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刘晓波至死不悟
刘晓波逝世之日，适在法国国庆前一日。
法国大革命一举而成功，因为革命之前的 18 世纪法国，舆论初现，已经出现如刘晓波一
类的启蒙知识份子，如卢梭、伏尔泰，倡导人生而平等而自由权利。
18 世纪末，工业革命萌芽，开始出现手工业者。知识份子对人权的倡导，在社会各阶层
都有回应。知识份子的人权主张，很快就得到全民认同。法国革命虽然仍是小资产阶级倡
导，但工人和农夫很快就明白人权平等和民主宪政的道理。因此虽有恐怖时代的挫折，但
法国人权的解放，一举而成功。
影响所及，19 世纪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也不断斗争妥协，因为大量乡村人口移居至利物
浦和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从前的选区和选民分布比例，不再适合。
例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人口膨胀了十倍，若仍用二百年前的选区人口划分代表制，曼彻
斯特几十万人口，只有两个议席，与英格兰南部一、两千人口的富裕小镇相同。
此一不均衡不公平的结构，英国的农夫和工人很快意识到了。他们也与知识份子一起合作
，将人权平等理论付诸行动。英国的农业出现现代化，而众多工会在多次纷争组合之后，
终于在 1900 年成立工党，通过选举，成为交替的政府 。
刘晓波的人权宪章，为何在中国失败？因为中国民族的极权基因有两千年。问题出在战国
时代的酷臣商鞅，为秦王厉行变法，将人民严厉组织起来，以打仗的形式采行农耕。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秦国所在的陕西和甘肃，天然资源不足，要养活人口，非要艰苦奋斗
，而且要对外吞并，以战争方式掠夺有农业资源的其他国土。不幸劣币驱逐良币，统一了
齐楚等贸易和文化文明相对更高的六国的，最后是秦国。
商鞅和李斯壮大了法家。从此帝王以法家来统治。中国分裂时兴起的儒家、墨家、以及老
庄后来尊为的道家，都比法家文明。如果没有鼓吹株连和严刑的法家存在，则以中国的儒
墨两家，就早已形成人类最早期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我认为比起苏格拉底和罗马，中国本来有机会建立最早的人权文明。
但不幸在于法家独大，而儒学只是知识份子历代在野的教育思想。法家的意识早植根于中
国，经朱元璋和满清文字狱的强化，由毛泽东发扬光大。网络删除小熊维尼的图像，收紧
通讯，即是二千年前秦王法家的 21 世纪版。
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以“山高皇帝远”的远视姿态生活。中国的农民不像 18 世纪末的
法国工人和小产业者，也不像英国 19 世纪的劳工。中国农民不会自行组织，不会对上层
知识份子如谭嗣同、魏京生到刘晓波，所提出种种中西结合的墨家和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有
积极的反应。
中国农民人口对知识份子提倡的理想，并不 Responsive，更遑论互动。即使辛亥革命，
也只是孙中山一个团伙得到中国的资助，在武昌突袭成功。推翻帝制，中国的农民人口并
无思想准备，在意识中也从无参与。辛亥革命发动了几多中国百姓？教科书没有说。因此
几十年后出了一个“红太阳”继续做新的秦始皇。
西方的知识份子二百年来可以调动民众，中国的知识份子无此能力，因为民众不肯受调动
。有人说这是民族基因的冷漠和麻木，也就是人类学的不同国情。因此中国农民即使有维
权律师，为秋菊打胜了一场官司，赢了官司的秋菊，只会叩谢包青天和律师，然后回家继
续吃饭。秋菊和她的农民丈夫不会想到，隔壁一家或另一个山头的一条村，也有许多苦难
与自己相同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不会自行组织成立一个农党，但英国的工人会。这就是民族基因最大的差异，
而且害死了一代代中国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中国人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