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对了，刚刚找到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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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设施是建造国家的机制，发挥协调国家、社会和自然之间关
系的作用。国家并非已完成的法理主权实体，而是必须以发展计划及
基础设施为媒介，持续建造和维护国家以确保正当性。本文回溯日本
殖民迄今四个阶段国家建造的基础设施部署：(1) 日殖体制将台湾转变
为商品化农业基地及大东亚共荣圈南进基地，以现代基础建设调动自
然资源，建立统治的物质部署和正当性。(2) 美援规划体制在冷战格局
及威权侍从体制下，以基础设施物质化了自由中国的宣告。(3)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十大建设及十二项建设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升级，迎
合加工出口经济的快速增长，弥补中华国族的正当性缺损。(4) 1990
年代以降，面临中国与东南亚后进工业化追赶、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及
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趋势，经建计画强调产业转型、区域竞争、数位
建设、社会福祉、民间参与、地方分权、生态现代化及文化治理等课
题，呈现多层次的基础设施中介之国家、社会与自然关系。然而，2000
年以后，前瞻性竞争转化为治理困局下的应付型竞争，基础设施部署
的内蕴危机则映照出国家的正当性难题。
关键词：发展、规划、正当性、国家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
摘取部分内容：
瞿宛文（2000，2007，2009，2010，2011，2017）关注台湾经济
奇蹟的原因，以及东亚后进国晚近经济转型的危机与转机。她主张，
相较于学界对日本殖民建设遗产及美援的重视，台湾战后经济发展还
必须考虑致力实业发展、源自中国大陆的财经官僚体系（瞿宛文，
2009）。她认为这些于战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儒官”，拥有溯自晚清知
识分子的“救亡图存”意识形态，构成战后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意志”。张国晖（2013）也回溯晚清以来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探讨台湾
科技官僚于 1960 和 1970 年代兴起的历史脉络，强调科学、技术和工
程都内蕴了政治价值。他呼应瞿宛文的观点，主张晚清以来“救亡图
存”、“理工救国”等中国国族意识形态，对早期技术官僚养成有深远
影响。但由于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干扰，直至 1960 年代冷战格局和威
权统治背景下，才结合了国族复兴、经济发展和科技倡导三者，形成
台湾技术官僚的特征。
但张国晖（2008）认为，我们不能将技术官僚视为均质同一，而
应区分财经、产业及基础建设等不同技术官僚的专业实践特性。他以
台湾高铁规划为例，说明基础设施规划文官的专业实践如何展现了经
济成本考量，以及独有的技术混合实作（张国晖，2008），呈现特殊工
程文化（张国晖，2009）。他更将高铁工程师的专业实作置于台湾解严
和民主化背景下，认为威权转型脉络促进了工程师社群的主体性追
寻，进而影响高铁设计和方案选定。相对于忠诚、简便、安全、技术
至上等价值，高铁工程师将开放性置于优先考虑，先从事土木结构设
计以利各国机电系统都能参与竞标，借此改变台湾与国外工程师之间
的支配关系（张国晖，2011）
不过，怀抱救国意识和发展意志，乃至于追求主体性的技术官僚，
必须置身于制度和组织脉络中方能发挥作用，也受其限制。瞿宛文
（2017）曾详述战后台湾经建体制的萌发与转化。她所谓的经建体制，
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先驱者，及其界定的工作与组织架构、作事方法
和政策的复合体；制度是游戏规则，而组织是玩游戏的单位（瞿宛文，
2017：162）。瞿宛文将国民政府的经建体制溯自 1935 年成立的资源委
员会，该机构以较健全的规章制度组织了现代化人力、组建公营企业
群、推动基本工业，更培植了战后接收日伪企业的人才，奠定接收与
恢复台湾日人企业和设施的基础。1951 年美援恢复，除了迁台的农业
复兴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美方顾问怀特公司驻台机关等，另在
美方要求下成立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1953 年改组为经济安定委员
会，接手省府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权责，形成稳定的中央层级经建规
划体制。1958 年经安会裁撤，由美援会接手业务；1963 年因应美援结
束，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1973 年改组为经济设计委员
会，1977 年改组为经济建设委员会（瞿宛文，2017：222-270）。最后，
经建会于 2014 年与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合并组成国家发展委员会，但
已非经安会时期通过美援以高薪聚集人才，享有高度自主能力的推动
发展机制，而沦为形式化的政策协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