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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伟／BBC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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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办公桌上有一个行事历，上面写上“生于香港的无奈”。
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是香港少有拥有20多万脸书粉丝的“网红学者”，他身兼多职，是大
学教授、报章专栏作家，当过商界的国际副总裁，也成立公司作咨询、研究、交流等工作
。
“反送中”风波前，他是“中间派”的代表，以年轻学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谱左中右的
认同；在这场运动中，他成为一个“和理非”、支持双普选的学者。
他在多家报章撰文、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分享对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数据方式
研究示威者经常使用的“连登讨论区”，曾举办研讨会邀请不同学者分析“黄色经济圈”
。他用钢琴弹奏被视为示威者歌曲的《愿荣光归香港》并上载到互联网，可算是一种政治
“出柜”宣言。
“以前我挺一国两制”
沈旭晖一直坚持以评论国际事务为主，但在“反送中”争议中，他更常评论香港的风波，
转折点是7月21日发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当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铁站持棍伤人，但警方延后30多分钟才到场。沈旭晖见到认识
的人在现场被打， 他与一些温和派学者，把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而他的中学“皇仁书院”师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与白衣人握手而备受批评。皇仁书院
一众校友发起登报联署批评何君尧，很少参与联署的沈旭晖也有留名。
“相当震撼，香港竟然变成这样，那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成长的香港，常理之外发生的
事情，”他说，“传统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过去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
觉得到了一个不能回头的点，当你情感被勾起，你会发觉对此地充满感情，开始思考自己
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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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白衣人袭击途人后的这一幕引发了争议。（Reuters）
“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们很多人的底线，很多原本不关心政治、或比较少
行动的朋友，都在这场运动以不同身份积极参与。”
他认为，一般国家面对这种群众示威，都会透过官员下台及调查机制去疏导民怨，但港府
立场强硬，令整个运动持续多时，亦让大家看到“一国两制”急速被蚕食，不单是“看得
见的警暴”，还包括商业机构受到压力，员工、老师、普通人言论自由受到打压，这是一
种“白色恐怖”。
他曾经撰文形容一国两制分为1.0、2.0、3.0的阶段，主权移交初期，北京比较放手的1.0
阶段，到后来明显影响香港内政，加强提倡国民身份认同的2.0，发展到一国两制3.0，警
察具高度争议性、疑有政治考量的执法、各行各业出现政治审查、甚至有疑似“黑社会”
介入政治议题等等。
他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离地中产”的专业人士，以往甚少参与政治，但目前香港社会
出现“白色恐怖”的气氛，市民不敢随便就政治表态，担心会影响工作等等。
“对比起警暴、无民主、无楼住，这严重一百倍，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说
。
他相信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很多人除了争取“五大诉求”，也是希望“一国两制”不要再
退下去，能够回到主权移交初期般，中国政府比较放手的阶段。
“以前没有人会知道谁是中联办主任，一般人不会记得他的名字，那时是挺真的一国两制
，而那时没有人谈港独，也没有人会说外国势力……2008年北京奥运，香港人对中国人身
份认同创新高，《苹果日报》头条是‘我们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国国庆60周年的代表
团团员，我当时没有包袱，觉得很开心。”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过往经常对外强调，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拥有游走国际的能
力，也能用国际视野看待本土问题。
这场运动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
中国和香港利益有冲突，我会先尽力让两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线上，但如果真的有冲突，
我会站在香港人那边。”
学者与政府的关系
沈旭晖说，以往政府尊重学者的意见，在发表重大政策前会有一些闭门会议，邀请学者或
专业人士去“试水温”，但现在这个渠道已不复存在，政府听到的意见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条例》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有咨询过什么人？应该找一些懂商界、懂国际关系的
人、熟悉内地的学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实不难预先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反映
制度有问题，学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预警。”
他又举例，香港的一名官员近期高调批评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针》有关催泪弹的文章，
“这在学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认同该份报告，你便写一篇同样水平的文章反驳
，但你现在是用官威去压他。”
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希望检讨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示威者要求更
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沈旭晖获邀加入检讨委员会，但他拒绝加入，原因是不觉得能有所作为，“不想被人摆上
台面，你想要诚实的意见，我都欢迎，但你要拿学者来消费或做政治工作，这只会适得其
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国两制”被蚕食的情况下，难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时候政府
聘请学者等做研究，“适用的便采用，不合用就装作看不见”。
“美国智库蓬勃是因为要通过研究达成某些事，中国比较不涉及政治的议题，智库同样做
到事情，全国会用大数据去研究农业、气候，可以很科学化，但香港是先有结论，而不是
按研究去作出决定，”他说，“港英年代没有民主，但仍然尊重传统精英，现在政府不再
理会他们的专业，哪怕是医护、法律，这些人不是因为专业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
来得到信任。”
被调侃的中间派
沈旭晖母亲在《大公报》英文版工作，《大公报》英文版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少数对外的英
文沟通渠道。他走入国际关系研究，或多或少受母亲熏陶。他的父亲是立场倾向传统民主
派的香港学者沈俊明。 沈旭晖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谱的家庭下成长
他的家族跟民国时代《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渊源颇深。沈旭晖本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攻
读学士，再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及国际关系博士。
“有些人因为我家人《大公报》的渊源而认为我是红底，但在大陆人眼中，我这种人好西
方，先天夹在中间，”他说，“我本身家庭内，都有很多不同意见，从小到大的训练，知
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不会反面，无论多对立的声音，我也觉得可以沟通的。”
沈旭晖在2013年举行的婚礼，是香港近年少有让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人共聚一堂，时任特
首梁振英、学运领袖黄之锋、李嘉诚儿子李泽阶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网民经常也抽水（调侃）我的婚礼，但那个时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晖说，“我不
主张对立，我觉得几难顶（难沟通）的人，也会找到共通点去聊天，这是我从小到大的训
练。”
精英共识向对抗模式的演变
沈旭晖2003年回到香港后，成立了一个名为“Roundtable”的团体，目标是让政见不同的
人，能够聚在一起交流。
他认为，香港传统精英主导的体制，一向是“闩埋门讲掂数（闭门谈判就好）”，多年来
，立场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沟通，在镜头后可以谈笑风生，大家以谋求共识为最大公因子，
但2012年的特首选举，一改政治、官场生态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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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说，2012年的特首选战改变了官场文化，一度令他对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AFP）
这场特首选举中，两个主要候选人梁振英和唐英年个人和团队，均被揭发不同类型的“黑
材料”丑闻，公众把目光投向这些“黑材料”，而不是论政。
当年，沈旭晖以学者身份，向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发表公开信，指这场选举道德规范被
打破，选举不再是“君子之争”，无论谁当选也很难施政。
“我当时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聊过天，亲身观察中，以那时候来说，我算是接触到类权
力核心最年轻的一群人，但见完他们之后你很不舒服，你预测的未来就是这样，你读到了
背后某个结构。”
他说当年也因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吓。
“以前比较讲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开始被边缘化，强硬的声音开始出现，斗争模
式主导，”他说，“本身的内部矛盾，以动员抹黑、笃灰（告密、告发）等很多这些手法
，把人性好多负能量释放出来，香港从一个精英共识的模式，变成对抗式模式，一开始了
便回不了头，激进的声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识的声音。”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令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利益集团有所变化，一批在大陆有更
大利益的人，发现香港传统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转权力和利益分布，打散原
本的权力结构。
当年这场选举让他对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开始转向专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业和置业，
他说，这不是逃避或是担心出事，而是预测到香港的发展方向，要凖备后备方案。
但在“反送中”争议爆发后，他放弃了与一些大陆院校和企业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畅所
欲言下不影响他人。
《大公报》最近点名批评沈旭晖举行一个有关“黄色经济圈”的研讨会，形容他变成了香
港“本土派”的先锋。沈旭晖强调自己不是“黄色经济圈”的专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
研究这一课题，值得学术界去讨论。
“你觉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没有煽动性的东西，在一个上纲上线的时代也会有人
不满。这十年来感觉越来越多红线，想又不行、说又不行，这样下去就不是一个大都会…
…香港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在思想、言论、行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地方有百
花齐放的自由。”
他说以平常心看待被亲中媒体点名，不会太过担心，“我们不喜欢上纲上线，所以也不可
以对它们太过重视，我们要加强抗压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
，就是要好像平时般说平时能说的话，不要被白色恐怖吓怕。家人总是担心这样那样，正
是多年来白色恐怖的产品，我深信，下一代绝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必须改变。
”
“有些激进声音想取代争取共识的声音，为何社会会有激化的现象，是某个利益集团想得
到一些东西，多了批评学者的声音，是因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路线，希望破坏
他们的关系，令你们不想再聊下去。”
他说，无论立场如何南辕北辙，都可以沟通到，社会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
则会正中他人下怀。
展望未来
香港示威者与警察街头冲突这几个月来暴力升级，黑衣人“装修”（破坏）被指亲中的企
业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对待）不同意见人士。
沈旭晖认为，事件发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积极参与运动。要有效解决街头冲突，
需要由处理制度暴力开始。
“一个运动能否持续不是看街头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灯被破坏，还是是否再有一百万人
参与游行，运动是可以历时几年、或者几十年……香港这半年来形成了一个机制，就是政
府做具争议性的事情，人们是有机制去抵抗，这个机制已经完善建立，是一个持久战的基
础。”
他坦言，没有人愿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线示
威者理解，如果冲击和升级不合符比例，可能会引来“散水”（令人离开运动）。
他认为2022年的特首选举，将会是一场“终极之战（end game）”，希望有一个能够认同
“五大诉求”的人参选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及投票产生。随着民主派在刚过去的
区议会获得压倒性胜利，预料新一届选委会的1200人中，有约400人是亲民主派。
沈旭晖指出，民主派人士担任选委的数字会更高，有望在特首选举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而
开明商界和温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变革，“这可能是最后希望”。
他憧憬说，只要这方阵营能够胜出，那么将来香港是可以透过内部立法实现“普选立法会
”，亦可以不经中央通过下决定如何组成“选举委员会”，“那时候，立法会全面直选、
选委会能反映民意选出特首，就是‘真‧一国两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