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的研究认为：“从1776
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
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
，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
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
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
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但也有学者吴慧提出反对意见，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嘉庆年间）玉米、番薯产量
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因此他认为清朝人口增长主因并非新品种农作物。
因此两种计量历史学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不知道大家采信哪一种？
假设陈志武观点为真 那如果明朝末年 特别是天启、崇祯年间 各种灾荒频发时期
如果大力推广番薯、马铃薯、玉米、花生等各种新品种农作物
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
不与传统稻麦争地。
能不能有效缓解大明朝的人口压力？
使得大明朝的许多人有粮食，如果有饭吃，很多人就不会造反
也许大明朝末年的流寇之乱会减轻许多
可能明朝就不会灭亡
大家怎么看？

记得当郑成功围安平搜粮有找到番薯的记载

新作物无法解决猪脑政权乱搞

其实明朝也推行跟清代一样的垦荒制度，但官僚无信，快速加征过高的税赋在垦荒者身上，导致流民落地垦荒一样会赔钱

这么想钓金门王?

致使后来流民宁愿为匪，不然即使土地兼并，由于灾荒原故，同时又空出大量荒地，却没法有效削减流民数量但江南工商业发达，即使出现灾荒，流民能够进入城市就业，城市的工商业吸收大量农民工，所以江南流民匪患相对较少首先明朝要先让征商税合理化，不被东林党恶搞，同时大量推动工商业，让工商业吸纳流民，同时减轻农民负担大明问题非患寡，是患不均啊

但至少有推广有差吧？

农民不少是缴不起银税，被迫弃地逃亡其实不全是灾荒导致农耕生产不足

要改税制 需要改朝换代或革命

明朝后期改制用白银为主要交税货币但银的输入过度依赖跟西班牙人贸易当洋银输入中断而飙高，粮食有余没用明朝对官员俸禄也从开国就习惯乱搞。

要量化首要是有收集资料才能分析，否则只是估计。估计

抽税时再附加各种fee,没银钱交就卖地卖地也搞不定就逃难变成流民。

这个可就模糊了。西方历史由于教会这组织无意间纪录并

穷官恶吏在民众逃走后把税摊到没逃的

保存了许多面向的数据，所以后世学者可以根据这些资料

做统计分析。中古时代教会就登记了一个人的出生死亡，中国直到民国都还只能管到县这一级，直到中共才深入到乡村。明代的黄册其实是很好的数据库，可惜的很快的弊病丛生马伯庸最近的博文可参考。尤其中国改朝换代都是大毁灭前人许多努力也就飞灰烟散。

明代的经济困顿与白银流入减少无关，李隆生教授写过

作物产量不高 要浪费地种这些 不会激起更高反弹吗

不会啊 某些旱地本来就不适合种稻米但是种玉蜀黍 番薯 却可以活 这是互补的李隆生教授确实写过相关论著 包括明代和清代都有涉及但理解李隆生的话 他是认为白银并非没有替代品他主张可兑换的且以金银为储备的纸币就是一种良好替代品但问题是实际上明末朝廷已经失去了对货币的控制且试图改革的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私钱屡禁不止《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与白银流入的影响》《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但我的理解 他的意思是说并非主因 而不是完全无关

以金银为储备的纸币，明朝根本没那种东西纸币从明初到明末崩1万倍，早已无人相信。即使中央担保也不会有人信，那已不是制度改善就能解决因为整整2个世纪前科累累，人为超恶劣通膨搞得整个政府就像是国立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再次担保新的大富翁玩具钞能当钱用，谁信谁被笑，从阿公的阿公的阿公时代就吃过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