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109-mainland-beijing-scanvengers-after-
eviction/
缩址
https://goo.gl/yhdsZZ
攥着辛苦一天赚来的几元钱,70岁的周守义意识到:自己在北京的拾荒生涯到头了。
二十多年前,周家六口人从安徽阜阳来到北京,加入“拾荒大军”。这座城市曾聚集20万
左右的拾荒者,他们活跃在200多个废品回收市场,回收出北京市三成的生活垃圾进入再
利用市场,每年帮政府节省数亿元垃圾处理费。
过去几年,北京逐一定点清除废品回收市场,拾荒者们被迫不断向外环搬迁。2017年,周
家从南五环北迁近百公里,落脚北六环外的一个村庄。本以为远离市区便相安无事,没想
到,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大火,不仅夺走了19条生命,还引燃了全市范围内驱逐
“低端人口”的行动。退无可退的周家人,再一次收到了搬迁的命令。
这场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将一些拾荒者逼退到河北燕郊的回收市场。一些人转行从事其他底
层劳动,还有一些则永远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环境史硕士陈立雯统
计,截至2017年底,留在北京的拾荒者不会超过10万,春节后可能进一步降低。这些留下
来苦苦支撑的拾荒者,经历了什么、又面临着怎样的明天?
他们出门去拾荒,回来发现房子被夷平
大火后没几天,周家租住的村庄就张贴告示,责令在此地群居的外来人口三日内搬离。村
里还通知道:不许做饭,不许使用电热毯、烧水壶、小太阳或任何取暖用的通电设备。
这令本已寒冷的冬天更加难熬。2013年起,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北京开始限制燃煤使用,
大力推广天然气和电力。但天然气供不应求,五、六环附近的大量村庄只能使用电力做饭
和取暖。且不论电暖气耗费的电量令不少家庭难以承担,在村民自建的简陋房间内,即便
打开电暖设备,仍旧寒冷彻骨。周家人在家里也要裹着大棉袄,睡觉盖两床被子都嫌冷。
房东传达命令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他对周家说,也知道不让做饭不让取暖挺难生存的,
“但这是上面说的,都易燃。你们赶快走吧,否则罚我的钱。”
北京五环外住着全市一半的人口。如果把北京的中心定位在天安门,二环距天安门平均只
有3.5公里,五环有15.5公里,六环最远,平均25公里。周家定居的北六环外相对偏僻,
但周守义仍有不少来自河南固始的竞争对手,这些拾荒者也是一步一步被迫迁至此。
平时周守义和河南邻居或许会相互抬价抢生意,但“驱逐”开始后,大家都顾不上生意,
彼此交换找房信息。北六环外的小村庄,已经十分靠近河北,依旧“一房难寻”。走投无
路,许多在京拾荒二十年的人只得在寒冬中告别北京。
周家早已没有老家可回。1995年的一场意外大火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周家来到北京拾
荒。没想到2017年北京的一场大火,再次令他们无家可归。
向内一环,北五环拾荒者的日子也不好过。年近五十的袁大姐收到通知,她的窝棚将在几
日内被夷为平地。
袁大姐来自河北,在京拾荒二十多年,前后搬家近十次。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处是北
三环的安贞桥,之后随着城市发展被撵到北四环的鸟巢附近。在那里,袁大姐曾度过一段
忙碌的时光。2008年,为迎接奥运而兴建、翻新的各类建筑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袁大姐
每天干到晚上12点。那时北四环附近还存在大量的废品回收站,被个人承包经营。
没过几年,鸟巢附近集中清理废品回收站。拾荒人员继续北迁,袁大姐一家搬到了北五环
外的大型居住社区北苑。在迟迟未开工的绿化规划区的土丘旁,一家人用捡到的板材搭了
窝棚。入口窄小而隐蔽,从大马路上很难察觉。但从高层俯瞰,可清晰看到一条堆放整齐
的废品带,主要是纸类、金属和塑料 。
这个小小的垃圾回收点覆蓋北苑地区的三个小区,一天就能回收七八百公斤的纸皮,两天
回收易拉罐二十多公斤。社区回收后,袁大姐再把废品运到废品回收市场做精细分类,仅
塑料就可以分成二十多类。
拆迁那天,来了一百多个联合执法人员,开着推土机把袁大姐和其他拾荒者的家推平。“
他们才不管拆了以后我住哪儿,让我回老家才好呢。”袁大姐称废品的地秤也被城管没收
了,她哭着求城管把秤还给她,城管说:“没办法呀,上面要撵外地人,我也没有办法让
你们留在这里。”
在北苑地区的另一处废品回收处,一户河南人家覆蓋附近五六个小区的回收工作,一天能
回收1.5吨的纸皮。
这户人家来京拾荒二十年。大兴大火后的一天早上,察觉异状的他们出门前问房东,住处
会不会被拆?房东保证说:“你们去做生意吧,肯定不会拆!”
当晚,他们辛苦一天回到家时,发现家园已成废墟。就在他们走后,一队联防人员趁着租
户外出工作,把附近一百多户房子全砸了。这家人住的地方原本是个仓库,50厘米厚的墙
体倒将下来,把屋内的冰箱彩电砸得稀烂。奋斗二十年的家,转眼成空,无处伸冤。
这个冬天,北京拾荒链条被彻底打散了
北京切除拾荒者和废品回收市场并不始自大兴这场大火。2012年起,遍布京北的大型废品
回收市场被逐一清除:东小口、东三旗、厢白旗、青龙河……这些名字一个接一个变成北
京拾荒人的记忆。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没能建立完善的废品回收体系,但中国的废品回收率仍远高于一些
发达国家,靠的是全国三至五百万拾荒人员。其中,有15-30万人在北京回收废品。他们
大致可分为13个帮派,最大的是四川帮和河南帮。这些“帮派”划区而治,分散在北京四
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有2000多户人。算下来,每一位废品回收者平均服务近
100位北京居民。
北京日产垃圾2.3万吨左右,正是这群“低端人口”的日夜操劳,使得北京生活垃圾中近
三成的可回收物免于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这条废品回收链条曾经高效且有序。一个个废
品回收站承上启下,千人劳作其中,上游从社区直接回收废品,靠人力精细分类后卖到下
游再生企业。
2003年前,拾荒者们默默承受着动辄被收容遣送的折磨,他们在大马路上骑着三轮,就可
能会被收容。收容制度废除后,他们以为可以光明正大地捡垃圾了,却被一环环向外驱赶
。
自2009年起,陈立雯长期调研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回国后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她访谈的
于1980年代末或1990年初到北京的废品回收者,普遍有10多次搬家经历。有时刚刚交了租
金就得搬走,而每次搬家都意味着辛苦钱打了水漂。据陈立雯统计,2012年后北京每拆迁
一个废品回收市场,就有20%的拾荒者永远离开废品回收这个行业。
北京北五环外,占地500亩的东小口曾经是华北地区最有名也是最重要的废品村,收集的
废品占到全北京市废品产量的四分之一,精细分类后流向河北、山东或南方地区。东小口
地处北京中轴线上,联络各区。全盛时期,这里车水马龙,聚集了几万名来自河南固始的
回收人员,一个摊位的月租就要5000块。
陈立雯介绍,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东小口的废品回收行情就能反映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走
势。2012年开始,被视作“疏解整治硬骨头”的东小口开始遭遇拆迁,陈立雯在回收站被
拆除之前,拍摄了《废品回收马师傅》,记录他们夫妻如何起早贪黑回收废品,落下一身
的病痛。
春节是“外地人走后北京会怎样”的天然实验。每年春节后,马师傅一家都要连轴转上一
个礼拜,才能把周边家庭累积的废品收完。
但2012年后,下游回收市场破坏严重,收来的废品不知销往何处;另一方面,废品价格急
跌。马师傅只好退出这个行当。不少拾荒者的后代转行去做了网约车司机。但2017年3月
的“京人京车”新政(即从事网约车的司机必须具有北京户籍,车辆必须是北京市牌照)
,彻底断了这些年轻人的就业念想。
2017年冬天,持续露出疲态的北京拾荒链条被彻底打散了。陈立雯无法想像,驱赶了二十
多万的京城拾荒者,北京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物要怎么做。据她了解,在2017年,北京垃
圾的非正常增长已达3%,几乎全都来自废品。
废品市场的快速拆迁恰恰伴随着城市废品的快速增长,北京愈加依赖垃圾焚烧。从2005年
至2014年,北京的生活垃圾的焚烧量从7.4万吨增至156.1万吨。
陈立雯介绍,2008年,北京只有高安屯一个垃圾焚烧厂,日焚烧量1800吨左右。十年后的
今天,北京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就有五个。据2017年3月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2018年北京共有11座焚烧厂投入运营,年焚烧量达597万吨。
如此规模的垃圾焚烧将产生大量二恶英,每年致癌的人数约为3779人。11座焚烧厂生活垃
圾管理全过程的社会成本将超过373亿每年,预计占2018北京市GDP的1.33%。
被驱逐后,袁大姐接到物业电话,暗示她回来收废品
家园被夷平的河南一家人,不得不在河北落脚,每天早上开着装纸品的小卡车,耗时近两
小时来到北苑,下午再把废品卖到燕郊。饱受惊吓的一家人对任何人的靠近和攀谈充满警
惕。“不要采访我们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都被北京人骗了。”他们拒绝透露
废品的去处,“再被拆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袁大姐如今住在原居所往北几公里的黄港桥附近。平时300元的一间房,大火后涨到800元
,依旧一房难求。“我们在北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辛苦受累都不怕,只要能
挣到钱就行。”袁大姐用粗糙的手背擦着脸庞说。她每天蹬着三轮把收到的废品运到往北
七八公里处的南七家废品处理中心。
过去,南七家因为路况差、价格低,在废品回收业内根本排不上号。但现在这里是北六环
内仅存的一处废品回收市场,陆续有骑着小三轮的拾荒者从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地方
过来。
寻不到住所的周守义夫妇搬来和两个女儿冰玉和冰清合住。虽然规定不让做饭和取暖,但
房东开恩,允许他们一家居住,也没有禁止他们做饭和取暖。
冰玉和冰清打工的餐馆也受到影响。餐馆老板另一处店面的外地服务人员全走光了,两姐
妹所在的店面尚能勉强维持。但快递费疯涨加大了他们的成本。以前他们给客人寄发票,
市内十元,现在涨到了15元。附近的水果摊、包子铺、煎饼摊都关门了。如今,姐妹俩已
经找不到吃得起的饭馆了。
姐妹俩唯一欣慰的是——父母再也不去收垃圾了。
周守义年轻时在施工中失去了左腿。过去他总是不听劝,戴上义肢,蹬着三轮,四处收废
品。有时一天也见不着人,两姐妹总担心父亲出事,跟他吵也没用。
如今倒也不用劝了。家附近的回收点都被拆了,周守义即便捡了废品来,也不知道卖去哪
里。偶尔有销路,一天就挣两三块钱,还不够买个大包子。
两姐妹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月薪3000元出头,支付家庭开支日感吃力。她们打算春节后
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但在附近饭馆纷纷关闭的情况下,到哪儿找到更赚钱的工作呢?
微信朋友圈关于疏解北京人口的消息让冰清更加着急。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叫做:《注意:
又一大批人要搬出北京!撸起袖子加油搬!》。其中写道:“搬出它一个青山绿水的生态
之城。”文中甚至定义了北京不欢迎的“四无人员”:无专业、无特长、无能力、无稳定
收入。
“一看到说每天要撵多少人,我就知道自己也属于那一拨里的。” 冰清说。谁也不敢保
证,她们眼下租住的房子,过两天不会贴出“三天内搬家”的告示。
看着北六环一带日渐“丰满”的垃圾桶,周太太无比惋惜。过去十几年,每个垃圾桶都会
被各拨拾荒人轮番“扫荡”。中国的矿泉水瓶子回收率曾高达99%。拾荒者被驱逐后,垃
圾桶里的瓶子马上多了起来。
与周太太一样,陈立雯也喜欢观察垃圾桶。她们的共同发现是:收废品的人越来越少,可
回收的废品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可回收物,比如塑料。以前,老一辈的人习惯分
离出纸皮、塑料等废品卖给拾荒者,但年轻一代普遍欠缺垃圾分类的习惯。拾荒者离开后
,人们更懒得从垃圾源头中分离出可回收物了。
但垃圾自己会说话。袁大姐休息的短短几天,小区内的垃圾就成了灾。双十一刚过没多久
,每个楼道都滞留着大量快递包装盒。袁大姐听说,由于垃圾显著增加,物业要多花五万
运输费。重拳清理回收废品的“低端人口”后,北京北四环外望京地区的环衞工人也明确
表示,各个小区内的垃圾比以往更多,他们的负担加重了。
住户投诉垃圾增多,物业没办法,又打电话暗示袁大姐回来收废品,只不过要保持低调,
收完赶紧走。
袁大姐终于把秤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