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博士，变身监狱掏粪工
看守所里的情况千篇一律，先脱光所有衣服、裤子、袜子、鞋子，然后赤身裸体地上下蹲五次。衣裤上的金属纽扣全被剪掉，裤子用绳子系在腰部。每次进新监舍都需要再次一丝不挂地跪蹲5次，向全体在押人员大声通报自己的“罪行”。
第一天去的监舍约40平方，床位编号30人，但实际住了38到40人，晚上要侧身才能躺下。按规定，新来的必须面壁三天，不许说话。虽然监规中明确了保证八小时睡眠，但里面灯光24小时全开，普通人根本无法安眠。加上新来的还要在每天深夜或凌晨“值班”3小时，睡个囫囵觉也是痴心妄想。监规里还说“早中午各放风一次，每次一小时”，但我被关的半个月里，一次都没有享受到。
里面没有热水，即使是12月的寒冬，洗澡也只能用冷水，当然也无法晾晒。早中晚全是吃铁盒蒸饭，上面放几根榨菜，偶尔也有红烧肉和鱼排吃，任何挪动包括小便、喝水，都需要报告，大便只能憋到规定时间解决，排不上就只能憋到第二天，造成便祕而痛苦不堪。每次提审送回监牢，都必须给管教下跪并大声请安。同监舍的嫌犯一般都有心理疾患，常常兽性十足，排头（牢头）还会对新来的人拳打脚踢，教育你“懂事”，而监狱墙上却写着“保证犯人合法权益，尊重犯人人格尊严”。我默默忍受一切，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
四天后我换了新监舍，约二十平方，按床位编号15人，实际有23人。进去还是老规矩：被抽耳光，吃笃栗子（头上被敲），敢反抗的一般还要被逼喝排头（牢头）的洗脚水，还好我一次没喝，这要归功于前四天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努力改造好了世界观，变成比较“懂事”。
随后，我被指派每天五次处理监牢厕所的大便，还必须用牙膏擦拭大便池内壁并清洁瓷砖，不得有任何水渍，发现一次体罚一次。这算是个美差，因为别人必须静坐，连动弹的自由都没有。感谢当局的知识分子政策，现在我捏大便的感觉就像小孩玩橡皮泥一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
配合点，给好果子吃？
其实，进去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早上，管教找我这个新人谈心时，我就提出要见驻地检察官，并要求请律师，但被告知这个监区没有检察官，要请律师必须等提审时再提出来。
我们在押人员最盼望的就是提审，提审就是带着手铐甚至加脚镣去见公安或者检察，这意味着自己的事情有了进展。我也不例外，日思夜盼，终于熬到了12月3日，周姓警官和一个年长的警官来提审，这是我第三次做笔录了。他们首先问我认不认罪，我明确表示不认罪，并说公安有责任调查清楚情况，并且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这件事提出异议，还当场推翻了之前被诱迫写下的虚假供词，要求他们核实，并再次要求请律师。他们说请律师的事会转告家属，但威胁我说“翻供罪加一等，现在马上把家属一起抓起来。”事后知道他们确实在12月4日找了我家属，但根本没有转达我要
请律师的要求，也不准监狱会面。
12月4日，周警官又和一个鞠警官来提审，动员我不要把事情复杂化，说只要承认事情是我做的，他们就作行政处罚处理，大家干干净净。否则就算取保候审出来也要对我“边控”，让我无法出境。
那几天降温，我每天又冷又饿，整晚剧烈咳嗽，浓痰塞住气道也不给治疗，手纸一天只有三张，擦鼻涕都不够。我想想自己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担心耗下去有性命之虞，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思签了字。他们说等明天就可以释放，当然，这也是哄人的鬼话。
第二天，12月5日，周警官又带来一个新警察，让我手写一份情况说明，说他们领导不同意行政处罚，必须送检察院，还说检察院一般不会批捕（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监察院批捕后判刑，即使不被批捕也尽量延长留置时间，因为这些对他们而言都可以增加交易砝码，这些话题已有专家撰文，在此不再赘述）。
他们再次带来了我的手机，要求打开给他们检查发送过的信息。（这是他们第四次检查手机了，他们知道证据对应的重要性，后台数据只是孤证，现在既没有发送证据，也无法确定信息的发送地址和作案工具，故无法形成有效证据链，送检方的证据实在不足）。我告诉他们，信息是通过国外的电脑发送的，而不是手机，他们才收兵。期间我提出疑问，昨天已经同意释放，现在又要送检察院建议批捕，我为啥要配合你们把不是我做的事也认下来？结果他们说再忍一下，马上送过去让检察院批一下就拿回来，然后就可以释放我了，我信以为真了，签了字，最后发现还是骗人的！
等到9日检察院来提审，我想把实际情况说一下，但检察官意思还是要我不要翻供，说简单事情不要搞复杂化，否则还得再折腾一个星期时间。就为了这么轻微且证据不足的破事，我已做好最坏打算！我心想，只要不被搞死，即使批捕也有庭审，那时再说真相也不怕，无非是时间拖得长一点。
重见天日，你还不快逃！
整个过程中，我无法请律师也无法见家属，事后得知公安方面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所谓证据，所说的所有的话几乎都是谎言。（此处省略过程五百个字）。
所幸后来检察院认定我无罪，等检察院文书下来已是12月12日，当天下午三点我被宣布释放，但已在里面呆足了整整15天。一般刑事案件，羁押超过14天就必须刑事起诉或释放，看来我还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最长可以拘押30天加7天。他们给我一个加量版，让我更加懂事，所以我应该“感谢”他们。
释放前，派出所让我签收行政处罚书，上面写的是“行政拘留7天”，还强迫我签署“同意放弃行政诉讼”的协议，否则就不让我出来。我想这时候应该更加懂事才对，于是就爽快地全部都签署了。
这件事，蹊跷的地方是，既然派出所已经决定行政处罚七天，为啥又送检察院？既然写的是行政处罚7天，那余下的8天又如何解释？
公安从开始立案到结案，直到进行所谓的行政处罚，从来都拿不出任何一份像样的关联证据，最关键的证据，也就是那张发到微信群的图片也是通过国外电脑发送的，并且发送人也不是我。公安既没有办法调取相关物证加以佐证，也没有第三方人证，叙述的情节、事由、时间更是漏洞百出，仅仅凭诱骗而得出的一点点口供，就轻松地把我拘留这么久！这次是“寻衅滋事罪”，那么接下去再罗织一个什么别的罪名来判刑更是小菜一碟！
稍微懂点法律的人，都知道“寻衅滋事”是怎么回事，而我这个案子里，微信所发图片的接收对象，是我任职的一个内部的封闭的工作微信群，询问的也是我公司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并且没有任何实际后果，何来寻衅滋事？
更加蹊跷的是，我刚被拘留，家属就接到陌生律师的电话，说给十万元律师费就可以把我放出来。对不起了，怪我家属太不懂事，一口回绝了，已经懂事的我在里面又无法指挥，否则过年前弄个十万元几个分分也是很不错的。
12月12日下午三点，被无辜关了十五天的我终于被释放了。洗澡刮胡子时，我几乎已经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了：头发花白凌乱，胡子足有半寸长，脑袋因为每天被敲打而肿痛。头晕乎乎的，因为营养太差，牙齿全部松动，牙龈发炎无法咀嚼，只能喝流体。（为了活下去，我在监狱里吃饭都是蒸饭加水搅拌后直接灌下去的。） 同时，因为重感冒，咽喉肿痛导致声带水肿无法发音。
重见天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预定当晚的机票，离开这个群魔乱舞的人间地狱，越快越好！让我抓狂的是当晚连头等舱都客满，我脑海里闪过一句话“诺亚方舟，一票难求”。好在我还是抢到了第二天中午的票。就这样，我出狱后，在中国停留不到24个小时，就在12月13日下午一点，坐上了飞离中国的航班。
我很明确，抵达加拿大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马上申请入籍。虽然好多年前，我就已经具备了入籍条件，却一直拖着没办，我一直认为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应该爱国才对， 还一直傻傻地觉得当天朝顺民很幸福！“伟光正”的愚民政策实在是深入人心啊！
噩梦后的思考
朋友们得知我的经历后，立即炸开了锅。
在市检察院工作的老同学帮我仔细梳理案情，还找到一位熟识的派出所所长一起分析，得出结论是，派出所当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就已过头，这样做明显是有预谋。我所在的民主党派领导也热心张罗，帮我找法律委员会刑事专家看材料，初步认定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具备刑事拘留的条件，建议我汇报到统战部，要求公安方面做出解释。律师朋友也热情表示要帮我向监察委举报这种明显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提起行政诉讼……
我深思熟虑后，都婉拒了。我知道，在西方民主国家，同类事件的受害人打赢官司可获得个人财务自由，但这是在中国！这是一个随时会因言论而失去自由的国度！即便告赢了，按照《国家赔偿法》也最多赔偿我一千多元人民币，还不够在江洲请人吃顿便饭！
西方哲人常说“存在即合理”，的确，诚如陈天庸老师所言，“公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官吏寻租与随意折腾，是中国企业最沉重的负担。”政府部门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官员随时可以上门刁难，人家有的是办法罗织罪名，分分钟钟让你深陷囹圄甚至粉身碎骨！
“拿钱来！不拿钱来，那就拿命来！”，“古有灭门的知县，今有随意封门的胥吏。更糟糕的是民企面对公权力侵害毫无救济手段，只能束手待宰。”哪怕你有科学家、企业家甚至明星的光环，无权无势的城市小业主更不用说了。
噩梦结束后，我回忆起陈友西律师的多年前写的《中国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在中国，企业家被任意宰割，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但按照这个趋势，用不了几年，恐怕连像样的待宰对象也不容易找到了。一边要维持庞大的维稳开支，一边还有这么多“纵兵劫掠”的官家胥吏，他们的手下次会伸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归根到底，只有公民社会的力量，才能阻止国家的黑社会化，而目前恐怕这个问题还无解。
写于2019年1月21日温哥华
责任编辑：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