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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三篇。在本文中，丁学良教授以“四权
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的政改问题和街头运动的症结，本文系《四权纠结
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的上篇。
本月底的这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对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决议。由于这是一个业
已公布的议程，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北京（此简称是指中国分管香港事务的多个中央机
构）还是在香港，双方都在为这一决议的出台做各种准备。香港几乎每周都有触目惊心
的街头活动，泛民主派和亲政府派一直在街头活动方面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激烈
竞争——你方做一次近百万人规模的签名活动，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十几万人的
大游行，我方也搞一次。双方都说对方的数字不靠谱，但规模确实都很大，香港街头运
动的记录多次刷新。双方在舆论发声的交锋上也异常频繁和火爆。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
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
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大规模
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
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
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
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
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
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
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
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有重大政治争
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
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
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
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纷纷出来
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
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
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
”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头。
对于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权问题，北京高层也没有长期考虑后拟定的方案。中共领导层内
部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中有两派最具代表性。一派是“不动派”，即主张让香港的
地位不要大动，基本持续下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三十多年里虽然主权未落实于
香港，也并不影响充分利用香港为中国服务。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外贸继
续有利。另一派则认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变了，不能继续让英国管理。
争议纷纷之中，邓小平一锤定音，决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这就体现于1982年9月24日邓
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的那场著名谈话。根据英方的解密文件，邓小平讲话时
，指主权问题不能讨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否则难以向中国人民交代
：“如果到时未能收回主权，新中国会跟清朝一样，现在的领导人就像李鸿章一样……
中国人民不会再信任他们的领导，中国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台”。邓说不会立即宣布收
回香港的决定，但最迟一两年后宣布。1984年果然宣布了（《明报》2013年3月24日有关
英国解密文件的翻译）。
而邓小平只做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管细节，这是他的决策特点。当时邓小平最关心的
是主权问题，那是他认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邓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时目睹了
太多的中国主权被屈辱损伤，所以收回主权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大政治，是涉及百年
轮回的国运问题。至于香港回归后如何去管理，香港与大陆关系的细节如何，他并未作
很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他那时考虑的优先问题，因为百废待兴的中国还有
总体改革开放的更大、更难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国曾试图以“主权”换“治权”
在“主权”这个最高层次下面的权力是“治权”，即管治权或治理权。同样是在以上提
及的英方解密文件中，部分章节证实了英国政府当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权”问题中方
不让步的最坏情况下，退一步要求中国把香港的治理权仍然保留在英国手中。这种两权
分离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双重架构——中国是掌控香港主权的“董
事长”，英国则是负责香港日常运作的“总经理”。
解密文件显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撒切尔夫人与时任总理赵紫阳第二次会面(第一次
会面谈的是国际议题)，专门讨论香港问题。面对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归中
国会引起全球来港投资方的信心危机，赵紫阳老实相告：“如果要在两者间只选择其一
，中国视主权优先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说，当年割让香港的条约依国际
法仍有效力，若要废除它，需经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处理。她于是建议双方另立协议解决
，让英国保留香港的治理权，以便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释：主权和治
权不同，如果香港改变了治权，会产生信心危机，应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
（译文出处同上）。
英方的“二权分立”提议在当时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离谱，它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是：香
港在英国150年的管治下发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赶上了英国。香港1949年以后，还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交流的有效窗口。继续让英国按照过往的方式来治理
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也能够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阶层绝大部分的认同。
从英方解密的文件中，我们看不出中国领导人对“以治权换主权”有任何积极的回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字里行间表明，中方并没有把主权和治权看成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安
排似乎很难被中国领导人理解。此后的事态发展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最终决定是把香港
的主权连同治权一并从英方收回，一刀两断。
我多年里老是记得当年读到的一个生动例子，香港殖民政府后期最高位的华人官员邓莲
如（她是英国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为了香港
回归问题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了北京，被邓小平接见。邓女士欲充分利用这个宝贵机会，
向邓小平反映，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治理香港担心害怕，是因为中国本身还缺少
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国大陆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强香港对中国管治
的信心。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训斥称:“请你们到北京来是讨论香港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
告诉我怎么管理中国”。确实，在邓小平眼里，能够告诉他怎么治理中国的人已经走了
；毛泽东之后，还有谁够资格告诉他如何治理这个问题无数、潜力无穷的泱泱大国？
邓小平对主权象征的理解：换旗换督和驻军
香港的回归，当然需要能够体现中国主权象征的安排和相应的举动。那时参与此事决策
、地位仅低于邓小平的高层领导人有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过去兼任外交部长）和耿?（过
去兼任国防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他们认为签订了中英有关香港主权交接的
条约是最重要的事情，随后的安排就比较简单了。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下分管港澳台和华侨事务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他也是对外部世界
最了解的老干部，一次接见香港代表团时，他对主权变更的解释，是非常著名的十个字
：“换旗换督，不驻一兵一卒”（《明报》2014年8月10日有关回归的资料特刊）。这里
的意思很明白：香港回归的关键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象征，只要把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
把白皮肤的总督换成黄皮肤的特首，其它的制度一概不增加也不减少。邓小平过去没有
这么说，但他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那时有关“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体现”官方定义所发生的唯一一次大风波，是邓小平
对从1997年6月30日午夜开始，中国军队是否在香港驻扎的问题公开发怒。整整30年之前
，就在中英交接条约的最后文本敲定之际，邓小平当着所有被接见的记者们的面，怒斥
两个领导人——黄华和耿?。这两位已经表示解放军在港不驻军，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香
港的信心。而邓小平在镜头前怒斥耿?及黄华，指在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这令在
场的人大惊失色，更是令香港惊慌失措，英国也傻了眼。
客观而言，邓小平如此重视驻军，乃是一种本能。对于邓小平这种大半辈子带兵打仗、
靠枪杆子得了天下的强人而言，驻军是主权最核心的标志之一。邓不会忘记，近代中国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占据小部分领地的一方有自己的
军队，占据大部分领地的合法政府就无法干涉其管治的权力——这就是1937年后国共抗
战时期的陕甘宁特区。如果没有军队，其他都是废话。连我这样的读书人当时都对香港
的亲中报刊主编说，我挺理解邓小平的说法，驻军只要是对外不对内，就是主权象征意
义的，没有问题。
而且你再看看英国殖民主义史的两百年，在全球那么多的地方都插上了自己的米字旗。
英国人插国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走出去的英国公司的经商活动宣示其主权，
一是通过军人的占领宣示其主权。而中国只能靠派驻军队的方式，来支撑它在香港的另
外两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换旗、换督”。
即便把这三大象征全算进去，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国家主权”的界定范围是不大的
，没有巨细无遗、保罗万象。邓当时对治权也许是真的不怎么关注，他历来是管大不管
小，管粗不管细，只要主权在手，其它都好办。这说明，中国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
，与英国以及在英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精英层是很不一样的。在后者看来，主
权的象征意义最多就那么三条，其实际内容就是外交和国防；除此以外，其它都是治权
。这便成为后来北京和香港多年来种种冲突的根源。
举例来说，1997年4月，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要进驻香港，为7月1日主权交割做准备，
香港十分紧张。当时的紧张情绪是少有的，许多媒体都在港深交界处的口岸等候解放军
的入港，后来还发生了纠纷。回归后香港有些人提出的疑问是：解放军进驻香港为何要
带进攻性的重兵器——即武装直升机，这是香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而且入港的军车经
常裹得严严实实，亦未经香港海关的检查，香港有人质疑这是否侵权，侵犯了香港的管
治权力。北京则认为军队运作是代表主权的行为，不受地方海关的行政性检查是正常的
。这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香港看做是治权的，而北京看做是主权。1997年7月1日之后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经常在这类问题上被立法局议员和媒体质问，他也讲不清。
主权和治权的纠结让北京香港之间越发紧张
简单总结一下。在一开始，邓小平关注的只是主权，后来很快发生了摩擦乃至冲突，基
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差别巨大。如何选特首，在香港许多居民尤
其是白领中产阶层看来，是属于治权范围，因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国防，只是负
责香港的内部事务，北京不应该主导此事。北京则坚持，特首如何选的问题，是在主权
范围之内，我们不管，那还行？！这几个星期香港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多数都是这
类言论，下面是8月28日的主要报道：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引述委员长张德江在前日小组讨论时指，香港普选要考虑国家安全
和利益，预计在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后，“香港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中央已有心理准
备。“出闸限”（即特首候选人）两至三名，“门槛”要过半（指必须获得推选委员会
过半票）方可成为正式候选者。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谈及“白皮书”，强调中央不是不管
香港，亦不是只管理某些事务，“只不过采取了不同于管理内地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
，实行特殊的方式管理”，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张又不点名回应李国能早前撰文
指“法官只应向法律负责”的说法，指香港法院是特区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法官是治
港者，与司法独立无矛盾。
就在这一两天，北京会正式宣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最终决定。大家早预测，它马上将触发
香港街头的大规模反应，这就牵涉到“四权纠结”中来自民间社会的另外两权——“人
权”和“公民权”；四权的纠结令香港很不安，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纠结，则需另外撰
文来讨论。