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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在符号学的发展中，学者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Лотман, 1922 —1993）曾经从生物域
的概念中启发，创造了符号域（semiosphere）一词。在符号域中，它暗示著符
号有着环境世界（umwelt）的条件，透过存在与运作的空间机制，
成就了文化存在的条件与发展。
近期杨景翔执导的《Holy Crab！异乡记》，在剧本创作层次，原作者朱宜的
笔下，即可看到大闸蟹如何在生物中心、人类中心与国族中心等层次的冲突下，
展开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文化冲击。这出戏的背景透过 2011 年纽约哈德逊河水域外
来侵入种中国大闸蟹再次泛滥的现象，将大闸蟹本身在中国符号系统与美国环境
观点的冲突做为这出剧码的核心。对于纽约的生态环境来说，生性好斗的大闸蟹
在哈德逊河没有天敌，杂食特性让水草、鱼卵与钉螺都是它的觅食目标，聚居在
排水孔常造成堵塞，对当地环境造成威胁。不过大闸蟹在中国作为一种养殖水产
的角色可就大为不同。这出戏如何善用上述的复杂意象来产生表演张力，就是个
关键了。
这出戏主要发生的场景设定在纽约。纽约的消费文化在《Holy Crab！异乡记》一
开场就透过了排列整齐的购物纸袋打开了我们对于纽约的想像。演员们两两为
主，从肢体互动开始了人在消费主义之下重新产生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在当代消
费主义下，个人认同如何变成一项“选择”，更换国籍如何成为一种人们汲于脱
离原生国家的入门票，这一出戏没有直接言明的深层结构正是为何生物符号系统
的冲突得以发生的可能原因。《Holy Crab！异乡记》这出戏也就在当代迅速流动
与转换的符号中试图要抓住浮木，重新审视中美权力关系这之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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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Crab！异乡记》在剧情结构上可分为三条轴线，包括道格（郭耀仁饰）与
中国女孩徐夏（蔡佾玲饰）、中国商人徐林（徐夏兄，林家麒饰）的商业版图以
及纽约时代广场各国裔打工的离散议题。剧中道格扮演着海关询问官的角色到中
国商人徐林形成了这一出戏父权观点间的冲突。朱宜的剧本透过这两个男性的观
点，阐述了中国移民与美国在地两种刻板意象。在剧场中道格提供了移民流动婚
嫁策略的存在，投射了美国从海关禁绝阿拉伯怀孕妇女背后一种生物基质概念，
在这里美国的多元文化、多重认同同样有着生物决定性的另类思辩。这样的逻
辑，也连结了《Holy Crab！异乡记》中间的舞蹈表演。这一段表演将外国裔移民
比做成各种海鲜生物，表面上这一段海鲜之舞，大闸蟹由于失去了食用功能或是
不知它的食用功能，带来了反讽的趣味。但这背后生物决定性的逻辑也显示了美
国反中意识形态在这一套策略中的张力。道格在剧场中刻板印象式地强调自身血
缘的情节，可看成从国家海关、边线审核的肉体化过程。若再从生态符号切入，
我们得小心“大闸蟹”本身的生物性修辞在剧场中的效应，这背后无论是美国或
是中国深植的父权机制都相当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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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oly Crab！异乡记》这个作品中，即使离散在当代具备着包容性的概念，但
回看 diaspora 的词源，希腊字 diasperien——dia- 表示“跨越”，-sperien 则意
指“散播种子”。这背后多重角力的生物性隐喻，让舞台上时代广场中男性与女
性非法移工的面貌更为深刻。不同于徐夏可以透过与美籍的道格结婚成为“美国
的母亲”，男性与女性移工的一则回忆对话，讨论起如何翻山越岭抵达美国以求
有一日可以入籍美国的梦想，但另一头却低估家庭母职的角色，日日与原乡通电
话但在权衡之下仍旧保持着非法身分到真正取得居留权的时刻。这出戏中不断反
省著这个生殖生物性的概念──唯有家族男性份子入籍美国才可能是成功的保证
书，一种可计算的投资。也别忘了海鲜之舞如何顺水推舟地让族裔繁衍比作生物
物种的生殖。若延续这个观点，剧场中女性的强势姿态，也就构成一种对于生
殖、母体思想的讨论。徐夏在《Holy Crab！异乡记》所呈现的选择性，游移在兄
长、美国情人与自身之间，松动了一种生物性的逻辑。这出戏的女性选择有一道
光谱，包括阿拉伯孕妇与时代广场的女偷渡客，女性成为做出各种选择的人选，
而后者强势抢夺时代广场打工工作，也可看作徐夏的另一种分身，从而瓦解原本
的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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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Holy Crab！异乡记》中所谓的“生活在他方”不涉及到当代的难民问
题，而是有关于中产仕绅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同国家阶序里努力向上的故事，
阿拉伯夫妻是一例，徐夏与徐林的选择更是。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徐夏在心中
对自己的探问：“我应该爱美国吗？”虽然整出戏似乎定调在认同问题的差异，
但徐林存在着认同的身分问题吗？我们在剧场中并不容易发现这点。我们也可以
问纸扎名牌包背后是文化冲突吗？又或者如学者柯利福德（James Clifford）对于
认同的问题放在“关系”之上，也就是一种处在族裔相连结的网络中移置与再造
的过程。纸扎名牌包或许正是族裔在塑造自身关系的替代与国家法律的冲突。而
深陷在生态符号中的“大闸蟹”似乎更凸显了这出戏中“关系”与身分的重要
性。
《Holy Crab！异乡记》在导演杨景翔的安排下，让我们看到文化冲突的面貌，但
是在这部片中移民、移工在不显示出认同焦虑的面貌时，会不会存在着文化冲突
论之外的作法呢？当这出戏在舞台上的角色除了徐夏到最后放弃移民美国的选
择，我们看到了歌舞表演之后的余烬。这余烬似乎说著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Holy Crab！异乡记》只是毅然放弃成功的一个成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