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台大国发所博士生王宗伟
在国际关系上阅读资料浩瀚的汪浩老师，上月出了这本“意外的国父”一书，探讨战后
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的史实与各种可能性。这本书重新启动了很多重要的史实，也对台
湾读者如何阅读国共近代长期革命的历史有一些特殊的帮助，但有些地方还是值得与汪
老师商榷。
在讨论“意外的国父”一书中所表现的观点，如同另外一位评论者黄克武教授所指出的
，本书所描写的毛泽东是非常负面的，汪浩指出毛的第一个特点是双重标准，毫无原则
，“怎么对他方便他就怎么讲”。
首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史实问题与汪浩商榷：“哪些话真的是毛泽东说过的？”
汪浩引述二二八事件刚刚爆发时，毛泽东在延安的广播讲话就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
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由于汪浩没有在书中引注此一资料的
具体出处征引为何史料，读者便无从查考其真假。对此议题目前只发现这一篇谈话能查
到的最原始出处，来自于中国知名反共作家辛灏年，他曾表示以上谈话可见诸《解放日
报》1947年2月底的社论和毛泽东的广播讲话。
且不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这种用语，基本上与毛的说话习惯不合。
笔者查阅所有相关的资料，都没有找到毛确实发表过类似的文字或言词，这篇讲话到底
具体出处是在几月几号所发表在何处的广播或社论，有无原始版型留存，均告阙如。其
余部分读者更无法从阅读原文的全文判断，毛的看法是否有被窜改或断章取义，甚至真
的是否发表过这个说法。《解放日报》1947年2月底的社论如果就能登出228当天的事件
并且评论，难道当时就有网络即时新闻了吗？
在反共阵营长期用来痛斥毛泽东的说法当中，遍寻不著原始出处全篇文章者常见。最典
型的是有人指斥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洛川会议上的说法，称毛命八路军对抗日的态度是“
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与七分发展”，但是没有人能找到原文。现在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
，都倾向认定毛具体说过这句话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有此前鉴，任何人希望引注毛泽东
的说法加以评论，建议都以能找出全文与具体时间为宜。本文稍后评论毛泽东对两岸加
入联合国问题的表达，也会引述一份很具体的毛选文章。
汪浩指责毛泽东坏人做错事，因为毛在种种问题上的冒进，因而导致了两个中国。但大
多数史家对这段历史解读都是，如果以当时中共的科技与工业实力，除非美国在西太平
洋布署的力量完全放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渡海作战可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
样一来中共力有未逮的情况下，两岸本来就非常可能走向分立，毛泽东做不做什么事情
，在他有生之年都很难看到中国统一台湾。
黄克武老师又指出在本书中，毛被汪浩形容为自私冒进、穷兵黩武、双重标准，其缺点
可谓罄竹难书。
在读到这一段话时，其实隐然感到黄老师有一个没有明白表达的疑义，对于毛一手改写
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也最庞大的军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
的工业化浪潮，统一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分裂局面的中国，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尽管过程十分残忍血腥的执政时期，以铁腕撬动了千年以来帝力于我何哉的中国社会
，完成中国初步工业化的毛泽东，如果只有罄竹难书乃至于一切负面词汇可以形容。于
是说来整部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岂非只能以坏人的辉煌胜利，好人的悲惨失败一笔带过
？既然一切都是黑暗的宿命，也难怪在新课纲下的台湾学生未来真的可以不用再细读中
国近代史，因为看起来没什么用。
王宗伟观点：“坏人的辉煌胜利，好人的悲惨失败”－与汪浩商榷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翻摄维基百科）
可是今天在台湾的人们真的可以如此简单结论，而从其中淘洗不出任何对中共的客观认
识与梳理脉络吗？
汪老师谴责的毛泽东一贯翻云覆雨的事情，在另一位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笔下，叫中共
“随时准备根据最新局势的发展迅速改变自己先前的判断”。作为一个推动前无古人革
命政治集团的弹性往往要非常大，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不择手段，这才可能完成非常庞大
艰钜政治斗争的任务。
但在太平已久的后世如何解决这样的局面，这确实要看从哪个角度怎么评价，一个政治
领袖乃至于整个政党集团的表现是否要以道德来作最重要的评价。在直率地指责毛泽东
双重标准，毫无原则，“怎么对他方便他就怎么讲”，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不管黑
猫黄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江泽民主张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违背共产党的基本信
念以前。或许更应该设身处地检查的是，当时的领导人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笃信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蒋介石在汪浩眼中是够正人君子了，但不也一样生前惨败，至今在台湾也还
要戴上杀人魔王的帽子，沦为被转型正义的对象。
不管古今东西在哪里搞政治，并不只是有洛克与孟德斯鸠的一面，马基维利与霍布斯也
是全世界政治家心灵的重要组成部分呀。
王宗伟观点：“坏人的辉煌胜利，好人的悲惨失败”－与汪浩商榷之
香港回归中国20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握手致意。（资料
照，AP）
今年适逢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与香港主权转移20周年，兹举一个关于战后香港命运却鲜
少人知的故事来例证。
1941年12月9日，在日军大举进攻英治香港的第二天，驻港英军因为遭受突袭而全面溃败
。受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日游击队以配合英美盟军作战，开辟敌占区游击战争为名，派出
精干队伍进入香港。主要目的为获取溃散英军丢弃的大批军火弹药武装自己，并袭扰港
九市区，相机控制新界乡区。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在地人为主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
西贡宣布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后来将总部移驻到今天香港迪士尼所在地大屿山的东甬，
与新界周遭的几个客家人为主县分的武装与党政组织相结合，依托与宝安（今深圳）等
地已经连成片早有群众基础的红色客家庄，同时在海上与陆上打游击与日军周旋。
到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日军投降，港九独立大队共拥兵600多人，且在新界的郊区如西贡
、沙头角与元朗等地，另外组训了各村庄的民兵自卫队员约2000多人，在这个短暂真空
时期成为香港地区最强大的军政势力。
这时国民政府不论是在重庆的蒋介石，或在广东粤军系统的领袖余余汉谋张发奎等人都
在摩拳擦掌，准备趁英军主力部队还远在印度甚至欧洲时迅速出兵，以接收沦陷区受降
的名义，一举南下从日军手上并同收回遭受殖民百年之久的香港。
英国首相邱吉尔虽然曾说中国想收回香港必须要OVER MY BODY，可是他老人家肥硕的身
躯毕竟在伦敦，而香港地区所有的英国军政人员这时大都还在日本的战俘营中被折磨的
快要死了。少数英国先遣人员是不可能抵抗粤系国军踢正步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
英国人这时还能有什么妙招呢？
拥有极其丰富情报与外交知识经验的英国人，还真的想出了一个极有想像力的妙招保住
香港，他们找上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请在港的共军出动协助英军阻挡气势正盛的国军
南下进入香港接收。
东江纵队考虑到未来很可能因应国共谈判的需要而必须离开广东北上，但香港对中共历
来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运基地，而且在此中共设置有庞大的组织、学校与报纸。一旦
香港被国府控制，很可能会下令全面取缔中共在香港的活动，致使党在整个华南地区的
活动与资源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既然如此东纵不如与英国人合作，让英国人战后继续统
治香港，比交给蒋介石或余汉谋张发奎等粤系领袖，对中共在此地甚至全国的发展都更
有利。
王宗伟观点：“坏人的辉煌胜利，好人的悲惨失败”－与汪浩商榷之
1997年香港主权自英国手中回归中国，至今刚好满20年。(资料照，AP)
东江纵队很快与英方达成协议，港英当局保证保护中共在港的所有外围组织的活动为合
法，中共就积极协助英方阻止国军接收香港。为了政治上的敏感性与保密，港九大队在
港的编制内兵员600人不参予其事，但在新界各乡村东纵所属的2000多名民兵自卫队员，
则接受英军的装备补给与命令指示，在新界与宝安的交界处布防，阻止国军由广东进入
香港接收。
原本余汉谋张发奎以为在1945年8月下旬可以行军纵队方式，进入理应形同真空状态的香
港，在英军主力到达前完成接收，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逼英国承认现状，洗雪百年国
耻。粤系国军作梦也没想到，在新界这边遇到了洒豆成兵从天而降的两千名华籍“英军
”戒备布防，武力阻止他们前往香港。在重庆搞不清楚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国府蒋
介石，为了避免与“英军”爆发流血冲突，连忙下令广东方面各单位原地待命。
而这一待命就拖到了1945年8月30日，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夏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组成的
皇家海军特遣舰队抵港，代表盟军受降，并同时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中国恢复对
香港行使主权的时间与主体从1945年的中华民国，就这样被拖到了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
所以汪老师指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许多问题上毫无原则，“怎么对他方便他就怎么讲
”，事实上不需要如此大惊小怪。应该直接说战争年代在血海火雨中滚大的中国共产党
，当时最重要的斗争方针是“怎么对他方便他就怎么做”。共产党人所谓的爱国，首先
还得要计较爱的是哪个国。倘若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假如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宁
可甩开民族大义直接便宜英国人。
台湾作为与中共长时期以小搏大的玩家，是否要在道德上谴责对手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怎么从这样的史实上理解认识我们的对手，具备怎样的性格。
有了这种认识以后，对于现下北京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一件过时的文物，只合该收藏于
历史博物馆的态度，就一点都不令人觉得奇怪了。
前面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手段上的灵活性，汪老师找到的另一段史实，就非
常值得台湾人民关注，关系到中共在原则上的坚定性。汪浩在本书中特别侧重描述了蒋
介石在联合国内，最后为了留下是同意采取两个中国原则的。这与在台湾很多独派的朋
友都指责蒋主张汉贼不两立，只能退出联合国的说法相左，但汪浩的说法事实上却真的
合于史实。蒋当然希望可以竭尽所能留在联合国内，名器上的调整当然是必要的牺牲。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次换成毛泽东坚决反对。
1956年9月30日也就是在大名鼎鼎的万隆会议后，毛泽东与其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印尼总
统苏卡诺会谈。在这场会谈中明显看得出来，是努力在为某方当说客的苏卡诺，主动对
毛提到了两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且力劝毛接受两岸并立于联合国的方案，
哪怕作为暂时过渡方案也好，允许台湾留在联合国内，让中国尽早加入联合国。这场谈
话内容后收入毛选，题目是“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身经百战的毛泽东当然听得出来苏卡诺此问的意图，到底是在为谁当说客。虽说毛最后
还是很礼貌地说“我们是好朋友”结束此次会谈，但中间却明确地告诉了苏卡诺，以及
他背后请他来投石问路的人，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毛说：“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
苏卡诺到这时还不死心地问毛:
“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斩钉截铁地答称：对。
换言之，不论当时蒋采取任何动作，都无法动摇毛矢志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的决心，15年
后终于达阵。
在中国的具体实力已经千万倍于毛泽东时期的今天，回顾这两个为汪老师的说法作印证
的故事，是台湾人民不论对国家的期待定位未来走向为何，都必须更理性冷静地面对，
这个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强大对手，并且思考我们将要走下去的道路。
这正是回顾这段意外的历史，所能带给当代台湾人最重要的养分。
*作者为台大国发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