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ꜳ19 III规定，犯罪事实之一部提起自诉者，他部虽不得自诉亦以得提起自诉论。但
不得提起自诉部分系较重之罪，或其第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或第三百二十一条之情形
者，不在此限。
想请教各位:
为何不得提起自诉部分系较重之罪，他部就不得提起自诉啊?找遍网络跟淋浴熊的书都没
写原因ㄝ，请高手开示，谢谢!

走公诉了吧

不得提起自诉系较轻之罪也会走公诉啊

因为通常公诉就会去cover自诉那个部分啊这就是公诉先行原则

避免同一犯罪事实分割为不同公诉、自诉程序

是不是从重处断的概念？所以较轻之罪提起自诉并无实益较轻之罪走公诉也会去cover 较重之罪啊

我的理解：这里的一部是指一个不可分割，法律评价为单一实体法时中的一部，例如：加重窃盗，只自诉侵入住宅时，它部为窃盗为较重之罪，但因为被侵入住宅判过了（例如成罪时），因为整体行为法律已评价过（343准用267）。变成窃盗部分不得再评价（判刑），实务上有人用这个盲点去钻，所以之后就修法成现在的模样。

r大应该就是想像竞合、从重处断

不是...评价为一实体刑罚权不是只有想像竞合。建议看完

你觉得不是是因为你举的例子是加重犯，如果是伪造文书跟枉法裁判罪，从重处断才解释的通，书中就只讲不能割裂一两句话就带过了，你可以再看看

个人觉得一楼、三楼跟五楼都没有回答到原po的问题。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要以“不得自诉部分之轻重”，而异其规范？也就是说，用刑之轻重这个的标准去规定能不能自诉，背后的理由在哪里？个人浅见认为，实质上没有什么有逻辑或是有力的理由。首先，其实光就319三项本文的规定，就足以解决同一案件一部自诉一部公诉程序割裂的问题（这情况是否允许全部自诉，当然是立法选择），勉强想得出一点点微薄的理由，或许只能求诸于“公益”，也就是说，立法者可能潜在也觉得公诉其实比自诉好，如果他部不能自诉部分（即非直接被害人部分）是重罪，应该要走公诉程序比较好（但其实既然公诉比较好，那立法选择上319三项本文就不应该让全部都可以自诉，全部走公诉即可），也就是这时候有其公益需求。不过如同上面说的，如果有公益需求，根本不该开放319三项本文，让全部可以自诉。或许这就是立法白痴的地方吧，一方面给你自诉，搞得好像很在意被害人参与程序权（印象中，比较法上，开放自诉的也是极少数），一方面又设下重罪例外去限制你，却说不出实质有力的理由，结果其实反而因为例外及例外的例外这些规定，徒增实务上的困扰……对了，我觉得可能可以看一下立法理由啦，我没有看，但我觉得立法理由应该都是干话，讲出来的理由可能也说服不了别人。

立法理由没说啥，不过谢谢您，至少懂我的问题公益考量也许是个解释的方向，但目前我个人认为从重处断是最佳的答案，因为较轻的罪即便允许自诉，但亦无实益，因为最终仍会用较重的罪论处

感谢回复！另外想说，我认为，从重处断跟319条三项但书限制完全没关系。理由在于，此但书是限制自诉人对于单一案件中，一部其非直接被害人而例外可以全部自诉之权利（也就是319条三项本文之权利）。在适用现行法下，可能造成自诉人某些案例（如不能自诉部分是重罪）全部不能自诉，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个但书限制，就是自诉人就这种单一案件，全部的案例（不管不能自诉的部分是轻罪还是重罪）都可以自诉。但不论上述哪个情况，差别仅在于，前者全部为公诉程序，后者全部为自诉程序，法院最后都会从重处断。也就是说，从重处断这个理由，本质上没有回应到，为什么要从原则全部可以自诉，变成例外全部不能自诉（因为到最后都是从重处断呀）。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为，似乎只能假设立法者认为公诉较自诉好，然后重罪公益需求较高，宁愿限制自诉范围，也不应该使得该重罪原本不能自诉变得可以自诉。以上一点浅见供参。补充一下，除非你觉得自诉的实益即在，法院最后论断的时候，是论以自诉人为直接被害之部分的罪（但这想法恐怕完全不是自诉的好处？）不然从重处断应该没有为319条三项但书提供任何正当性。

我觉得还是用从重处断来解释最合理，您可以参照淋浴熊第153页的例子，一行为触犯图利罪与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图利罪不得提起自诉，但系较重之罪，而登载不实得提起自诉，但系较轻之罪，故提起自诉无实益。而319第3项系单一案件之一部能提起自诉变成该部不能提起自诉，而非像您讲的，“全部”可以自诉变成“全部”不可以，所以从重处断完全可以打到这个问题点。固然全部可以自诉之单一案件法院亦会从重，但我的问题前提是一部可以自诉一部不行，这也是319条第3项后段的构成要件，您的全部可以自诉跟319条第3项并无关联。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您原先的公益答案反而似乎与我的问题无关了，而且公诉较自诉好或具公益需求，似乎也没什么理论基础！但至少您是第一个看懂我问题的人，林老师或许也是觉得从重是基本观念，所以没写出来吧！

我觉得可能我表达不好，您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我的“全部可以自诉”及“全部不能自诉”是适用319条三项本文及但书之后的结果，而非个案上本来就全部可以或是全部不可以自诉。您提到的林老师书上例子我知道。以这个例子为例，现行法下，适用的结果就是，不管图利罪（下称1）或是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下称2），皆因319条三项但书规定“全部（即1+2）”不得自诉，而仅能公诉。然而，但如果没有该条项但书的规定，而回归本文，则会变成“全部（即1+2）”皆可自诉。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两者区分仅在程序上，前者为公诉，后者为自诉，法院论罪科刑时皆会从重（即1）处断。不知道您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没有一样？另外，公诉较自诉好这点，当然没有理论基础，毕竟只是我猜想立法者的原意。至于是否为基本观念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从重这个原因，这也应该不是基本观念，因为一者乃自诉不可分及其例外理由，一者乃科刑上之立法选择，各涉及程序及实体两个不同领域，至少我不觉得这个是基础到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而非应该写在教科书上的理由啦！不过这点就见仁见智了。

我同意319第3项主要是程序考量，林老师书上第153页也指出，为避免同一罪割裂为不同之公诉自诉程序。但我的问题在于为何后段是用“较重之罪”来规范？其实应该就是“从重处断”的出发点，不然您把他反过来规定，不得提起自诉部分系较“轻”之罪，这像话吗？自诉的罪较重反而不让人提自诉？而319第3项前段也隐含了一部变成能提自诉，只能是二部罪刑相当，或原先不能提自诉的罪较轻，把前后段串起来，从一重处断不就是我的问题的最佳解了吗？我们看法竟然迥然不同，难怪学说跟实务常有好几说...

其实，您说的程序问题就是我刚刚举出为什么不是从重考量的原因，因为不管今天是什么案例，有没有319条三项但书规定，仅有程序差别而已，不管怎样，如果是想像竞合的案例，到后来都是从重处断，所以我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您的意思是，这两者刚好都与“重罪”与否有关，我当然同意，只是我不觉得有逻辑上的关系罢了。至于您提出如果反过来规定的例子，如果是我的观点的话（319条三项但书限制重罪的规定根本没有逻辑），我觉得不管是限制重罪或是轻罪，都没有实益，反而徒增适用上的困扰（例如重罪如何认定之类的），所以没有像不像话的问题，因为只要有319条三项本文去控制程序即可。最后唠叨一下法条表达方式，在法条中如果有本文及但书关系的话，通常会用本文跟但书来区别，而非前段跟后段（可比较民法767一项或是184一项的表达方式）。当然，您表达的我是看得懂啦。不好意思唠叨一下。

从重处断在本案的讨论，重点不是“结果”，反而是让319第三项“程序”设计合理化的考量原因，固然不管如何都会从重，但319第三项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不让同一案件割裂为公自诉案件，如何制定？用起诉是否有实益就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式，所以才用从重，细节已如前述。BTW，既然是诉讼法，当然就要避免无谓的讼累，但也要设计的合理，不然会被学界k的满头包，像林老师在这章节蛮多批判的，反而此部分竟然没有任何批评，也就只有“从重”这法理我觉得是最合理的解释了，因为它是我国现行刑法竞合方式的立法选择，有了这个选择为大前提，而且至少这个大前提没有出现太多批评，319条第3项的设计也才让林老师没有着墨太多吧！以上个人见解供参！

再次感谢回复。首先，从结果去理解当然只是我自己判断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切入方式。再来，您所谓的“是否有起诉实益”，不是也算是一种适用上的结果吗？但我对此有疑问的地方在于，其实只要有319条3项本文规定，即可处理公自诉割裂的问题，也就是该项但书的规定应该要有不同于上述的其他考量（例如您说的从重考量），但可以再进一步请教实益到底在哪里吗？您前面讲的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就是觉得有没有该项但书，差别真的在同一案件适用什么程序，以前述图利罪跟公务员等登载不实罪的例子为例，从原本适用该项本文规定全部可以自诉，但再适用该项但书规定就变成全部不能自诉，亦即，让同一案件不得自诉部分是重罪的案例，全部都不能自诉，不就只有程序上的差别吗？不太知道实益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