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同受律师考试所苦的廖元豪老师，终于替广大苦难考生们发出不平之鸣！
在台湾，每年有这么多学校，产出这么多法律系毕业生，
结果在现在考试制度的保护下，上榜机会几乎被四大（政、东、北、台）霸占
其他学校甚至可能一年都不见得有一个上榜生
如此畸形的考试制度，却还要把门变得更窄，根本是残害国家幼苗的行径！
为什么不能让各个大学法律系学生，都能拥有同等上榜的机会呢？！
http://www.storm.mg/article/393647
台湾的律师录取率一向采取严格标准，即使在考选部前任董部长的努力下，也只提升到
10%左右。而司法官或其他法律相关的证照考试，录取率更低。结果就是，每年全国法律
系毕业生，能从事有证照或公务员资格法律工作的人，大约也不会超过20%。也就是说，
法律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八成无法从事法律专业工作！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非
常浪费资源的现象。而考选部现在却不顾各界反对，毅然决定要把门槛变得更严格。作为
一个大学法律系教师，看着学生们努力却没有出路，同时又看着台湾明明欠缺法律人才却
又不要律师，真是无限感慨。
法律教育应该是一种专门职业人员的培养教育，而不是一种通识教育。它与医学教育类似
，默认进入这个系所的人，将来都要从事特定行业。所以在大学教育时期，就该致力于涵
化这门行业的专业伦理与价值，培养学生在典范内批判思考与实务操作的能力，并且以大
量的实习时数，让实务与学术相结合。毕业之后，这个科系的人既然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
，应该大部分都能投入这个职业。在这种“专门职业训练”的模式下，学校教师应该严格
要求甚至大量淘汰不合格的学生；教育内容应该要与实务操作相结合，使每个学生都能娴
熟搜寻、分析、研究实务的法律问题；毕业前的实习应该是学生们最在乎的训练，因为那
很可能影响了学生将来能否找到好的工作机会；律师事务所或各公司的法务部门也会乐意
让法律系学生来实习或见习，以便提早“订下”优秀有潜力的学生。
但现在这个理想的图像，在“低录取率”之下根本就无法实现。以我在历期“律师职前训
练”授课的经验来看，四所法律系毕业生（政大、东吴、台大，与台北大）占了绝大部分
的律师名额—相信在其他考试也差不多—而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加起来也远远不及这四所，
甚至有些学校的法律系可能一年连一个考上的应届生也没有！在这么低的录取率下，“四
校以外”的法律系学生连“从事法律职业”的企图心都很低。而前端“四校”的法律系学
生也满脑子只关心“能不能通过考试”。结果呢，要嘛是不在乎学校的教学与成绩；要嘛
是只急着学习“考试用”的知识，而非实务或学术。许多学生觉得，学校教育与实习，除
了“文凭”外，都跟我的前途无关—因为考不上的话，再好的理论或实务，都是废话。我
尊敬的已故恩师法治斌教授就曾感叹，法律系学生考上前惶惶然不知所措，考不上就如同
丧家之犬，考上了则骄其妻妾。不少律师怪罪学校没把学生教好，“实务上不好用”。这
是吾等大学教师要检讨之处。可是，律师大德们，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很难教啊！
于是就产生了最坏的结果：法律系学生对学术与实务训练都没兴趣，却汲汲营营于补习或
准备考试的读书小组。学校里最“认真”的学生，对学术、批判、司法实务训练，都兴趣
缺缺—他们仅对“考试”认真而已。偏偏录取率越低，这种学生的“理性”思考就对他们
越有利。最后，能通过低门槛录取率的考生，恐怕也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当律师、司法人
员、法制人员的人才。
相信法律系教授、律师、司法人员、法制人员，或各公司的法务人员，都非常了解一件事
：“考试用”知识与“实务用”知识，天差地远，甚至相互牴触。大规模考试有其本质限
制，它只能做基本门槛的筛选，而无法具有细致的鉴别力。它不容易考出“分析复杂问题
”的能力，也很难测试出“听了客户陈述就抓出重点”的本事，更不能保证考试高分的人
具有搜寻资料“把不懂的弄懂”之实力。
支持降低律师录取门槛的人，会强调现在律师已经“太多了”。就如蔡部长所云：“市场
消化不了这么多律师，律师界哀鸿遍野、流浪律师日增，已成国安问题”。然而，考选部
是否曾做过真正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的“市场”需要多少律师？现在真的“消化不了”
？事实上，台湾社会对法律专业的需求非常高，重点恐怕是要设计一套机制，让公私部门
把“法律”当成决策或行为“前”的一个必要考虑，而非只有在面临诉讼时才想要找律师
。试想，全国各机关学校，都有政风、人事、总务、会计，为何却没有将法制人员（政府
律师）当成必要配置？各公司都有会计、人资，却未必有法务部门。如果在各种制度中，
将“内部法律审核”当成究责或审核的一环，那法律实务工作者的需求量难道还少了吗？
多少公司或学校，一个法规或契约都写不出来，这像话吗？一个法治国家，凡事考虑法律
，天经地义。怎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对法律的想像还只是“诉讼”，而且还加上传统
“讼则凶”的落后想法？
就算考选部真的能证明律师“太多了”，也未必该用考试来当筛选门槛。第一种因应方法
是从市场角度来看问题，让拿到律师执照的人，自行了解法律行业生态，自己找出路—民
刑事诉讼市场太小，那难道不能从事其他法律工作吗？国家并没有义务担保人人当律师又
有钱可赚，但是把“资格考”门槛升高，限制人民的工作机会，正当性就比较可疑。另一
种因应方式则是从前端控制法律系所的数量—既然市场这么小，为什么要开放十倍的人来
就读？前者是请法律系毕业生“个人”为自己负责；后者则是教育部主责事务。无论如何
，八、九成的法律系毕业生“用非所学”，而学校教育无从施力（因为大学总不该为考试
而教学），考上的学生通常又没有实习经验与写状能力，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这样的局面
摆明了是“多输”！
相信考选部与其他倡议降低律师录取率的人，其实也都出于健全律师执业环境的善意考虑
。但如今的法律教育、法律考试，与法律执业，三者切分各自为政的结果，造成的是学生
们花上无数时间投注在无用的考试之学。教育、政府，与实务界，真该好好合作来思考怎
样做结构性的改变。否则。看着这些学生拼命读书，追求正义与理性，却要在这种既不公
平也不理性的泥沼里打滚，浪费智能与精力，实在不忍。鲁迅的《狂人日记》暗指仁义道
德的字缝里看出来都写着“吃人”两字，我们的学生们会不会也感染了这种感觉？—你们
教授部长资深律师们满口的正义咙是假，以后我考上后也要吃人！我真的很想喊著鲁迅在
这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