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未平、疫情又起！公共危机垄罩近一年 港人精神重担“面临心灵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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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芝 2020-05-0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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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香港去年下半垄罩在长期示威运动，如今又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AP
）
夏日将至，香港去年历经长达半年以上的反送中示威，又遭逢新冠肺炎疫情捣乱，经济停
滞将近一年，创伤、焦虑已经深深烙印在多数人心底，研究警告，香港民众正在忍受大规
模的心理健康危机。
2019年年底，遍及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反送中”示威活动渐有平息趋势。但不到几星期，
中国出现了后来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经导致350万人感染、至少25
万人死亡。CNN报导，因为很早开始实施严格的边境管制和隔离措施，香港目前仅有1000
多例确诊案例，但香港早已筋疲力尽，也引发医学专家担忧的心理危机。
四成人口患症状 污名致黑数更多
香港大学三月至四月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超过40%答卷者出现焦虑、抑郁、创伤后压力
症候群（PTSD）甚至上述三者混和等症状。CNN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精神疾病在香
港污名化程度严重，而且缺乏相关议题的普及教育，香港民众往往不愿谈论或不情愿自我
揭露，可能导致更多黑数。
25岁的金融分析师邱艾文（Alvin Yau，音译）说，他陷入长期失眠、焦虑，严重到有时
走在大街就潸然泪下。“我觉得生理跟心理都很累，”邱艾文说：“去过示威会觉得很累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示威了，没有生理上的压力，但心理还是一样感到绝望。”
2019年长达半年余的示威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场景，在香港其实极为罕见。从七月
开始，警方与民众几乎每个周末都掀起暴力冲突；大批示威者在街上、校园内以杂物筑起
路障和堡垒，丢掷砖头、石头等行为波及社区；警察大量使用催泪弹、棍棒和橡胶子弹为
手段驱赶示威者，并传出严重滥用暴力执法的疑云。除了警民对立，支持港府的民众与示
威者也常常发生冲突。
但伤害不仅止于暴力，整个社会全部卷入其中，例如旅客止步，观光业与经济大受冲击；
常民生活受到干扰；以及因为世代观念差异，许多家人亲友都反目成仇，撕裂人际关系。
港大1月刊登于国际医学权威期刊《刺胳针》（Lancet）的研究指出，与2014年“占中运
动”后相比，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在港盛行率上升至6倍之多。2015年3月测量时盛
行率只有5%，2019年9月至11月间却飙至32%。患有PTSD症状的成人多达190万人，而香港
总人口仅约740万人。
此外，“极可能罹患忧郁症”（probable depression）的成人约占11%，与深受武装冲突
或恐怖攻击影响的区域盛行率相当。该研究称：“（香港）每五人就有一人罹患忧郁症或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可比那些生活在武装冲突、大规模天灾或恐怖攻击之下的人们。”
PTSD多数是因为直接经历、亲眼目睹或甚至听闻亲友遭遇的骇人事件，例如凶杀、战争、
性暴力等，因而导致失眠、噩梦、严重焦虑、情感麻木及回忆闪现等多种身心煎熬。
经济打击惨 雪上加霜
两场性质迥异的危机之间，最大共通点就是重创经济发展。长达6个月的示威造成旅客却
步、死伤频传，重挫了观光业、航空业和医疗机构；新冠疫情不仅让这两个产业的冲击加
剧，也引发更多减薪、裁员与冻结招聘计划。
23岁青年摄影师马克（Mark，匿名）告诉CNN，新冠疫情爆发后他的收入锐减一半。感叹
：“如果收入比平常少，怎么能期待人们付出同等的帐单？”
新冠疫情迫使全球好几亿人关在家里，忍受经济失衡、孤独和无聊的的多重压力，但对香
港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关注精神健康的“Mind HK”基金会执行长雷迪（Hannah Reidy
）形容，若人类精神的韧性与处理难关的能力可以用篮子来量化，属于香港的“篮子”早
在大流行之前就已满溢出来。
“香港人的篮子本来就已经满了，我们并非从0开始，”雷迪说。
防自杀热线 来电者原因转变
关注自杀问题的香港撒马利亚会（The Samaritans），设有24小时全年无休的热线电话供
有自杀念头者求助，基金会执行长梁卡门（Karman Leung，音译）表示，接收人们的焦虑
情绪对志工而言是常态，但他们近来发现，人们打来求助的原因有了明显转变。梁卡门说
：“愈来愈多人说他们需要申请社会福利救助。”
梁卡门指出，很多求助者说他们失业了，而且原本就已在为了生活挣扎。她说：“他们去
年好不容易保住了工作，结果今年刚开始还是失业了。”
她也发现，因为此波疫情，许多人也因此回忆起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疫情，当年香港死亡人数达到280人，是全球比例最高的重灾区，这次的新冠病毒（
SARS-CoV-2）又与SARS病毒同类，人们很难不联想在一起。梁卡门说：“有些人曾有亲人
染上SARS，这次疫情无法不担忧。”
打电话给撒马利亚会的人，从中学生到住在安养院的老年人都有，不分年龄层都有抑郁、
焦虑和强迫症（OCD）等问题困扰。年轻学生经济压力较小，但也有升学压力；社交距离
与居家办公等政策之下，许多人被迫与支持网络减少接触，因此孤立无援。大众关在家里
整天盯着新闻，关注一蹶不振10个月的经济，以及岌岌可危的医疗，很难不令人沮丧。
“当我们跟他们（来电者）谈到发生了什么事，无论他们如何提到去年的事，很明显都已
经痛苦很长一段时间了，”梁卡门说。
压抑社会早有端倪
即使在反送中示威爆发之前，香港社会的心理健康就已亮起红灯，主要因素包括高到夸张
的房价、强烈的升学主义与极长的工时等等。港大精神科临床助理教授陈喆烨（Sherry
Kit Wa Chan）2018年研究指出，在香港，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患有焦虑、抑郁等身心症状
。但因为被视为禁忌，相关问题往往被掩盖起来，直到2015年开始，香港接连发生多起中
学生自杀案件，大众才逐渐正视这个问题，呼吁开放更多讨论和修正。
“学校没有相关的教育，除非你已经出现症状，然后老师想带你去看医生，”分析师邱艾
文说：“只有当学生崩溃时，他们才会发现孩子们承受太多压力。”
香港重视升学，加上人口稠密、竞争激烈，父母往往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烦恼如何抢占资
源，例如抢著进入优秀的幼稚园、要求孩子课余时间塞满才艺课程等等。日益僵固的阶级
流动以及稀缺的工作机会，也让香港年轻世代更有压力。
但这些因素都比不上缺乏教育来得严重，社会对精神疾病避而不谈，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迷
思和误解难以破除，甚至认为得到精神疾病是“个人选择”或是“意志力的问题”。
雷迪指出：“人们认为没有灰色地带，你要嘛是健康的，要嘛就是‘坏了’……大家是以
二元论而非光谱来看待。精神疾病被视为软弱的象征。”
梁卡门补充，这也和文化有关，例如香港人认为不应该让自己的苦痛成为他人的负担，而
且相信应该以好的态度默默承担艰难挑战，这些想法都让香港人更不愿求助。许多拨给撒
马利亚会的人都说，他们不敢向身边人说出困难之处，就是担心遭受歧视或排斥。
疫情让人们敢于分享痛苦
然而，一切情形已经开始改变。根据香港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当局似乎终于开始重视心
理健康这一块，特别写出“在相关局处提供足够资源，以支持民众免于精神压力之苦”，
虽然文内并未特别写出会提供哪些资源。
在民间，人们似乎也比过去更愿意谈论心情，Mind HK的网站流量暴增，与心理健康相关
的搜寻和服务也不断升高，可能是因为难得有这么一段时期，整个城市、甚至全世界，都
在承受相同的煎熬。
“我想，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共同经验，感到焦虑或忧郁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觉
得。”雷迪说，他不知道这种改善会不会因为疫情趋缓而减少，“至少他们现在会开口了
，现在需要大家一起让对话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