芬兰
游戏业得以快速起飞的基础。 潘纳宁对此感到骄傲。他表示，光是赫尔辛基周边，
就有二九○家游戏公司，一五年共产出五十款游戏。“而且现在很多人专程搬来
赫尔辛基，就为了开发游戏，”他说。
但为何芬兰人这么热衷多媒体、电脑游戏？
潘纳宁举他的学生时代为例，“（冬天的时候）外面这么黑、这么冷，你能做什么？
找个朋友一起打电脑游戏最适合吧！我想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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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段显示台湾不可能照他们路子走,文化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