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思妥也夫斯基
Dostoyevsky, Fyodor (Mikhaylovich)
(1821.11.11,俄罗斯 莫斯科～1881.2.9,圣彼得堡)
亦译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ovsky亦作Dostoevsky。
俄罗斯小说家、新闻杂志业者、短篇故事作家，其作品以人性黑暗面的心理描述，加上他
卓越的启发契机，对20世纪小说界具有深广的影响。杜思妥也夫斯基在他的《罪与罚》
(Crime and Punishment)、《白痴》(The Idiot)、《群魔》(The Possessed)和《卡拉马
助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等作品中，都把艺术当作传达生活智慧和心灵激
情的媒介，这些作品使他赢得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声誉。
早年和文学生涯的起步
杜思妥也夫斯基于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其父亲曾是一名军医，性格冷酷，
在家中刚愎严峻，令人生畏。若干年后，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忆起这个无保障的中等阶级家
庭时，曾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无产者”。其家庭背景，和可以与他匹敌的出身于有文化
的贵族阶级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莫斯科受完早期教育后，杜思妥
也夫斯基16岁时入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书。在操练和学习筑城学之余，他挤出时间阅
读俄国文学和其他欧洲文学作品，特别是合乎他口味的那些带有暴力和犯罪情节、富于传
奇色彩的小说。他在这个性格形成时期的情况鲜为人知，但他看来曾和军校同学晚间外出
游玩吃喝，交际应酬，听音乐，上剧院，结交女友。他还曾渴望荣誉，向往自我牺牲的壮
举和理想主义的友谊。
毕业后不久，杜思妥也夫斯基跨出了勇敢的一步，他辞去职务而把全部时间用于写作
。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他的母亲已经去世，被农奴杀死的父亲只留下很少的钱。不
过，这时他已经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穷人》(Poor Folk,1846)的手稿。他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让一位青年朋友把手稿交给一位有名望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这位批评家接见了他并赞扬他在揭示小说主角内在气质方面的艺术天赋。许
多年以后，杜思妥也夫斯基还能记起他当时欣喜若狂的心情。别林斯基当时说︰“真理已
经展现在您的面前，并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请珍惜您的这份天赋吧!只要始终
不渝地忠于真理，您就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穷人》算不上是一部上乘之作，它带有初学者创作技巧上的缺点，但别林斯基的赞
誉具有先见之明。他称它是俄国第一部社会小说，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上了年纪
的小职员，以透著伤感的慈父般的爱掩藏他对一个孤女的爱恋，又为争取社会的尊重，而
在绝望中挣扎的故事。它显示了作者对穷人在爱情上悲剧性命运的非凡洞察力，说明穷人
是当代社会下残酷环境的牺牲品。杜思妥也夫斯基对作品主题的驾驭赢得了读者的热烈反
应，因为他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着眼于强烈的心理描写，从内心深处考察主角的冲突
。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Mikhail)的一对信中这样说明他的创作方法︰“我透过分析而不
是透过综合进行写作，也就是说，我透入内心深处，从分析每个原子中寻找出整体。”他
确实开创了俄国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流派。
相对而言，在因他最初的成就而把他视为名流的文学圈子里和社交界的沙龙里，这位
年轻作家却没有树立引人瞩目的个人形象。这个长著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和一付不时神经性
抽搐的嘴唇、一头黄发、满面病容的矮小男子，在这种社交场合总显得手足无措，侷促不
安。于是他躲避到写作中去，并且很快又写出了另一部中篇小说《双重人格》(The
Double,1846)。这种对“性格分裂”的文学描写(戈利亚德金〔Golyadkin〕,一个小公务
员，饱受日益加重的被迫害狂病症的折磨，他恍忽感到遇上一个与他长相一模一样的人，
那人却领着一帮人阴谋陷害他。)使读者感到厌烦，也使他未能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然
而，“双重人格”，即自我分裂的男子或女子，在他日后那些著名的长篇小说的人物中始
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其临床病理的色彩较为减少。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1846～1849年间发表的一系列中短篇故事、小说等，并未引起多大
注意。他曾雄心勃勃地计画写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涅陀契卡 ‧涅兹凡诺娃》
(Netochlca Nezvanova,1849)，他本来是有可能透过这部作品重新赢得他的读者的。这部
小说讲述一个年轻姑娘爱上她刚愎的继父的故事，这些构思和形象曾反复地再现于他后来
的作品中；但小说只发表了三个较长的章节他就因犯有所谓颠覆罪而被捕，他的写作因此
中断，他文学创作的第一时期也告结束。这些早期作品既反映了圣彼得堡生活对文学的影
响，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种生活的观感。不过，心理和精神上的自我反省，也注入到他对
其人物的思想感情的深入分析之中。这第一个时期尽管短暂，却表明了他未来创作发展的
主要方向。
流放西伯利亚
杜思妥也夫斯基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高压统治期间争取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所吸引，
参加了在理想主义者彼特舍夫斯基(Mikhail Petrashevsky)家每星期举行一次的讨论，对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辩论。还有证据表明他参加一个范围更小的核心小组的祕
密集会，计画印刷非法的激进小册子。政府惧怕西欧革命在俄国的传播，于1849年4月下
令逮捕了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经过长时期的调查，他们之中的21个人，包括杜思
妥也夫斯基在内，被判死刑。对于在沙皇宣布减刑赦令之前等候被处决的可怕经历经常出
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他被改判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Omsk)监狱服4年苦役，然后再服4
年兵役。
杜思妥也夫斯基把他所受的刑罚看作必要的赎罪，他认为自己犯了严重的罪行。他开
始把许多和他一起在镣铐、恶臭和苦役中生活的平凡囚犯看作是“非凡的人”；但心灵的
极度痛苦不时地摧残着他，据他说他第一次犯癫痫病就是在这个时期，这种病一直折磨了
他许多年。在监狱里,唯一准许阅读的书是《新约全书》。这本书他多次反复阅读。它减
轻了牢狱生活的痛苦，并且教给他对基督新的信仰，相信只有基督能拯救有罪的人，给卑
微的心灵新的生机。他的监狱生活体验对他以后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发展十分重要。
青年时期的激进思想已转为对既有秩序的尊崇和普救众生的信念；基督以受难拯救人类的
教训和俄国正教教会的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含义；监狱生活为他进一步研究被欺凌与被侮辱
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54年获释后，他感到在西伯利亚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服兵役在某
种意义上比蹲监狱更令人厌烦。他工作尽职。最后还当上了一名低级军官，结交了几个朋
友，他一再请求他哥哥给他邮寄书刊以弥补他在读书方面的巨大空白。这一时期唯一的大
事是他在1857年同有一个寡妇(其儿患肺病)结了婚，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桩不幸福的结
合。经济负担的加重，使他在被迫沉寂数年以后更迫切地希望重新握笔写作和恢复他在文
坛的地位。他先写了一篇喜剧式的小说，它和他在狱中有关小说的各种构想没有什么联系
。《叔叔的梦》(Uncle's Dream,1859)只是一篇娱乐消遣性的故事，是仿照早先的俄国小
说家果戈里(Nikolay Gogol)的笔法写的讽刺作品，它讥讽了一个省城(其原型多半是塞米
巴拉金斯克)的伪善的上流社会。在这篇故事之后，接着很快又写出了一篇更有分量的中
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The Friend of the Family,1859)，其主要人物奥
皮斯金(Opiskin)又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个人物形象使这篇作品避免陷于平庸。这两
部作品都没有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它们发表后不久，杜思妥也夫斯基就获准回到他所喜
爱的圣彼得堡，在他身带镣铐离开它整整10年之后重新获得自由。
重登文坛
首都的激进派热切地把他当作一个过去的政治犯加以赞颂，但他断然拒绝了他们和他
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对宗教的嘲笑。他赞成新皇亚历山大二世提倡的社会改革。1860年
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次年和哥哥共同创办了《当代》(Vremya)杂志。该杂志宣布自己
的立场是从思想上调解两个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派别——西欧派和斯拉夫主义者。两派那时
都表示迫切希望联合民众，拯救俄国。他在报刊文章和小说中所表达的这种得人心的态度
使杂志大获成功。他原有的和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诗人迈科夫(Apollon Maykov)和文
学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Apollon Grigoryev)和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当时都齐
聚在他和《当代》杂志周围，他们对他后来的政治、社会和艺术观点有相当的影响。
《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1861～1862)的问世使杜思妥也夫斯基早先在
文学界的声望得以恢复，并且使刊载这部作品的《当代》杂志开始享有盛誉。屠格涅夫非
常赞赏这部作品，托尔斯泰也把它誉为杜思妥也夫斯基最佳之作。虽然作品写的是一名因
谋害妻子而被判处监禁苦役的人的回忆，它实际上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监狱生活的生动写照
。他竭力客观真实地描绘监狱生活，对那些独特的罪犯进行透彻的心理探索，透过动人的
情节以象征手法表现了这些被遗弃者失去自由的痛苦。在大约同一时期，他在《当代》杂
志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The Insulted and Injured)，它讲述了一
个女人如何不顾家庭和习俗的反对而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一个男人。作品触怒了评论家，但
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至少有几个人物形象，如女主角娜塔莎(Natasha)——他的第一
个充分描写了其感情矛盾的女性代表人物、小涅莉(Nelly)——一个反映作者对儿童心理
有深刻了解的人物、以及纵情享乐的恶棍瓦尔可夫斯基(Valkovsky)，是作者后来几部主
要长篇小说中的更加感人的人物的雏型。
到1862年夏季，《当代》杂志的收入使杜思妥也夫斯基得以实现他的夙愿，他第一次
出国旅行。这次旅行促使他写作了发表在杂志上的著名文章《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1863)，他在其中宣称，他所看到的欧洲文明的
种种弊病增强了他对俄国崇高使命的信念，条件是俄国要能避免西方的那些流弊。然而，
就在这一年，政府认为《当代》登载的斯特拉霍夫的一篇文章没有爱国心，因而把该杂志
查封。杜思妥也夫斯基在这个危机时期，借钱再度出国，表面上是去治疗癫痫，但实际上
是想到德国威斯巴登(Wiesbaden)的赌桌上去试试他的运气，同时去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一
位年轻的杂志撰稿人苏斯洛娃(Polina Suslova)幽会。他在这两方面都运气不佳，但他从
这个怪女人的爱恨交织的感情持续获得的种种体验，被写入了他的一些小说，成为小说里
“恶魔般的女人”的素材。
杜思妥也夫斯基回俄国后得到了一小笔遗产，这使他能够和他的哥哥一起创办一份新
的杂志《时代》(Epoch)，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他出色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1864)的开头部分。尽管这部作品部分地是为了讥讽那些认为人能够受合理
利己主义支配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但它的无名主角也是他本人的一个深刻剖析者，一个彻
底异化的个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真理是绝对的，一切善都是相对的。他的双重性是由
意志和理智之间的基本冲突造成的。这部作品标志着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的改变，即
突出主角的自我反省，把重点集中于发生错位的人在现实的可以接受的世界上的精神生活
。《地下室手记》实际上是他后来一系列巨著的哲学引言，因为那些小说里涉及道德、宗
教、政治和社会观念的所有主题思想，几乎都已出现在这部作品之中。
巨著问世时期
1864～1865年杜思妥也夫斯基灾难压顶，他的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负债累累的杂志
也陷于崩溃。由于害怕被关进债户监狱，他携带了预付书款逃往国外。他又一次把希望寄
托在赌博上，已经成了一个狂热的赌徒。也许是打算结婚(在圣彼得堡，他已经几次在爱
情方面遭到挫折)，他再度安排了与苏斯洛娃的会面。他在威斯巴登被她所抛弃，又在赌
场把钱输得精光，落到了典当衣服的地步。他向朋友们借债以便偿付旅馆费用和回俄国。
有一封信是写给一位期刊的编辑，向他预支另一本他题名为《罪与罚》的小说的稿酬。钱
终于寄来，他于1865年10月回到了俄国。
《罪与罚》(1866)的构思大概可以追溯到杜思妥也夫斯基身陷囹圄的那个时期。在酝
酿这部小说写作的笔记的许多篇页上，反映了作家对小说的艺术细节始终萦绕于怀(他为
后来的一些小说也作过这样的笔记，这些笔记说明了他的创作方法)。这部著作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部社会小说，以金钱作为中心问题。它涉及激进派青年的唯物主义思想，这部作
品的穷困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就是这些青年中的一员。拉斯科尔尼科夫
是一个对社会具有叛逆思想的虚无主义者，他在善与恶之间挣扎，理智取代了活生生的生
命过程；他的为了人道主义目的不惜采取罪恶手段的有害理论导致他去杀人。在狱中，他
放弃了驱使他违反道德准则的思想上的高傲，认识到幸福不能靠合乎理性的生存方法获取
，而必须透过受难去赢得。书中的次要人物如马美拉多夫(Marmeladov)，他的妻子、曾身
陷卖淫窟的索尼亚(Sonya)，以及斯维德里加洛夫(Svidrigaylov)，也都描绘得栩栩如生
。这部作品为人们所熟悉的谋杀疑案小说的悬疑开辟了新的天地，给它注入了引人入胜的
哲学、宗教和社会因素。小说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评论家和读者都被作品中的创新所吸
引，被它绘声绘影的叙述所打动，洋溢于作品中的激情之光照亮罪犯和道德堕落者最隐密
的内心世界。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完成《罪与罚》之前，想起他早先与一个不讲道德的出版商订立的
合同，他会因不能在一个月内履行这个合同而被罚巨额的违约金。于是他雇用了一名年轻
的女速记员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及时以口授方式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赌徒》
(1866)。这是一部包含若干动人场景的小型佳作，取材于他的嗜赌经历以及他和苏斯洛娃
又爱又恨的感情纠葛。次年他和这位速记员结婚。为了躲避债主和不断向他乞求资助的亲
属们，他们在国外呆了4年。他们经常身无分文，辗转飘泊于异国他乡。他年轻的妻子承
受了这一切，默默忍受着他的癫痫病不时发作、他接连不断的赌博，以及他们的头生女儿
的不幸夭折。她为他和他的天才忠诚献身，矢志不渝。这第二次婚姻是一次真正有爱情的
婚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时刻。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产生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第二部杰作《白痴》(1868～
1869)。 它是从俄国报刊上有关一桩刑事案件的报导写起的。他把对此类事件的描写称之
为“幻想式的写实主义”，但在小说中使用它们时，他把着重点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物的
内心世界。虽然所涉及的是普通俄国人的问题，但他力求发现“人中之人”，因而他把这
些问题提高，使它们具有普遍意义。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是不对
的。我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类灵魂的深处。”他在给他的外甥
女的信中说，《白痴》的主题思想“是描绘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在道德意义上的)……世
上只有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那就是基督。”但人类的种种弱点损坏了他的主角梅什金
(Myshkin)的纯洁高尚的本性，使他不得不和叶潘钦(Yepanchin)和伊沃尔金(Ivolgin)两
家人，以及罗戈任(Rogozhin)之流牵扯在一起，不得不卷入争夺他的爱情而与两个情敌阿
格拉亚(Aglaya)和那斯塔西亚(Nastasya)的纠纷。通过各种盛大壮观的场面，上述各种沉
迷于声色，贪欲和罪行的人物，对梅什金的道德情操进行着考验。虽然他的坚定信念和光
辉人品吸引着他们，但他的劝善、怜悯和兄弟般的友爱之情却统统归于失败。他的经历正
是基督在法利赛人(Pharisee)中间的遭遇的象征。最后，被他的善行所感动的罪人们都陷
于不幸，他本人也成为任人取笑的白痴。
当第二本小说只字还未写出，却已经把给它的预付稿酬花光的时候，杜思妥也夫斯基
又从另一个出版商那里得到付给一部短篇故事的酬金，这篇故事后来演变为一部短篇小说
。这就是《永久的丈夫》(The Eternal Husband,1870)。小说是对一个被妻子背叛的丈夫
设法报复勾引他妻子的人的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这部作品在作家的创作技巧上没有表现
出什么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他在集中构思一个庞大的计画，准备写作一系列、可能共
有5部的前后连续的长篇小说，其标题为《大罪人传》(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
有关这一计画的笔记被保存下来。它的主角将犯下反对上帝和人类的弥天大罪，但在其一
生心灵旅程结束时，他赎救了自己，得到超度。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动笔，但杜思妥也夫斯
基从它的笔记提纲中为他最后的3部小说借用了一些构思、场景和人物，其中的第一部就
是1869年动笔而于1872年完成的《群魔》。
《群魔》的主要情节取材于报上有关一件轰动一时的谋杀案的报导。当时莫斯科的一
名大学生被他的革命同志所暗杀，因为这些人怀疑他想要出卖他们。小说采用了《大罪人
传》提纲中的某些情节和形象，特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斯塔夫罗金(Stavrogin)的一些情
况。在这部情节曲折和富有戏剧性的作品中，革命的密谋者们被讽刺地描写成蠢货和恶棍
。他们策画中的牺牲者、改邪归正的沙托夫(Shatov)，反映了杜思妥也夫斯基思想上对革
命的敌对态度，表明他对沙皇俄国的未来抱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信仰，同时认为这种信仰只
有作为国家对东正教会的基督的信仰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谜一般莫测高深的斯塔夫罗金支
配着整个小说。他富有魅力的个性影响着引人发笑的老自由主义者韦尔霍文斯基(Stepan
Verkhovensky)和他的革命的儿子彼得，也影响着变节的激进主义者沙托夫和基里洛夫
(Kirilov)；他对主要女性人物莉莎维塔(Lizaveta)、达丽亚(Darya)和玛丽亚具有摆脱不
了的吸引力。不过，随着他对上帝失去信仰，他性格中固有的善良开始衰退了。他对一个
幼女的强奸行为象征他已完全屈从于邪恶。尽管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本意在说教，这部作品
凭着他的艺术力量，并没有成为一部过分夸张的小说。他运用其最喜爱的煽动和意识形态
的手法，过去还很少表现出如此高超的技巧。
在《群魔》远未写完之前，杜思妥也夫斯基就病倒了，急需钱用。他坚持说他已无法
在国外写完这部小说。准备为他出书的出版商只好寄钱给他，使他得以返回圣彼得堡。小
说获得成功，他的作品公众争相阅读，盛况空前。杜思妥也夫斯基再度经常应邀参加各种
社交聚会。1873年一些知名的友人帮他找到了一家保守的周刊《公民》(Grazhdanin)的编
辑工作。一年以后，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因为他感到这份工作太受限制，而且出版人太反
动。这时，他能干的妻子承担起出版他的作品的事，他们由此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1876年杜思妥也夫斯基恢复他曾为《公民》周刊撰写的专栏《作家日记》，并改为每
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该刊连续出版一年有余，且在1880年和1881年出版了两期增补。《
作家日记》内容多半是他对重大时事的观感、文学回忆录和文学评论、杂文随笔和短篇小
说。其中最优秀的两篇作品是《温顺的女性》(A Gentle Spirit,1876)和《一个荒唐人的
梦》(The Dream of a Ridiculous Man,1877)。同时，他也利用这个月刊作为媒介，以传
播他对广泛的社会、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各种引人注目的观点。新闻和文学在他思想中是紧
密相连的，因为他认为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必须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上。
《作家日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它对研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平、哲学和小说，尤其是
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作家日记》中，他描述了《少年》(A Raw Youth,1875)的主题。这是一个私生子
多尔戈鲁基(Arkady Dolgorvky)的自白。小说记述他在圣彼得堡设法博得他生身父亲韦尔
西洛夫(Versilov)的爱的种种遭遇。韦尔西洛夫又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也是杜思妥
也夫斯基所特别热衷的信念的代言人，这种信念包括，俄国人是举世无双的，是胸怀天下
的，相反地，欧洲知识分子却站在毁灭的边缘，因为他们鼓吹革命的唯物主义而不信基督
。透过描写韦尔西洛夫复杂的矛盾心理，杜思妥也夫斯基第一次表明了他对这一主题的特
殊兴趣。他把在他幻想中的男人和女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反映出来的双重人格的心理
因素，看作是他自己和别人天性中的双重人格的自我反省。杜思妥也夫斯基认识到这部作
品的主要情节被若干次要情节所掩盖，故曾有点失望地对他的妻子说︰“《少年》里包含
了4部小说。”这部小说通常被看作不如他的其他小说。
当杜思妥也夫斯基开始写作《卡拉马助夫兄弟们》(1879～1880)的时候，他已成为享
誉全国的作家。有地位的人物都来和他交往；他被邀请在著名编辑和作家涅克拉索夫
(N.A. Nekrasov)的葬礼上致词；科学院遴选他为文学通讯院士；他在1880年举行的诗人
普希金的纪念会上演说中，曾以有关俄国的世界使命的发聋振聩的预言，使那些听众激动
不已。不过，他宁愿和妻子及两个孩子费多尔(Fyodor)和留博夫(Lyubov)安静地住在圣彼
得堡附近的一个疗养小镇旧鲁萨(Staraya Russa)。在那里他同担任他的抄写员的忠诚妻
子一起严格地奉行散步加写作的养生之道。她用速记的方法记录了他口授的《卡拉马助夫
兄弟们》，这是他用了大部分创作生涯苦心经营的一部力作。这部小说记述了一个弑父的
故事，杜思妥也夫斯基透过深刻的心理和心灵暗示，把爱恨交加的内心冲突引向悲惨的弑
父之举。整个小说贯穿了对信仰和上帝的执著追求——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阿辽
沙(Alyosha)这位信奉基督教理想的最年幼者，热爱生命超过热爱生命的意义；德米特里
(Dmitry)热爱生命，但不知生命的意义何在；关心生命的意义胜过生命本身的伊凡是其塑
造者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和思想上的典型。伊凡的矛盾心理集中表现在人与上帝之间的无所
不在的斗争中。他以反抗的行动开始，以对上帝的世界进行抽象的造反告终。伊凡关心的
正是激发杜思妥也夫斯基自己追寻探索的那些“可诅咒的问题”——罪恶与受难，以及它
们与上帝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伊凡对上帝的世界的否定被戏剧化，它集中表现在著名的《
宗教大法官》(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中。答案可以在小说接下去的一部
中找到，其中长老佐西马(Zosimla)在布道时说，普遍和谐的奥祕不能由理智获取，而只
能由心灵、感觉、信念获得。
杜思妥也夫斯基打算在以阿辽沙为主角的小说续集中用行动证明佐西马的训诫，但他
在完成《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几个月以后，就于1881年2月9日在圣彼得堡去世。
今天，杜思妥也夫斯基是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19世纪小说作家之一，这也许是由于他
在小说中以戏剧化的强烈效果表现了曾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后时期几代人感到困惑的
那些道德、宗教和政治问题。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尼采承认他曾受惠于杜思妥也夫斯基。一
位纳粹上台前的德国评论家宣称，在马丁‧路德之后，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对德国精神影响
最大的人。20世纪小说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断言，在法国，杜思妥也夫斯基曾对他
这一代人的思想发展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法国哲学家沙特称赞杜思妥也夫斯基对理性专
横的谴责曾有助于鼓舞他的存在主义信念。尽管传说列宁曾就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说过
“我可没功夫去看这种拙劣的作品”，杜思妥也夫斯基在苏联拥有广大读者群，一些著名
的苏联小说家也曾受到其作品的影响。如果说检验一个伟大作家的标准在他能否用他的想
像力去影响他的读者，改变他们的感受，那么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那些用非传统手法塑造出
来的主角确实影响了20世纪美国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塑造，这些人物似乎都是备受折磨的怀
疑症患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