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输入制度性贪腐” by 张荣丰
中国自1994年开始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50条”，归纳其体制的“基本框架”为：1、公
有制为主，但允许各种形式的经济并存。2、统一开放的市场。3、间接的经济调控。4、
按劳分配辅以社会保障，以及5、“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现代企业”。
到1997年1月召开十五届一中全会时，中国已发展出各种形式的非公有经济，国企在外资
、私营企业竞争下亏损累累。为了：1、解决国企亏损严重。2、让国企摆脱相关部、委的
行政干扰，建立现代企业。因此“全会”决议“用三年时间进行国企进行战略性改组”，
即俗称的国企“抓大放小”改革。一方面出售亏损严重国企，资遣工人-即俗称之“下岗
”。另一方面则将国企经营，集中在“重点领域”-国防、安全、自然垄断…等行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97-2000年开始中国高干家族，利用来自家庭背景的权力，透过：
“国企战略性改组”取得领导职位、特许经营产生的“政策租”、以及市场上的“资讯不
对称”，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中，取得巨大财富而成为
今日的中国富豪阶级。
依据中国的相关研究更具体的分析，中国富豪资产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
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引进外资（包
括驻外中资回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佣金。（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
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
、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
，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
程承包。（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近行。（九）操控证券市
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总之，中国的人治政治、信息不够透明
的市场、产权的不清晰，使中国成为“寻租（rent-seeking）”的天堂。
今（2013）年1月14日，在我脸书“大国崛起与寻租天堂”一文中，提到从2008年以来国
民党的某些高干、权贵与台湾财团，也利用两岸“交流”，参予了中国的寻租，美其名曰
“为两岸产业搭桥”、“促进两岸和平”“走春访旧”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人卸任次
日，即代表某财团奔赴北京、有人在对岸置产、有人子女拿到金融相关行业的执照、 等
等，不一而足的寻租现象。
虽然和中国权贵者相比，这些人所分得的政策租，犹如小巫见大巫，但已相当可观。而当
他们面对外界质疑，其财产来源不明时，常用的借口是“夫人善于理财”。
但今天的“壹周刊”，一篇有关“顶新”集团的魏家如何利用在台用发行TDR，拉拢台湾
权贵（其中还包括前海基会董事长）的报导，终于揭开了“夫人善于理财”的遮羞布与真
相。
在此我必须重复1月14日脸书的看法：如果我们的大陆政策从制订到执行，做不到：利益
回避、充分的辩论、资讯透明、依循民主程序、落实国会监督、以及重大事项必须公投等
。那么上述的寻租现象就依然存在，两岸交流利益就无法全民共享。
更大的后遗症是，中共利用政策租来干预台湾内政，进行“以商围政”“入岛、入户、入
脑”、“收买对手”等对台工作。而更糟的是透过ECFA、服贸、货贸…等协议，把中国制
度性贪腐，进口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